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吐蕃时代西藏西部丧葬习俗的考古发现及其特征
前吐蕃时代西藏西部丧葬习俗的考古发现及其特征
余小洪
(西藏民族大学 民族研究院,陕西 咸阳 712082)
[摘 要] 西藏西部前吐蕃时代的葬俗极具特点,包括了涂丹“尚红”、“覆面”、“结发”、动物殉葬、分区而葬等特点,主要体现在重视墓室营建、盛行墓葬祭祀(尤为流行动物献祭)、擅长对遗体的处理三个方面。这些特点与敦煌文献关于吐蕃本教丧葬习俗的记载相似,说明后世文献关于吐蕃时期本教丧葬习俗受到来自西部象雄等地影响的记载是可信的。
[关键词] 西藏西部;前吐蕃时代;本教;丧葬习俗
西藏西部的早期历史,*藏学界一般认为即汉藏文献所指“象雄”(Zhang zhung)和“羊同”。汉文“羊同”*与藏文“象雄”(Zhang zhung)有对应关系,霍巍根据“女国”[1]所在方位、“大唐天竺使出铭”[2]题记进行了详细考证,杨铭[3]、佐藤长[4]等也有论述,本文也赞成“羊同”与“象雄”存在一定程度对应关系的这种说法。本文所指的西藏西部早期阶段即指“象雄”时期。
褚俊杰[5]、帕·克瓦尔耐[6]等根据敦煌吐蕃时期古藏文中发现的无佛教痕迹的本教丧葬仪轨写卷,以及才让太、顿珠拉杰[7]的相关研究,都表明“象雄”是本教的发源地,故传统观点认为西藏本教丧葬仪轨源自西方的象雄、勃律一带,霍巍结合考古材料认为西藏史前时代的墓葬“应当才是西藏本土本教丧葬仪轨最直接的源头”[8]。这一认识对于回答褚俊杰提出的本教丧葬仪轨起源问题的“司芬克斯之谜”[9],无疑是极具启发性的。
近二十余年来,考古学者在西藏西部日土县阿垄沟墓地[10],扎达县卡尔普墓地[11]、皮央·东嘎墓群[12]、曲踏墓地(后文简称“曲”)[13]、泽蚌墓地[14],*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后文简称“故”)[15]等发现了一批重要的考古材料,尤其是近年在曲踏和故如甲木墓地的系列发现,取得了十分丰富的成果,初步建构了西藏西部公元前500—公元500的考古学年代序列[16]。这些发现为我们深入探讨西藏西部早期的葬俗提供了一批重要的新材料,尤其是所反映出的早期本教丧葬习俗(发掘者已注意到这一点)。下文结合系列考古材料,对这一问题谈一点认识,请各位专家指正。
一、西藏西部早期的丧葬习俗
西藏西部出土的早期考古材料主要是墓葬。从墓葬形制的结构来看,主要有石丘墓、竖穴墓(土坑、石室)、洞室墓三类。石丘墓主要发现于皮央·东嘎墓群、阿垄沟墓地,数量最多,几乎占百分之九十,但往往随葬品较少。竖穴墓主要见于故如甲木墓地和皮央格林塘墓地,数量不多,但随葬品较为丰富。洞室墓主要见于曲踏墓地,皮央格林塘墓地也发现2座洞室墓,数量较少,但墓葬结构复杂、随葬品丰富。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多寡、稀有度来看,可以初步认为洞室墓的等级最高、竖穴石室墓次之、竖穴土坑墓和石丘墓的等级最低。从葬式来看,主要有二次葬、屈肢葬(仰身、侧身)、火葬(PSM3、M6等)三类,二次葬和侧身屈肢葬更为流行,且各等级墓葬中都存在不同葬式。目前看来,无法从葬式判断出墓主人身份、地位之间的差异,更无法判断出人群之间的差异。
