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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孩《贝尔蒙特公园》|东京说:要顽强啊!

2021-06-16

黑孩:女,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摘》《青年文学》编辑,1986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短篇小说集《父亲和他的情人》、散文集《夕阳又在西逝》《女人最后的华丽》、长篇小说《秋下一心愁》《樱花情人》等。另有翻译作品《禅风禅骨》《日本新感觉派作品选》《女性的心理骚动》《樱花号方舟》《中学生与问题行为》《死亡的流行色》等。现定居日本,在日本期间先后出版了散文集《雨季》、长篇小说《惜别》等。

#01

黑孩长篇《惠比寿花园广场》首刊于《收获》杂志2019年第6期

#02

黑孩长篇《贝尔蒙特公园》首刊于《收获》长篇小说2020夏卷

黑孩长篇《贝尔蒙特公园》视频

黑孩《贝尔蒙特公园》| 东京说:要顽强啊!

作者:和光读书

大连理工大学中文学科点的“和光读书会”成立于2018年6月,主持人戴瑶琴,“和光”定位是本硕贯通、“90后”及“00后”、文理交叉,以主题沙龙和作家课堂的形式把读书与创作同时推进,已发表专辑《时代记忆与空间符号认同的东北书写》《:翻山越岭的希望之光》《:锦鳞绣羽,水陆藏心》。

戴瑶琴:

日剧《东京爱情故事》剧照

1995年,《东京爱情故事》由上海电视台引进译配,在中国内地首播,“莉香”和“东京”旋即成为大批“学生党”对爱情的、对都市的、对世界的某种期待,赤名莉香的追爱/失爱也成为了摩登东京的一组特写。2016年,《东京女子图鉴》又贡献一位现象级的东京“闯入者”——绫,“东京”在协助她成为令人羡慕的人。两部电视剧提示都市的诱惑与残酷,提醒热烈奔向都市的外来者即将享受的机遇及失落。《贝尔蒙特公园》与《东京爱情故事》和《东京女子图鉴》存在一种互证与互补,它补叙着他国闯入者从青年到中年阶段,在东京的求存、对东京的爱恨。

从“惠比寿”到“贝尔蒙特”,黑孩采用纪录片式叙述方式,在言语的攻讦、嘶吼和冷暴力中,抵达两性灵魂的秘境,令阅读者意识到自己,令所有人不寒而栗。她塑造一系列失魂落魄的失败者,在东京狼性职场生态中,依然不断地适应、不断地习惯、不断地接纳,更是拼尽全力拯救自己,用冷酷、筹谋、虚情假意,还有未曾完全熄灭的爱。

“和光”五位“90后”朋友,结合各自对时代、都市、青年人的认知,从游戏、生态、日本文化等视角,解析《贝尔蒙特公园》里,东京对所有人的馈赠与攫取、折磨与温情。

牛煜琛

生活,偶尔也会胜利的!

对于期待从情节中获得阅读快感的读者来说,也许这部小说中的大部分关系都不够纯粹或富有冲突感:中国人与日本、东京足立区与澳大利亚贝尔蒙特市、区役所与公园、人与斑嘴鸭、职场上的压迫与焦虑、家庭的欺骗与疏离……众多事物遵循着纷杂且令人沮丧的消极秩序,沿着“我”的心路,读者似乎有理由与一切进行抗争,但更多时候,我们很难从日常话语的字里行间发现真正具有抗争意义的过程,只能一次次体验着无力和躁郁,作者用“我”和斑嘴鸭相守的一个漫长片段来向所有人解释——纯粹的只有生活本身。

一位严肃的创作者不会指着一段定义性的文字说,“这就是生活”。小说最令人难以释怀的不是某个角色或相对突出的某个场景,而是由人物不断地淡入淡出,家庭、公园、区役所等画面的来回转场所营造的焦虑氛围。这种焦虑无处不在,如雄大在回应“我”的试探时提到的“空气”,是“生活中需要意会的部分”。

