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场景为“爆款”舞剧定调，上海如何从红色作品中回望自己的过去

将近90年前，刚刚20岁出头的聂耳，相继创作出了《卖报歌》《毕业歌》《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一批传世之作。

今年6月，位于淮海中路上的徐汇艺术馆特别举办了“前行之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展”，人们心目中永远年轻的人民音乐家聂耳，成为串联起这一展览的主角。

在日前举行的徐汇区新一期“汇讲坛”上，“前行之歌”的策展人唐丽青、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教师姜涛、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研究馆员严洁琼，和特邀前来的著名剧作家、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编剧罗怀臻，探讨了如何挖掘上海城市历史，向当代年轻人讲好“上海故事”与“中国故事”的方法。

然而，没有太多高深的秘诀，让创作者们感动或自豪的片段，都有些令人意想不到。

沉浸式多媒体音乐情景剧《前行之歌》还原聂耳与卖报女孩相遇的场景

身世传奇的“鸿英图书馆”

徐汇艺术馆位于淮海中路复兴中路路口，对面就是由复兴西路、乌鲁木齐中路和淮海中路合围而成的一片三角花园。艺术大师张充仁创作的聂耳铜像就屹立在此。

走进正举办“前行之歌”特展的徐汇艺术馆，墙上一张张老报纸的设计，总能第一时间吸引人们驻足。展览的内容都被编写成了“新闻”，以报纸和刊物的形式“刊登”在墙上供人们阅读。这一设计灵感的来源，正是徐汇艺术馆所处建筑的前身，曾有“东南第一文史馆”美誉的鸿英图书馆。

严洁琼介绍，在上海图书馆保存的一张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成员的合影中，有一位姓名标注为“黄仁治”的董事。这便是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

严洁琼讲述鸿英图书馆创办过程

黄炎培出生于浦东川沙，当时这里还隶属于江苏。1901年，他进入南洋公学，即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就读，毕业后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还以申报随行记者的身份到全国各地进行考察。1924年7月，黄炎培和史量才、马世杰等人发起创立了甲子社。这是一家人文类报刊编辑所，也是一家出版机构，主要搜集史料、制作图书杂志索引，并于1930年起出版《人文月刊》，成为全国首创的检索刊物。1931年，甲子社更名为人文社，同时决定设立人文图书馆来保管收藏多年的资料。

这就遇到了要扩充设备、兴建新馆的需求。1932年，黄炎培等人预估建新馆大约需要40万元资金。作为一家清贫的人文类编辑机构，显然，众人筹集不出这么一大笔钱。于是，在人文社第七次社团年会上，黄炎培倡议，若有谁愿意独立出资兴建新馆，该馆就以此人名字来命名。

此时，叶鸿英出现了。他是当时上海滩颇有名望的商人，晚年对公益事业非常热心。得知黄炎培的倡议，他慷慨捐赠50万元，大约折合黄金万两。其中40万元用于建造图书馆，另有10万元用于兴办乡村教育。

因为对教育事业共同的关注，黄炎培和叶鸿英这两个身份南辕北辙的人，“凑”到一起创办了鸿英图书馆。为了更好地运作这笔资金，鸿英教育基金会便由此诞生。在摄于1933年4月的这张基金董事会成立合影中，有不少文化名人和实业家。有担任董事会主席的蔡元培，以及当时上海的棉纱大王、实业家穆藕初。

唐丽青讲述梳理鸿英图书馆史料过程

作为一家私立图书馆，鸿英图书馆于1942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它的读者以专家、学者、企业人士和大学生为主。馆内主要收集民国元年起出版的各类书籍、报纸、杂志，纸张都用糨糊装订起来，方便查阅和检索。据统计，到1946年，这座图书馆的藏书量已达5万册，有期刊3600余种、报纸130种，还有碑帖、名人字画等种类丰富的藏品，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带给人们诸多来之不易的精神食粮，“东南第一文史馆”之名也由此而来。

新中国成立后，鸿英图书馆从私立转为公立，1958年并入上海图书馆。而今，上图不少珍贵的馆藏，就来自于这座身世传奇的“鸿英馆”。

笔名很“00后”的聂耳

“像鸿英图书馆这样有很多爱国人士默默工作过的地方，在上海其实还有很多。”严洁琼说，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经常被称为“十里洋场”“东方巴黎”。但是在表面的纸醉金迷背后，有很多爱国人士、革命人士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默默为国家、为人民付出。在当下，这些故事无疑值得更多的挖掘与讲述。

2005年，鸿英图书馆原址被认定为徐汇区文物保护单位，在进行“修旧如故”的改造后，以清水红墙的外貌和徐汇艺术馆的新身份向公众开放。而今，艺术馆所在地被纳入了徐汇音乐街区的规划建设，年轻一代的艺术工作者唐丽青、姜涛所面对的不仅是与大楼一街之隔，静静伫立在路口望向世人的聂耳铜像，更是要在400平方米不到的策展空间内，将一个时代的故事娓娓道来。

《前行之歌》剧照

唐丽青首先想到的是三首聂耳最广为流传的歌曲：《卖报歌》《毕业歌》以及《义勇军进行曲》。“《卖报歌》是对身边穷苦孩子、对个人的关注；《毕业歌》开始号召青年群体站起来为国家奋斗，这是为一群人所作的歌；《义勇军进行曲》是整个民族发出的呐喊，是一代人前行的过程。”唐丽青说。