限于考古材料的局限性,我们无法了解墓主在其居所进行的丧葬仪式及其习俗,更无法了解其与墓内丧葬习俗的联系。故本文仅讨论墓葬所反映的丧葬习俗。由于石丘墓所反映的葬俗较为简单,且石丘墓多有被盗扰的情况,无法真实反映全貌,下文主要从等级较高、保存完整的洞室墓、竖穴土坑石室墓入手,结合石丘墓的情况,来讨论西藏西部早期的丧葬习俗。
故如甲木2012M1
故如甲木2013M2
故如甲木2012M1出土黄金面具
故如甲木2012M1出土锦
西藏西部发现的这批早期墓葬,其葬俗极具特点,总结为以下几点。
1.葬前祭祀习俗。早晚阶段都存在葬前祭祀坑,指在墓室内专门设置祭祀坑,坑内放置人骨、石块及各式器物。偏早阶段见于皮央格林塘PGM5[17],偏晚阶段见于故2012M1,发掘者认为此腰坑“应为埋葬前的祭祀遗迹”[18]。本文认为发掘者这种认识是准确的。从以上情况来看,这类“腰坑”或“框”当是葬前祭祀坑。曲2014M4“墓室后壁下方正中有一较大正方形小龛,在地面用泥条砌出与壁龛同宽的方框,龛内和方框内放置一组陶器(1大4中)”[19]。这也应属于葬前祭祀坑类。
2.葬后祭祀习俗。葬后祭祀遗存易于辨别,指在墓葬填土、墓口专门设置的祭祀坑或其他祭祀遗存。祭祀物包括动物骨骼、石块,甚至还有人骨。早晚阶段都流行。偏早阶段,在皮央·东嘎墓地东侧发现一专门殉马坑(K1)。曲2014M3发现一祭台,简报称在“墓道口东段填土表面发现石头堆砌的简易祭台,祭台内放带流罐1件,陶罐周边还散落一些羊骨”。在偏晚阶段的故如甲木墓地,墓葬填土内常见两类祭祀遗存:一类是填土内有专门的祭祀坑或祭祀台,包含羊马骨等祭祀物;另一类是填土中堆放祭祀物,形成“祭祀层”,包含牛羊马狗骨等祭祀物。第一类主要见于故2012M2、故2012M3,第二类主要见于故2012M4、故2013M1、故2013M3、故2014M1。
此外,在故2012M2墓坑第2、3层各发现所谓“扰洞”一个,“扰洞”内包含石块及石片堆积、动物骨骼、铁盘、绿色铜渣。鉴于故2012M2无明显被盗痕迹,以及洞内发现的马、牛骨和铜铁器遗物,推测这类所谓的“扰洞”实际上是一种葬后祭祀遗存。
3.涂丹“尚红”习俗。“尚红”习俗在全世界史前至历史时期的考古遗存中普遍存在,在西藏西部早期墓的早晚两阶段都有发现。在偏早阶段的皮央·东嘎墓地,在人骨、墓底铺朱砂或红色土,仅见PGM5、PGM1、K1三例,说明涂朱“尚红”习俗尚不普遍。墓底发现的红色土区别于“红烧土块”,可能为朱砂痕迹。曲踏墓地属于洞室墓,少见涂朱现象。在较晚的故如甲木墓地常见涂朱“尚红”现象,往往在其墓室石墙及堆积的石块中发现一处或多处涂朱现象。从故2013M1四壁石块都有涂朱现象来看,墓室石墙或墓内堆积石块普遍涂朱。西藏西部与周边地区的“尚红”习俗有何关系,目前还无法做出准确判断。
4.二次葬习俗。西藏西部早期墓葬的早晚阶段都十分流行二次葬。在偏早阶段,石丘墓中常见二次葬捡骨葬的现象,并且出现了尸骨分层叠放的情况。如PGM7的墓室堆积分上、下层,骨骸分层堆放:上层骨骸较小,下层骨骸较大。类似情况见于洞室墓曲2014M1,墓室堆积分为三层,骨骸按大小分层堆放。曲2014M3发现有封土和石片盖板被重新揭开的现象,发掘者介绍到“靠近西端的几块石盖板次序较乱,应是后来重新放置”,右室发现两具木棺,2号棺位置靠里,3号棺介于2号棺与墓室入口之间,叠压在2号棺的随葬品之上,考虑到石盖板被打开的迹象,以及2、3号棺之间的叠压关系,发掘者认为3号棺应该是重新打开墓室后二次葬入的[20]。本文同意发掘者的看法,这是典型的二次葬。在偏晚阶段的故如甲木墓地,故2013M1也发现墓室西壁有被拆的现象,说明下葬后墓室可能从西端被再次打开,葬入新的尸骨后墓室才重新砌筑。另外,在该墓墓室中、东部各放置2、8个人头及动物骨骼;发掘者根据摆放位置认为“东端的人骨及随葬品应该是第一次葬入,中部的可能是第二次葬入”[21]。本文同意发掘者的看法,这也是典型二次葬。这类二次葬当属停厝后的二次捡骨葬。