生活主要依托两处场域,即家庭和职场,这也是最受日本大众文化青睐的主题,但若将其与同类型文本横向比较,《贝尔蒙特公园》还展现了更为丰富的侧面。在职场题材的日剧中,《半泽直树》堪称现象级力作,但相比其中主角屡屡终局翻盘、坚守原则并驳倒上级的童话式剧情,《贝尔蒙特公园》则更倾向于还原日本职场铁律般的前后辈关系。屈从于经济焦虑和工作环境,被迫接受一切而无力反抗。我们意识到,生活并不总是“正义必胜”。

家庭伦理如同职场关系的延伸,因家庭而产生的焦虑比职场压力更无可回避。小说既阐释了“我”产生焦虑的逻辑,也展现了由家庭内部成员迥异理念而导致的矛盾,究其根源,并非仅仅是一对夫妻的三观差异,而是两种文化背景下家族伦理的对冲。以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为例,日本家庭概念往往是“生活的共同体”,血缘上的联系尚可沦为或然,虚无缥缈的“爱”更经不住质疑,《贝尔蒙特公园》也有类似诠释,但这部小说最为精彩的则是对“我”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若隐若现的关注以及对“生活”本义的重新思考。也许我们不必为难一群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落难者,勉强他们合力扮演一份“家族之爱”,在贝尔蒙特公园中,那群因对斑嘴鸭的关爱而聚在一起的人,比所谓家庭更令人动容,也更接近生活本相。

生活总是需要一个坐标轴来支撑和见证所有跌宕起伏,而那里同样也将是心灵的栖息之所,或者说一处“飞地”。“飞地”作为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其概念在许多方向上得以衍生。在这一意义上,“我”与“贝尔蒙特公园”是互为镜像的一对关系,当隐形的焦虑和压力几乎摧垮“我”的心智时,这处空间与聚集其中的各种生命就会用他们的存在提醒“我”一切还可以继续。《半泽直树》曾诞生过一句颇有预言意味的经典台词,只要更换一下主语,似乎也很适合评价《贝尔蒙特公园》,当我们终于得以从焦虑“空气”中脱身,终于暂时离开消耗着自我价值的环境,终于正视起所爱与所得时,或许也还来得及感叹一句:“生活,偶尔也会胜利的。”

张林

向 “口袋妖怪”伸出求助之手

若是勾勒“我”的生活与精神地图,可以抽象为一个三角:职场与家庭各据底部两端,是生存的基石,也是压力的来源;贝尔蒙特公园则占据尖顶,将“我”从底部的琐碎与疲惫中牵引,以维持心境之平和。但从小说中,还可以捕捉另外一个维度——游戏,它悬浮于三角形的尖顶之上,时隐时现。

“口袋妖怪”是一款诞生于日本,而后风靡全球的电子游戏。在小说中,它仅出现四次,且与贝尔蒙特公园伴生,这与此款游戏的特点,乃至游戏本身的属性有关。心理学家威廉 斯蒂芬森提出的游戏理论认为游戏与工作不同,它不致力于产出,而是为人提供自我满足。“口袋妖怪”要更进一步,它是充满想象的虚幻世界,是不受现实约束的平行宇宙。它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需要借助现实的街道、超市、郊野等地点“捕捉”怪兽,进而令现实也获得虚幻性质,玩家穿梭于现实与虚拟之中,从对现实的超越感中获取心理补偿。例如,“我”在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等待捕捉的“烈空坐”,在精灵宝可梦的世界中是天空霸主,它生活于臭氧层之上,能够制衡其他两只超古代宝可梦盖欧卡与固拉多,被视为超古代宝可梦中的领导者。“烈空坐”所制衡的是两个角色,而且可以平息二者的斗争,维持一种平衡,所以我认为它完美对应了“我”和坂本与刘燕燕的三者关系,“我”在役所中处于职场关系的底层,受到坂本与刘燕燕的联合施压,“烈空坐”作为愿望的投影,成为人在压抑中的纾解。