在对鸿英图书馆的史料梳理中，她和同事们发现，抗战期间，图书馆经历过日本宪兵队的多次冲击，日方打伤了馆员，运走了一车又一车的馆藏，情况十分惨烈。后来，馆员们把资料藏在天花板、墙壁夹缝中，才躲过了更多的劫难。

把展览内容做成老报纸，印在墙上的想法也由此而来。在名为“黑天使的呐喊”的板块中，内容的来源就是聂耳使用过的笔名“黑天使”。“不要怀疑，这个看起来跟今天‘00后’网名一样有些‘非主流’的名字，的确是聂耳使用过的笔名。”而让唐丽青有意外收获与感悟的还不止这些。

《前行之歌》剧照

聂耳创作《卖报歌》的时间，恰好是他在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工作的时候。“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平日里都要穿西装三件套与明星、导演交往，怎么就能写出这样深刻反映底层人民的歌曲呢？”唐丽青说，聂耳在日本不幸溺水身亡后，他的追悼会有大批民众自发前去哀悼，每一个人都会唱他谱写的歌曲，这在今天都很难想象。

围绕聂耳的故事，徐汇艺术馆还在此次展览中，首次尝试创作了沉浸式多媒体音乐情景剧《前行之歌》。回顾该剧的创作过程，导演姜涛却说，最令他难忘的是聂耳身上几个鲜为人知的细节。

“我们找到了聂耳的英语自学课本，原来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读左翼思想的进步文章。”“聂耳很有幽默感，而且非常自律，热爱健身，我们的演出里就安排了聂耳跳绳的环节。”这位当时如此富有个性、积极向上的青年，不正是现在这个时代年轻人可以学习的榜样吗？

姜涛讲述《前行之歌》创作过程

两个场景“定调”

作为唐丽青、姜涛的前辈，罗怀臻在戏剧创作上已经有丰厚的作品积淀，近年来人们熟悉的舞剧《朱鹮》也出自他之手。

回忆起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创作过程，尤其是故事场景的设计时，罗怀臻遇到的难题不仅有人们对电影版故事的熟知，记忆存在“不可更改性”，更有这一故事发生背景的“不可舞蹈性”。“故事主角李侠的发报空间只有2平方米，腿一抬就要踢到窗子，人一站起来就碰到屋顶了，该怎么跳呢？”

但有时候，难点攻克了，就会变成亮点。

罗怀臻首先想到，1958年孙道临主演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时，当时的观众都经历过国民党晚期统治阶段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战火连天的岁月。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崭新的中国由衷地认同，观影时自然深有感触。然而60多年后的今天，观众主体变成了今天的“80后”“90后”乃至“00后”，如何让舞剧在这一代年轻人心中种下红色的记忆？

罗怀臻讲述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故事与场景设计

提出这个问题后，罗怀臻所面对的故事线开始变得清晰。他从自己最感动的一组数字入手：12年与20天。前者是李侠在上海潜伏的岁月，三次被俘、次次受刑，第三次受刑时，施刑者把李侠身体上所有的支撑点都打碎，关节、膝盖、脚踝、脊椎……到最后已经成为一个“蛙人”。而就在上海解放前20天，距离理想实现的日子只有这短短20天了，李侠却被枪杀了。

“这个12年与20天的对比，是一个巨大的遗憾。”罗怀臻说，这一遗憾，也是当代观众所能产生共鸣的地方。在他的剧本中，英雄会哭泣，会紧张到胃痉挛甚至呕吐。“把真实的人性表达出来时，所有的观众、不分年龄才都会相信。”

与唐丽青和姜涛一样，罗怀臻也面临如何打破空间限制这一艺术创作亘古不变的难题。李侠发报的空间在小阁楼，平日工作的场景是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小杂货铺。在这样的地方跳舞，怎样显示出“上海腔调”，让所有人观看时都觉得，这个故事一定是发生在上海？

这是罗怀臻为自己摆出的第二道考题。他先改造了两处场景作为舞台的发生地，一处是报馆，另一处是旗袍店。其中，位于北京东路2号原上海广播电台的办公场景被融入舞台，设计出一个所有编辑在此办公、各种信息鱼龙混杂的场景。纷繁复杂之下体现的是人性，也是英雄坚定不变的信念。而在旗袍店的场景中，既有女性对镜涂口红、磨指甲这些暗流涌动的“比美”细节，旗袍店中的一面面镜子，何尝不是人性的映照。

罗怀臻说，以往以老上海为背景的红色作品，常常将一个“纸醉金迷”的上海与另一个底层人民苦不堪言的上海作为“两个世界”的对比。但深究上海的市民文化，讲究“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上海人，恰恰无比擅长在咫尺方寸的天地里，找寻出生活的趣味。“石库门房子里，接自来水的地方就是人们交换信息的场所，人们排队接水时会带上矮凳、蒲扇甚至零食，每一个细节都是生活的乐趣。”

在他看来，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之所以征服了上海观众、全国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观众，因为人们在体验文艺作品所描绘的故事时，“会慢慢找回一个属于今天上海人回望自己过去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