5.箱式木棺与石砌棺床习俗。使用箱式木棺在西藏西部是一种较为特别的习俗,多见于一些等级较高的洞室墓和竖穴土坑石室墓内。在偏早阶段,不使用箱式木棺时,直接用编织物作为“棺床”,见于PGM5、PGM6,可将这类编织物遗存理解为象征性的“棺床”;使用木棺时,其下往往有石砌棺床,见于曲2014M2、M3右室2号木棺。曲2014M4的情况较为特殊,其木棺底板上有一层毡状铺垫物,与底板之间还铺有一层谷物种子,木棺之下再石砌棺床。在偏晚阶段,使用箱式木棺较为常见,一般在木棺之下石砌一棺床,见于故2014M1;故2013M1中部二次葬稍微不同,用一大而平整的石板作为棺床。扎达卡尔普墓地也有使用木棺的现象,有无石砌棺床不明[22]。
值得注意的是,箱式木棺及其配套的各式“棺床”往往与大量的动物肢骨和各式随葬器物同出,这可能代表葬俗中特定的部分,应该视为一个整体。
6.有规律的动物殉葬习俗。动物随葬在早期墓葬中十分盛行,部分墓葬中动物随葬的种类、组合是有规律的,往往还和各式随葬器物、人骨混杂。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以动物头骨(包括整只动物殉葬)殉葬,一般单独陈列,偶有和人骨、各式器物混杂的情况。较为常见。第二种情况,以动物肢骨殉葬,一般和箱式木棺、“棺床”、人骨、各式器物混杂一起。常见。第三种情况,动物头骨(包括整只动物殉葬)、肢骨一同殉葬,和木棺、“棺床”、人骨、各式器物混杂一起。少见。
皮央格林塘墓地盛行羊头随葬,多数属第一种情况。羊头陈列的位置和数量也有所差异:PGM3墓室随葬羊头2只;PGM5墓道口随葬羊头2只,羊嘴朝向墓室;PGM6墓室南半部放置大部分随葬品,其中羊头4只及各式器物,在三个龛室中有东、南两龛专门陈列羊头,各陈列7、6只;此外,还在PGM7中发现羊角1只。
曲2014M2的棺木下随葬大量羊头,正对墓室入口还随葬一匹完整的马;曲2014M4墓室地面左侧放置一匹马,木棺下有石头堆砌棺床和大量动物肢骨,木棺和墓室入口之间还发现大量羊骨。曲2014M2属第一种情况,曲2014M4属第二种情况。
在故如甲木墓地几乎每座墓都随葬整只马、羊、狗等和头骨、肢骨及各式器物,基本都属第三种情况。典型的有故2012M2、故2012M3、故2012M4、故2013M1、故2013M3、故2014M1等。
7.身份的标识——刻文木牌。曲2014M3和曲2014M4各出刻文木牌1枚,刻文木牌等随葬品和人骨一起置于木棺之内,可能有特殊含义。
木牌上有钮或孔,两面阴刻纹饰,纹饰为“S”或变形“S”纹和回纹。这种刻文木牌,在西藏还是首次发现,具有较大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南疆扎滚鲁克墓地也出土过相似的刻文木牌,可反映出两地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交流。推测这种木牌是作为墓主人身份的标识,吐蕃时期的“告身”的形制与此可能也有关系。
8.“覆面”习俗。在欧亚草原文化圈盛行“覆面”习俗,一直延续到辽金时期。仝涛、李林辉先生对发现的金面具已有深入研究[23],为我们认识这种习俗提供了借鉴。