同时,“口袋妖怪”具有“收集”属性,这款游戏灵感源于原作者田尻智幼年对昆虫收集的热爱。“收集”是一种童年特有的游戏行为,其在成年后的延续是对童年幻梦的延长与挽留。“我”曾对大出解释:“玩这个游戏的人,基本上是一群大人。”成年人的世界通过一款游戏与自然和童年实现连接。

“口袋妖怪”的特性也构建了玩家们“基于非熟人关系的新型互联网社交模式”。人们在线下生活里因捕捉怪兽而相遇、交流、建立关系。这种社交属性与在贝尔蒙特公园因爱护斑嘴鸭而产生的联系极其相似。同时,两种交往模式又相交,如“我”与五十岚,既是在贝尔蒙特公园结识,又因捕捉“烈空坐”再遇。在东京,共同的爱好与追求成为彼此安慰的一种途径。贝尔蒙特公园也是一条途径,“我”的确在此与很多人产生交集。但确认同类需要更多的“检验”,“口袋妖怪”似乎可以作为一种补充。当得知“我”玩“口袋妖怪”时,大出的反应是“这不是孩子们玩的游戏吗?”而“我”却在抓“烈空坐”之时遇到了为同样目的而出现在便利店的五十岚。事实也证明,“我”和大出的确有很多根本的分歧。

“口袋妖怪”的出现与消失具有象征表意功能。它前两次出现是“我”本来要去便利店抓“烈空坐”,因为出门太早而去了贝尔蒙特公园,回来再抓“烈空坐”时遇见五十岚。此时,“我”尚未被生活重压击垮。后两次“口袋妖怪”则出现在“我”遭受职场和家庭的崩盘,去公园散心并看“小不点”,想起很久没有玩“口袋妖怪”。“口袋妖怪”就此消失于叙事,与此同步的是“我”沦陷于职场等级制和丈夫谎言癖,而作为“飞地”的贝尔蒙特公园也惨剧频发,小斑嘴鸭接连死去。阴翳令“我”无力再向虚拟的超现实慰藉伸出求救之手,只能在沉重的忍耐中缓慢寻找与生命的和解之路。

陶兆基

斑嘴鸭存在,“我”就是安全的。

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者以自然主义的底蕴与封建贵族姿态批判工业化的北方都市,在他们看来,迅速崛起的资产阶级的特征是经济生活上的贪婪猛进与文化生活上的贫瘠庸俗;而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又对南方的乡村自然风光形成直接威胁。于是,城市/自然的对抗性话语逐渐发展壮大,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为全球资本主义,日本社会似乎并无例外地染上了华兹华斯、盖斯凯尔们痛斥的庸俗病。都市人在默默无闻的庸碌、无穷无尽的竞争中成为庞大机器里的渺小齿轮,浑然不觉已“去个性”。

《贝尔蒙特公园》对两种都市生活的写照似乎提醒了我们前面这段话的可疑性。在城市公园中,以“我”为代表的都市人,在与斑嘴鸭家庭的互动中表现出强烈的个性与情感,台风前夕解救鸭子家庭的殷切、对凶猛乌龟的痛恨与对斑嘴鸭“小不点儿”的关爱是鲜活而真实的。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与自然生态的互动,是都市人重回浪漫生活态度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找回之所以可能实现,也之所以是“暂时”的,只能归因于“城市公园”的特殊性。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公园发源自19世纪美国,诞生了著名的纽约中央公园;城市公园立足于“城市/自然”的绝对二分法之外,成为快节奏城市生活的中心岛,也因此孕育着各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故事。从这一点看来,《贝尔蒙特公园》体现出作者灵敏的生活触觉与故事嗅觉。在颇为常规的都市小说中,人物的活动场域往往圈定于城市地标性区域,如街道、酒吧、校园、办公楼,而将公园作为核心场域意味着一次颇具新意的探索。它也提示了我们,自然生态仍然有抚慰人心的作用。

