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从边缘城市变身世界顶级的秘密！

曾经作为一个边缘城市，近代伦敦是怎么成为世界大都市的？伦敦，有着独特的气质和厚重的历史。在诸多史作中，西蒙·詹金斯的《薄雾之都：伦敦的优雅与不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全景展现了从古至今伦敦的发展史，创造了一幅无与伦比的城市肖像。本文来源于5月21日《北京晚报》，作者李新宽。

研究古代文明的史家一般都把城市视为文明形成的标志之一，由此可见城市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地位。城市特别是一个国家的大都会，是一个国家历史的缩影和窗口，它往往既是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又是国家权力的角斗场，既是时尚的发源地、又是文化发展的大舞台。因此，要了解一国历史，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就是从首都这样的大都会历史入手。

上图为著名建筑师纳西在1835年打造的白金汉宫，前院原立有一座大理石拱门，后被如今的建筑立面挡住。

在当今全球星罗棋布的大城市中，伦敦市无疑有着独特的气质和厚重的历史。描绘伦敦历史的书籍也可谓汗牛充栋，令人眼花缭乱。在诸多史作中，西蒙·詹金斯的《薄雾之都：伦敦的优雅与不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全景展现了从古至今伦敦的发展史，是一部方便读者直接了解伦敦历史的简明之作。

英国从欧洲一个边缘国家成长为称霸全球的“日不落”大帝国，从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成长为工业革命的先行国，主要发生在近代早期这三四百年时间里，发展转变的奥秘何在？这一直是历史学家关注的重大主题。伦敦是这一历程的见证者，也是了解这段历史的最佳窗口，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伦敦自己也从欧洲一个不起眼的边缘城市，蜕变为国际性大都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伦敦每一阶段的历史风貌，就是当时英国的历史风貌。在笔者看来，虽然伦敦历史的每一阶段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但作为一名近代早期英国历史的研究者，想专门谈谈近代早期伦敦的蜕变，因为伦敦的优雅与不凡，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炼就的。

大雾天的皮卡迪利广场（1952年）

向现代化都市迈进

伦敦的重要性，是在近代早期开始得到彰显的。史家保罗·斯莱克指出，1500年到1700年间，英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例增加了三倍，多数增长发生在伦敦，伦敦城市人口从1520年的55000人到1600年的200000人，再到1700年的575000人，取代巴黎成为欧洲除君士坦丁堡外最大的城市，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榜样。

“从乔治王时代中期到拿破仑战争之前，是伦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牧师托马斯·吉斯伯恩将伦敦称为“至上之城”，当然，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伦敦只是一个中等都市，但以18世纪的标准来看，它是一个巨人，一个宏伟的巨人或贪婪的怪兽，丹尼尔·笛福认为它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人类的定居点，是新时代的罗马城，是英国和新帝国的伟大中心。

伦敦以其大规模和多样性让访客感到头晕目眩：前置玻璃的商店、堆满的商品、喧闹的码头、高耸的船桅杆、渡船、妓院、巨大的商店标识、慈善机构、数百家咖啡馆、数百家旅馆、数千家啤酒馆和白兰地商店、300家教堂（尤其是圣保罗大教堂，其巨大的圆顶笼罩着伦敦的天际）、数十家市场——包括比林斯盖特的鱼市和煤市、康文特园和斯托克斯蔬菜市场、利德贺街肉类和皮革市场，以及其他一系列买卖干草、樱桃、苹果和呢绒的市场，还有集市、流通图书馆……种种物质符号表现出，在18世纪，伦敦成为全欧洲最现代化的城市。

带动全英城镇化

这一时期，伦敦的扩张速度惊人，带动了全英国的城镇化。伦敦的扩张规模不论是放在英国全国背景下还是放到欧洲发展的背景下都是相当迅猛的，在1600年左右伦敦有20万人口，到1650年翻了一番，达到40万，到1700年达到了57.5万人口。

经过1666年大火之后重建时期的城市大建设，在1713年乌特勒支和约之后又迎来了一次繁荣。1725年笛福以惊奇的语调来描绘伦敦：“我经过一处令人惊奇的新建筑现场，不仅仅是房子，但可能我说的是新的城市。新城市，新广场，精美建筑，在世界上没有城市、城镇和任何地方能显示出类似的景象；无法判断它们在何时、何地结束（扩张）或停止兴建……一路上经过这些新景象时，我看到了到处是砌砖匠和劳工；他们不干别的，但像园丁一样，挖一个坑，放几块砖，很快一幢房屋拔地而起。”正是房子一座挨着一座建成，以至于有人认为“再待上一年，那些人就把房子从伦敦建到牛津了”。

伦敦的急剧扩张带动了英国的城镇化。史家约翰·布鲁尔认为，在18世纪之前英国还不是一个十分都市化的国家，只有伦敦是一个大都市，仅有一小部分人口居住在规模不等的城镇中，很少有城镇能够和荷兰、意大利以及法国的富有城镇相抗衡，这种局面在18世纪被急剧改变。英国成为欧洲城市化最快的部分，在18世纪前半期，承担起欧洲一半以上的城市增长量，到后半期达到了惊人的70%，地方城镇甚至比伦敦增长更快。