从西藏西部考古发现来看,“覆面”所使用的材料有纺织物、金面具两类。偏早阶段,日土阿垄沟墓地其中一具尸体的面部残存有“冥目”一类的织物残片[24];曲2014M2面部有纺织品,似为覆面;曲2013M1发现金面具1枚。偏晚阶段,曲2009M1发现金面具1枚;故2012M1在墓室北部发现金面具1件,其长宽不足5厘米,当为模型,面具体现出野兽风格,较为特别;同时还发现人头骨包裹有“王侯”文鸟兽纹锦的情况,当是早期纺织物“覆面”习俗的一种延续[25]。
据吕红亮[26]、仝涛介绍在喜马拉雅周边地区的尼泊尔穆斯塘萨木宗墓地、印度北方邦马拉里墓地、新疆昭苏波马[27]、中亚等地都发现这类覆面。说明这种“覆面”习俗广泛见于欧亚地区。
9.“结发”习俗。曲踏墓地较为盛行结发习俗,在曲2014M2、M3(包括2、3号棺)、M4的人头骨顶部都发现了“细密发辫”。这种“细密发辫”与敦煌吐蕃古藏文中“结发”的记载相符。当是一种特殊习俗。
10.冥器。在偏晚阶段,出现了专门为随葬而制作的冥器。此类冥器主要有陶平底杯、陶高足杯,实际上前文所论及的金面具、木牌等也应属于冥器,在此不再讨论。
专门作为冥器的陶平底杯、陶高足杯,特征明显:器表粗糙、无使用痕迹,明显不同于常见的有烟炙痕的日用器具。这类陶器在故2012M1、M4、故2013M2一般成组出现,更能说明其是为随葬而准备的。另外,发掘者介绍到曲2010M1木棺下也有放置小型冥器的情况。
11.灶台遗迹。在曲踏墓地发现两处灶台遗迹,发掘者介绍到曲2014M2“炊煮用陶罐放置在4块石头支成的灶台上,罐内放置铁棒”;曲2014M3“墓室左壁器物坑外用三块石头支成灶台,灶台上面放置陶罐”。灶台或是模仿生前炊煮情形,但考虑到墓内浓郁的祭祀色彩,本文认为这属墓内献祭的一种形式。
12.食物遗存。本地区的墓内,往往还发现有食物遗存。故2012M1的铜盆、铜壶内发现有茶叶状残留物,如果检测结果与推测相符,那么这是在西藏高原首次发现茶叶,具有重要的意义。曲2014M3龛内放置草编器或小陶罐,内装盛食物;曲2014M4墓室左侧发现大量青稞种子及其编织袋残留物,另在木棺底板上还铺有一层谷物种子。
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反复提到在吐蕃本教丧葬仪式过程中埋藏“谷物”“粮食”的词语。因此我们认为谷物随葬,尤其是铺于木棺棺板与墓主人骨之间的一层谷物种子,当是具有特殊含义的。
13.立石遗迹。立石遗迹常见于西藏西部,吕红亮[28]已有专文论及。以往发现过墓地列石遗迹、房内立石遗迹,但墓内立石遗迹属首次发现。
在曲2014M4首次发现墓室立石遗迹,一白色大石块及数个小石块立在靠近墓室右壁处。皮央格林塘墓地北部有一列石遗迹,在丁东居址F4发现有立石遗迹。此外,还在噶尔朵让、噶尔查库尔、泽蚌、萨嘎宗立石、藏北大盐湖班戈错[29]等地都有发现。
从曲踏墓内发现的立石遗迹,说明立石与对墓主的祭祀是紧密相连的,而祭祀对象具体与“火崇拜”“生殖崇拜”“神山崇拜”等信仰内容的关系则需要进一步探讨。
14.分区而葬。本地区的墓室往往分为东西或南北两部分,表现出葬具和随葬品分区的现象,早晚阶段几无变化。扎达曲踏洞室墓中还存在双室墓的情况,这实际也属墓室分区的一种。
偏早阶段的皮央萨松塘PSM4为一座火葬墓,其墓室中部有一道隔墙,将墓室分为两部分;皮央格林塘PGM6的墓室北部一浅坑内放置人骨,南半部放置随葬品。
曲2014M2、M3为洞室墓,左右并列双室,之间有隔墙;各墓室内也有分区现象,葬具与随葬品出现分区现象,尤其动物头骨和整只动物骨骼一般不和木棺等葬具一起摆放。曲2014M1、M4为单洞室墓,木棺等葬具和动物头骨、整只动物骨骼分区摆放。
