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叙事”书写百年辉煌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全国劳动模范，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茅盾文学院院长。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正泰杯报告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

他心怀对祖国和人民的强烈感情，行走在祖国大地上，冲锋在危险的第一线，用自己的笔触记录着社会发展过程中与人民群众生活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他前往全国多地深入走访，创作了《革命者》《雨花台》《忠诚与背叛》《少年英烈》等一系列反映新中国成立之前党史的文学作品；他歌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那一群充满激情和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歌颂建立新中国的腥风血雨战斗中那些不怕牺牲、勇猛冲锋的革命将士们，歌颂在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强国征程中的英雄人物们……他就是被誉为“国家叙述者”“当代中国歌者”的当代中国报告文学领军人物何建明。

从事报告文学创作40多年来，何建明用60余部具有时代“体感”和温度的作品，还原立体真实的党史场景，讲述生动鲜活的中国故事，阐发大国担当的中国精神；用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证明，面对重大事件和时代变迁，中国作家不仅未曾缺席，还用文艺“轻骑兵”打了大仗。面对记者的采访，他坚定地说：“用文学作品表现、反映历史和时代的进步，为人民立言，为时代放歌，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报告文学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用文学的力量让党史可触摸有温度

记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央宣传部出版局联合有关单位和部门推出的“书映百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好书荐读”书单中，您所著的《革命者》赫然在列。有人说，这部作品把“革命者”写真了、写活了，写出了他们与坚定的党性水乳交融的光辉人性，请您谈谈创作感受。

何建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青春革命之大史诗。在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非常注意寻找那些英烈人物的个人化的细节和小事。如革命家刘伯坚、李硕勋临刑前留下的珍贵家书，舐犊情深，让人见之落泪，“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革命家王一飞在戎马倥偬中写给妻子的家书，温情备至，展现了革命者的侠骨柔肠。这些镌刻着历史痕迹的革命细节，托起英烈们作为“普通人”的立体感、丰富性，让英烈精神走到我们身边，让他们的人格魅力获得彰显。

英烈的个性表现与故事艺术性需要紧密结合，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最大特征是它的每一个故事和细节都要做到生动与精彩，让读者阅读后有种“身临其境”“欲罢不能”之感。这些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年代凝聚和铸造了坚定的革命初心，他们用自己的使命担当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现在，《革命者》俄罗斯语版已出版，英语、法语、阿拉伯语版版权输出合同已签署。我希望，《革命者》带着中国共产党人慨然担当、舍身为民的大无畏精神走向更多读者，使读者在这些英烈故事中进一步理解党史的深刻内涵。

记者：此外，您还创作过《我的国家史》《忠诚与背叛》《部长与国家》《警卫领袖》《可爱的共和国人》《雨花台》等多部红色题材作品，展现了众多生动感人的共产党员形象。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后，作为讲党史的作家，您开设了系列“文学党史课”，可否谈谈您的心得体会？

何建明：每次到历史纪念馆、革命烈士陵园参观后，都觉得这些人物太生动、太感人，他们的生命所呈现出的光芒，有的是星光一闪，有的像火焰一般一直在燃烧。可以说，新中国的红旗就是用他们的鲜血染成的。如果让这些人的形象立起来、活起来，那我们的党史教育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如何让红色故事入脑入心？我认为有3点：第一，红色文学创作应当尊重历史的原貌。党史上的真实故事比文学家的塑造更丰富、更动人。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要更深入、更准确地了解党的历史，就要了解党史中一个个真实的人物，再以文学的手法把它呈现出来。第二，每次写英烈人物，我都会非常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普通人，有喜怒哀乐的精神世界。比如，为了完成这部最新创作的《雨花台》，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书房里与之相关的书摞起来有一人高，我还在雨花台实地采风。只有通过各种方式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才能真正去理解、去书写他们。第三，每个时代的人们阅读方式不一样。我尽量以现代人的情感和审美方式进行创作，考虑到老中青不同年龄段读者的兴奋点。

我希望讲述的人物是立体、鲜活、可触摸、有温度的。现在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国家的强大也来之不易。回顾100年前的中国，那一批年轻人也就是二十几岁，他们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为了建立新中国，用生命的代价换取了我们的今天，他们的事迹值得一直传颂下去。所以，通过文学作品使这些英雄人物、革命历史走近我们，让我们始终不忘本，更好地珍惜今天、创造未来。

与时代同步伐，文艺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记者：作为“国家叙事”文体的践行者，您的创作始终与时代精神血脉相连，折射出对社会和时代强烈而鲜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既探讨发展中出现的矛盾与困难，又努力挖掘社会生活中的光明与积极因素，彰显了文学的真正价值之所在。请谈谈作家创作如何更好反映出不同时期的感人故事。

何建明：作家要以行动介入生活，以写作见证时代。我的报告文学创作大多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同步的，是国家的迅猛发展及发展中所呈现出的时代风貌，社会变迁的丰富与多彩性给了我进行“国家叙事”的可能性与言之有物的广阔前景。生活在今天的中国，每天都在发生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些故事一直激励着我，让我的生命呈现出一种旺盛、良好的状态，这种状态跟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进步紧密相连。我迄今已经从事报告文学创作40余年，但对于中国报告文学的书写，到现在我仍在路上，仍在不断探索。面对层出不穷的现实题材，我想幸福地去占有它，还要及时、精彩、生动和艺术地去书写它。