起初，所有的城镇包括市场城镇按照同一比率扩张，但很快少数城市远远超出了其他城市，到1801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伦敦之外的17个城市人口在2万到9万之间，英格兰和威尔士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居住在城镇中。社会史家巴里·科沃德认为，英国在近代早期特别是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城镇化经历了一个意义非凡的阶段，英国的城镇世界发展成为多中心的，而不是集中于单一城市。除了伦敦的高速发展外，地方城镇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和发展阶段。

兴旺发达的商业之都

伦敦在18世纪不但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更成为国际性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不仅全国各地的人口涌入，而且吸引外国人前来谋生，许多移民特别是荷兰人，在商业和金融业工作，经常能在伦敦西区看到他们参与到消费服务中去。饭店和旅馆通常由外国人经营，富有的伦敦人雇佣法国厨师，一帮与艺术相关的人士齐聚伦敦，给伦敦人带来了巴黎一样绚烂的文化休闲活动。

从17世纪后期和整个18世纪，不仅是外国大使们，各种职业的外国人都成群造访伦敦，根据他们所写的经历，他们一致同意斯图亚特国王实际上成功地把首都缔造成为令人难忘的城市。尽管这些外国人都注意到西区广场的规模和数量、伦敦建筑的快速增长、伦敦的规模和人口，但他们对建筑的宏伟壮丽、富丽堂皇不屑一顾，因为他们实际上在寻找的，以及给他们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更为内在的东西。这些外国访客不是普通的游客，他们中包括了政府官员、外交官、政客、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来伦敦是为了报告和分析发生在英国的经济奇迹，就像后来的记者报道德国、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奇迹一样。他们的一致看法是，伦敦的伟大在于它是一座商业城市，是一座艺术、科学、贸易和制造业都兴旺发达的首都。

几乎所有的访客都同意，以建筑品位来看，伦敦与巴黎或罗马没法相比，但他们也同意不能用这种苛求来给这座生机勃勃的大都市下定义。一位胡格诺难民就认为，旧帝国的罗马城有许多宏伟的神殿、剧场、柱廊和宫殿，伦敦没有这些，“但是我敢断言，旧罗马所有之美都加起来，都没法和成千上百的船舶游弋于泰晤士河上的壮丽景象相提并论……一种不仅有用和持久的美，而且舒适和怜悯的美，每天创造新的利润和乐趣……而罗马所有的精致结构花费高昂，但却是无益且无用的事物，注定腐朽，是人类虚弱傲慢的空洞展示。”这也正是塞缪尔·约翰逊敢于宣称“如果一个人厌倦了伦敦，他就厌倦了生活，因为伦敦有生活所能赋予人的一切”的原因所在。

开启现代时尚消费

在这一历史时期，伦敦也开启了现代时尚、品位和消费的都市生活。城镇是消费的龙头，随着在伦敦引领下英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与城镇发生联系，开始重铸英国社会，新的城镇功能、品位和习性开始扩散到乡村地区，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伦敦这个大都会在这一时期追求快乐的变迁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它建立起“城镇品位”帝国，提供了温泉疗养、赛马、舞会、聚会、俱乐部、戏剧、音乐会、书店、版画商、艺术品经销商等方面的吸引，这些诱惑对满足社会宴乐和“想象的愉悦”方面的需求是相当重要的。这种愉悦既不是纯粹的感官享受，也不是坚定的唯美主义，是当时文化世界的一种新竞争机制，是中上社会阶层休闲和娱乐自省自觉的消费，这样一种机制对促进艺术努力和帮助重塑文雅与礼仪方面至关重要，影响了富人和穷人的生活以及社会认同。也就是说，通过文化消费引领生活方式，通过讲究品位重建社会消费标准，从而在城镇中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开启了“新潮的都市生活”。

史家彼得·克拉克和R.A.休斯顿认为，在乔治亚不列颠新文化世界中，“主要的城市，特别是伦敦和爱丁堡，成为文化市集，不断增加世界性，从欧洲大陆以及欧洲大陆之外进口和转化文化思想、物品和实践，城市共同体成为展览会的中心，展示文化活动的时尚样式，不管是亨德尔的清唱剧表演，或新建学术团体的会议，或者是家具、服装或演说的最新品位。是的，乔治亚时代的不列颠城市远远超出了文化交换的场所或舞台：它们也是创新的温床，它们生成了休闲娱乐的新形式，包括更多的性别活动，新的时空概念，随后，对社会和道德行为的新关注。”

总而言之，到工业革命起步之时，伦敦已成为英国文化生活的前沿，其优雅和不凡已经炼就，从欧洲边缘城市向国际大都市的身份转换已经完成。今天如果走在伦敦街头，你所感受到的伦敦都市生活的丰富性和现代性，其实是从历史的烟云里承袭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