故如甲木墓地也体现出墓室分区现象,发掘者已注意到这一点:“墓主人及木棺统一放在墓室西部,中、东部多放置殉葬动物及各式随葬品”[30]。墓室的分区现象,当是体现出葬与祭为两个部分。
综上所述,西藏西部早期的葬俗内容丰富,极具特点。结合既往发现与认识来看,可能和早期本教有关。
二、早期葬俗中的“本教”色彩
关于本教丧葬习俗与仪轨的认识,主要来自吐蕃及之后时期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后期藏汉文献和吐蕃墓葬考古发现等三种途径。但关于吐蕃之前的本教,即所谓的“土著本教”仅见于吐蕃及晚期文献中,具体面貌一直不甚清楚。本文结合前文总结的西藏西部早期墓葬的葬俗特点,并参考有关文献和考古发现试探本地区早期葬俗中的“本教”色彩。
敦煌古藏文写卷《赞普传记》记载,一位信奉本教的老妇要求茹列杰对“止贡赞普尸体作‘结发、涂丹、剖尸、捣尸’等处理之后再行埋葬”。又记载“止贡赞普死后,由西部请来的辛和本主持葬礼、建造坟墓”[31]。以上文献记载说明本教丧葬习俗已开始影响吐蕃的丧葬习俗。据相关考古发现与研究,吐蕃时期本教的丧葬习俗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重视建造坟墓,二是流行以动物为主的各类献祭,三是对遗体的处理(包括尸魂相合、镇墓、结发涂丹、剖尸招魂等)程序化。
西藏西部前吐蕃时代的丧葬习俗大体上也是这三方面。
1.重视墓室营建。墓室的营建耗费了较大的人力、物力,尤其是营建土坑石室墓和洞穴墓两类。土坑石室墓的营建过程中大量使用珍稀木材,凸显出对营建墓室的重视。洞室墓更为讲究,分为墓道、墓室、龛室三部分,这类洞室墓可能是模仿墓主生前居所。墓室内也体现分区,棺木与随葬物一般分开放置。可能体现了葬与祭分离的思想。
2.盛行墓葬祭祀,尤为流行动物献祭。墓葬祭祀主要包括三个过程:葬前祭祀、墓室祭祀、葬后祭祀。葬前祭祀主要是在墓室内专门设置的“腰坑”中进行,献祭之物主要有动物、各式器物和石块。需要说明的是,墓室内其他祭祀遗存(粮食、动物等),有部分也可能属于葬前祭祀,但目前无法识别出来,为稳妥起见,葬前祭祀部分目前仅限于专门设置的“腰坑”。
墓室祭祀十分复杂,实际上无法全部复原,比较明确的是大量动物殉葬、专门的冥器殉葬、食物献祭、立石献祭、灶台献祭等。动物献祭占主流,在墓室设置专门区域殉葬动物头骨或整只动物,动物肢骨一般和人骨、各式器物、石块一同殉葬,吐蕃时期就反复出现了各种动物献祭的词句,如“大宝马”“小香马”“能驮的犏牛”“母犏牛”“绵羊”“能犁地的牦牛”“香牦牛”等。冥器的出现,也体现出这一时期人们对逝后世界的关注。粮食献祭也比较特别,吐蕃本教丧葬仪式中反复出现献祭粮食、埋藏谷物的词句,尤其在西藏首次发现“茶叶状残留物”,对探讨丝绸之路高原段等课题提供了实物证据。与食物献祭类似的还有灶台献祭。墓内立石遗迹是首次发现,其具体祭祀内容尚不明了。
葬后祭祀主要是指在墓室封土或墓口专门设置各式祭祀坑或祭祀台,献祭之物基本同于前两类。值得注意的是,可能还出现了在封土内殉葬女性人头骨的情况(故2012M2)。
3.擅长对遗体的处理。吐蕃古藏文记载的对遗体进行尸魂相合、镇墓、结发涂丹、剖尸招魂等内容,实际上在西藏西部前吐蕃时代的葬俗中已有部分体现。