记者：您创作的《诗在远方》揭示中国脱贫攻坚伟大意义，《德清清地流》传播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生命第一》唱响抗震救灾中可歌可泣的生命赞歌，《北京保卫战》记录真实的抗击非典片段，《第一时间》展现上海各条战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事实，《浦东史诗》展现浦东开发三十年创造的经济奇迹，《国家》描写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最大规模撤侨的国家行动……可以说，您的每一部作品都堪称讲好中国故事的深情之作，这是中国报告文学能够挺立时代思想高地的根本。请结合您的创作谈谈是什么样的情怀让您始终关注时代、书写“国家叙事”，创作这一文体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何建明：文字有其独特力量，可以产生久远的效果。报告文学作品承载和反映着一个人、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其不单单属于作者个人，同时也属于整个社会。我一直以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应该不仅仅是作家，还是思想家、社会活动家，需要通过不断地接近真相与深入思考来逼近现实，让读者感受到作品背后所体现的时代变迁、国家形象。

比如在2003年，北京非典伊始，我受命奔赴一线，期间两个多月不能回家，几乎每天在西四的一个小房子里泡方便面吃，体重从190斤降到了150斤。但为了尽可能在文学形态的真实中还原现场，我必须这么做。再如2020年，我选择在上海记录抗疫的真实过程，自觉地以一名“现场者”的身份，一次次深入走访社区、医院和虹桥、浦东机场以及治疗新冠患者的两个方舱医院等地，去观察、感受和书写疫情中的上海。这两次创作，让我真切感受到，经过了10多年的体系化建设，当再次面对汹汹而来的疫情时，中国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取得的良好成效，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抗疫榜样。而《诗在远方》承担的则是向中国和世界展现脱贫攻坚成果的责任，中国“摆脱贫困”的斗争，看似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实际上是中国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的一个中国方案、中国经验。这就是我心中“国家叙事”的立场站位。

几十年来，我一直走在关注国家重大题材这条路上，在深入一线调研采风时，凡是对方提供的材料，我务必自己核实，亲自走一走、看一看，再和人聊一聊。最大的感受就是，在第一现场才能触摸与感受事件的真实面目和现象本质，才能带给我们对客观事物最直接、最感性，也最能抵达本质的认识。现场是有温度的，能够激发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正义感和原则性；现场又是严酷和冷静的，能让狂热和焦躁的情绪平静下来。用真诚的姿态去接近现实，恰恰可以让我们获得对事物最真切的认识与体验，进而为更精确地表达情感、讲好中国故事而服务。

秉持人民立场是一个作家文学生命的全部支撑点

记者：报告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您的创作饱含着平民情结，流露着忧患意识，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甚至有时要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对此，曾有人指出，报告文学作家“需要勇气，需要激情，需要体力，需要坚韧，更需要由判断和把握所构成的理性，必须剖开胸膛直面现实”。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您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秉持怎样的初心？

何建明：是的，报告文学承载着歌颂光明、针砭时弊、激励未来的功能，报告文学作家不仅要有敏锐的眼光和清醒的头脑，还要有无畏的牺牲精神。2000年出版的《共和国告急》，在创作时，为了了解乱采乱挖矿产资源背后的真相，我多次深入矿区，有好几次都是直接与那些有真刀真枪的“山寨王”和“金把头”周旋，稍有不慎，命就可能丢在那里。在2005年出版的《根本利益》封面上，写着“事关中国的生死命运和十三亿人民的明天”这样一行字，我希望通过对“看不见”的腐败问题的揭示，剖开腐败产生的土壤，引起大家的思考与警觉。

进入新时代，我们的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我的创作重点也逐渐更多地关注国际外交、脱贫攻坚、生态文明等主题，但初心始终是为人民立言。我一直认为，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民作家”，第一需要具备的是对祖国和人民有深厚的感情，是否秉持人民立场，是一个作家文学生命的全部支撑点。

记者：去年年底，全国首个以当代作家名字命名的文学研究机构——何建明文学研究院在上海成立，旨在研究当代现实题材文学创作和培养青年文学家。请您谈谈青年作家创作时最应该体现的品质。

何建明：我认为，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冲锋的战士。这可能与我曾经的军旅生涯有关，至今我仍觉得自己像年轻的战士一般，时刻准备出发，用手中的笔记录我们的时代。这些年我写了很多讲述中国发展变化的作品，作家应当自觉地承担起对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记录的使命。其实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优良传统。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50多个党员中就有茅盾先生和他的弟弟沈泽民先生，中国作家是非常了不起的，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时期，我们的文学都不曾缺席。作家们用亲身经历、体验、作品和感召力向我们展示，每当中华民族处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他们都在用文学的方式冲锋陷阵。

正因如此，我想跟青年作家们说，创作就要脚踩下去，踩在时代的节奏上，踩在民族的命脉上。然后通过观察、思考、研判，继而充满理想和激情地书写真实的中国故事。这是一件必须要去做的事。我总是告诫我的学生们，不要总是沉浸在手机里，也不要满足于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更不要拿着别人提供的材料写，其实那只是在重复别人的思想。作家要走下去，用自己的身心去投入，扎根在现实中，通过与人民群众的朝夕相处，去触摸与感受。我也会带着我的学生一起走下去，走下去才是真正踩在现实的大地上。

报告文学写作除了必须具备其他文体写作共有的功夫，必须承受的是采访调查等劳作之苦。设想一下，为了一次采访，一天要换乘五六种交通工具，行程20多个小时，早上还在繁花似锦的京城，深夜就到了狗吠狼嚎的深山；为了弄清一个事件，被矿主用土枪顶着腰眼以命换素材；为了调查贫困生现象，一年走几十所大学，采访当事人400余位……这些都是我经历过的。但任何艰辛都无法消磨我的热情与意志，消磨我对文学的执着与热爱。如果读者从我的作品中获得了一些感动与启迪、振奋与激荡，我也就十分欣慰和知足了。我是这样一路走来的，还将继续走下去，因为祖国和人民永驻我心，这份情常青永鲜！（曹雅丽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