关注小人物得失，追问普通人的历史：《岩波日本史》的启示

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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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岩波书店、小学馆、吉川弘文馆等出版社都以丛书的形式出版日本史。2020年以来，有三种日本史丛书被译介到中国，它们分别是《岩波日本史》《早稻田大学日本史》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这些丛书各有千秋，有的长于普及，有的锐意立新。浙江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王勇曾在一次采访中比较了引入中国的三种日本史丛书。他认为，《早稻田大学》日本史虽然经典，却有些“古老”，与当代日本史学界的发展脱节；《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富于学术性和挑战性，每位作者都很敢于冲击前人的定论，观点明确；而相较之下，主打“泛阅读、通俗性、普及化”的《岩波日本史》则成于此也败于此，一方面，它为大量青少年和一般历史爱好者进入日本史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但另一方面，这套书的作者们很少亮明自己对一些争议性学术问题的观点，“某种意义上学术的锋芒就消失了。”

在众多的日本通史读物中，《岩波日本史》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反映了怎样的出版思路？对今天的中国读者而言，这套书有什么意义？近日，日本岩波书店前总编辑马场公彦、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丛书第九卷《日本的现代》译者）、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初晓波（丛书第八卷《帝国时期》译者）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一次对谈。他们聊到了《岩波日本史》的编辑出版、日本战后史学界平民史观和地方史观的兴起，以及日本历史上那些与当下中国困境相仿的问题。

活动现场的初晓波（左）、杨伯江（中）和马场公彦（右） 出版社供图读者需要的不是定论，而是多种观点

2000年左右，《岩波日本史》作为岩波书店的“青年新书”系列出版。新书本和文库本一样，是日本特殊的出版形式，它们设计简单，小巧轻便，便于携带，这两种书型都与创办于1913年的岩波书店渊源颇深。一般来说，文库大多收录文艺作品，新书则关注时代新动向与新思潮，立志于搭建学术前沿和大众阅读之间的桥梁。马场公彦在《岩波日本史》中文版总序中介绍道，每年大约有两百种读物以新书的形式在日本出版，而面向15-18岁高中生的只有“青年新书”一种。80多年前，岩波书店的创始人岩波茂雄感于七七事变日军的侵略行为，决心用书籍来唤醒受国粹主义和帝国主义麻痹的日本民众，“岩波新书”就此诞生。今日的世界局势尚未走到最暗黑处，但在各种封闭主义抬头、种族主义阴魂不散的形势下，每个人都有必要了解基本的史实，思考人类为什么一步步走向了历史上那些毁灭性的战争和灾难，这种历史教育对青年而言尤为重要。

活动现场，杨伯江、初晓波也谈到了《岩波日本史》很少摆明观点的问题。他们认为，这套书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作者们却是一流的学者，对专业的学术问题他们肯定有自己的看法，不直接说明乃是考虑到整套书编辑思路的缘故。杨伯江指出，这套书之所以在历史普及和国际传播上取得成功，正因为它“只抛出一些观点，给出几个例子，让读者自己去思考”，省去了大量的学术写作篇幅。联想起自己在北大的教学经历，初晓波觉得，学生们最不需要的就是老师给定论，他们想知道的是关于某个问题学术界目前有哪几种看法，然后自己做出思考判断。作为一套面向青年人的通史著作，《岩波日本史》也以此为编写思路。

初晓波举了一个例子。在第八卷《帝国时代》中，作者由井正臣引用了日本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外山正一的诗歌《日本男儿向前向前》作为史料。外山正一曾是东京帝国大学校长，还担任过伊藤博文内阁文部大臣一职，这位推崇理性的知识分子却把日本对中国与朝鲜的势力争夺之战看作文明之战，在诗歌中将“无坚不摧的大炮”对准“文明的大敌”，要用“所向披靡的宝剑”刺向“蛮族的巢穴”。不回避“南京大屠杀”的由井没有直接批评外山，这让初晓波觉得困惑、“不过瘾”，读到后面才明白了由井的苦心安排。二战后期，日本将征兵年龄降至19岁，许多大学生受召入伍，1943年一个寒冷的秋雨日，文部省在东京明治神宫举行了学生入伍壮行会，由井写道：“参军的学生带着各种各样撕心裂肺的苦楚走向战场，有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有对父母和全家以及恋人的深情，也有对自己挚爱学术研究的诀别。”

“试想，如果外山正一还活着，作为东大校长、文部大臣，亲手将自己培养起来的学生送上战场，白白送死，他该是什么样的心情？”初晓波说，书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暗笔，给阅读带来了很大的“刺激”。对一般历史爱好者和青少年而言，这样的写法或许更有助于他们理解历史中的因果与是非。

《岩波日本史》中文版共九卷，日前引进出版。历史本可以有多种选择，不要用偶然代替必然

注重地方史、从平民的角度来考虑得失，是《岩波日本史》的一个特色。马场公彦解释，江户时代以前的日本史通常以天皇、将军政权的交替作为主要线索，按国史的方法来叙述，但《岩波日本史》特别关注北海道与冲绳两个地方的文化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岩波日本史》并没有以通史的形式来制造单一民族和中央王权的神话。

杨伯江说，第九卷的作者鹿野政直大量引用了《朝日新闻》读者来信栏目里的短文章来作史料，其内容覆盖了日本战后女权运动、反安保运动和“考试地狱”等社会现象，“他关注的是小人物，是一般的市民……但又能从这些细微的素材，概括到历史的高度，这是鹿野的功力所在。”初晓波补充道，其他几卷在史料的使用上也秉承了平民史观，出土文物、和歌、小说、绘画、民歌替代了传统的《日本书纪》《古事记》以及学者著作。

“我们现在所说的日本史，到底是谁的日本史？是天皇史？英雄史？还是普通人的历史？普通人究竟从这个大动荡的时代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初晓波认为，这是《岩波日本史》每一卷都在反复追问的问题。杨伯江以第九卷《日本的现代》为例，日本在战后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国际政治地位也随之提高，但这一过程也伴随着环境污染、房价飙升、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进入平成大萧条时期，一些人开始反思过去的道路——是不是只要赚了钱，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其他任何发面的损失都可以忽略不计？

最后聊到20世纪的中日战争是否曾经有机会避免时，马场公彦明确地认为，战争有过不爆发的可能，他列举了当时许多反战派的人物及其主张。初晓波总结，因为历史发生了，人们就总觉得它是必然的，但历史的选择像个漏斗，一开始有很多的可能性，只是随着时间的下移，在国际形势、地区形势、国内形势、领导人个性的综合影响下，选择开始一点点收窄，最后就只剩下一条路。

“思考日本是否曾有机会避免战争，其实也是在回答我们能从这个历史中获得什么。我个人认为，这是《日本岩波史》给我们的一个参考价值：当一个国家选择还比较多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不能轻易把国家战略、民众情绪草率地投入到一个方向，去‘一赌国运’，用偶然代替必然。”初晓波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