二次葬在西藏史前阶段已较为流行,在西藏西部的早期阶段也十分盛行,前文已阐述,不再论及。停厝是指一种死后不立即埋葬而停厝一定时期的葬俗,在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献已有丰富记载,在本地区也常见这类习俗。
对遗体面部的覆面材料包括织物和黄金面具两种类型,《文献通考》“大羊同”曾记载“其酋豪死,抉去脑,实以珠玉,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32]。这可能就是指制作金面具以覆面。覆面既是对遗体头骨的装饰,又蕴含了“复活或在另一个世界得以永生的丧葬观”[33]。对遗体的处理还有“结发”“涂丹”,前文已论及,不再重复。
遗体常用箱式木棺盛放,棺内一般还随葬大量物品,木棺之下一般设置石砌棺床,周边随葬大量动物骨骼、各式器物、石块等。体现出了以遗体为中心的祭祀。藏文文献《五部遗教·国王遗教》记载:“大王止贡赞普时,请来达瑟、阿豺的本波,(他们)用黑石块同(肢解了的)肉块和成一团,将死人皮从灰白色的魂之所依(指尸体)上裁割下来。”[34]这批墓葬也常见人体肢骨与石块一同随葬的情况。这可能体现出了“剖尸招魂”“尸魂相合”的丧葬内容。对遗体的处理过程,实际很难看到全貌,仅通过墓内的蛛丝马迹去复原,也期待更多考古材料的发现与公布。
西藏西部前吐蕃时代的葬俗极具特点,丧葬过程分为三个部分:葬前“腰坑”、“火祭”等;墓室祭祀(包括动物殉葬、专门制作的冥器、食物、立石、灶台、“结发”、“涂丹”、“覆面”、“刻文木牌”、“木棺与棺床”、墓室分区等内容);葬后祭祀(祭祀台、可能存在的“人殉”)。这些葬俗特点与较晚阶段的吐蕃本教丧葬习俗相似。因此我们推测,西藏西部前吐蕃时代的丧葬习俗的“本教”色彩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重视墓室营建;二是盛行墓葬祭祀,尤为流行动物献祭;三是擅长对遗体的殡葬处理。
如此看来,后世文献关于吐蕃时期本教丧葬习俗受到来自西部象雄等地影响的记载是可信的。基于以上认识,关于吐蕃本教丧葬的源流应是:植根于西藏史前的丧葬习俗,吸收西部象雄等地的丧葬习俗,最终形成以杀牲祭祀为中心的丧葬仪轨和体系化的本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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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西藏民族大学国家民委西藏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研究基地科研资助项目“西藏地区青铜时代与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交流”(项目编号:14mwjdy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华文化视域下的西藏史前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6XZW029)
[作者简介] 余小洪(1986—),男,重庆开县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西藏考古研究。
原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