《贝尔蒙特公园》的生态叙事以公园/鸭子为中心。联系上文提及的纽约中央公园,读者很难不联想到《麦田里的守望者》。霍尔顿三次说起中央公园的鸭子。其中两次,他不厌其烦地询问出租车司机,公园湖泊中的鸭子如何过冬?与斑嘴鸭一样,这种禽类以周期性规律出现在公园里。霍尔顿·考尔菲德或许被认为是一个问题少年,他不羁的游荡生活与颓丧的语言风格为“假模假式”的“文明人”所不齿;但他对中央公园鸭子的关怀却折射出其天真热切的善良之心——这一点,在他愿意成为“麦田里的守望者”来守护孩童梦想上也得以佐证。异曲同工的是,在《贝尔蒙特公园》里,“我”与丈夫冲突、被同事中伤,同样是一位落魄者。“人死了我几乎不会流泪,动物死了我会崩溃好几个小时”,自我剖白既暗示着现代人与人之间的漠然甚至对抗,又对其人性之善实现救赎。另外,基于斑嘴鸭主题,读者还能触及主人公复杂的情感问题。作为公园外来者的斑嘴鸭遭受池塘中乌龟的屡次攻击。对斑嘴鸭的保护,一方面出自对动物的关爱,另一方面是否也源于主角自我保护欲的延伸?在职场中饱受攻讦的“我”,对同样遭受攻击的弱小斑嘴鸭产生共情是一件合理的事。而关心斑嘴鸭的迫切且持续的需求,又披露“我”对生活稳定性、规律性的渴望。害怕生活中的突然变化,是人之常情。于是,斑嘴鸭的存在,也就是“我”依然安全的喻示。

孙嘉悦

“第十二种”孤独

伴随着焦虑产生的会是一种奇特的孤独感:紧紧包覆自身,让自我与外界脱离,多数情况下自我怀疑,无法与他人进行对等的有效沟通,恐惧建立人际关系。但真正的危机在于,“这种危机是他人替我制造的,或者说特地为我设置的,是二手货,不伦不类”。理查德·耶茨刻画二战后游荡于纽约十一种孤独人生,《贝尔蒙特公园》呈现了由现代职场生活制造的第十二种孤独,即它是他人替“我”制造,或者说特地为“我”设置。

在职场上,“我”因为屡次犯错而被同为中国人的前辈当众批评,惧怕同事将“我”视为什么都不懂的人,惧怕自我价值被人否定。过分在意他人言论,“我”像是掉进一口盲井。职场的孤独感,一方面会使部分人更加努力工作来自我证明,另一方面也会使人进一步对生存表现出不安。

家庭累积谎言和怀疑,“我”对丈夫只有厌烦,从而对生活产生了无数消极的念头。儿子雄大是“我”决定要好好活下去的动因,但是母子关系也在逐步被分歧消解。三人的互不理解加速了爱的“共同体”瓦解,雄大与父母、我与丈夫之间称呼的变化及缺失,使得我们每个人被动回归为个体。大出和五十岚都是“我”在贝尔蒙特公园看斑嘴鸭时结交的朋友,友谊只存在于贝尔蒙特公园里,建立深厚友情比想象中要难,而产生误会和猜疑却比想象中容易。

在内卷时代,焦虑与孤独是现代人的通病,那么所谓的“躺平”和“佛系”是否能够解决这种问题呢?小说结局似乎给出了一种解释,“我”最终选择辞职,回归家庭,开始放任“不在乎”和“无所谓”的心态。或许“躺平”确实是应对实时焦虑的一种有效方法,但其背后则是对于他人的变相屏蔽,“我”的选择,也只是对焦虑的迂回应对,非真正解决。文中也提供了另一种可行方案,即转移焦虑。如叔本华所言“幸福不过是痛苦的阙如”,在职场和生活中都备受折磨的“我”却在贝尔蒙特公园的动物上得到了救赎,通过对自身以外的他物与他者的同理心感受,也许我们获得的不止焦虑和孤独,同样还有走出这份“孤独”、迎来幸福结局的可能。

张晖敏

逃离“花岗岩”组织体

黎本太太已经被困在东京太久了。琐碎日常是一张密不透风的黑色的网,网结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怪圈。怪圈的起点是生存。知了被斑嘴鸭生吞,乌龟咬住雏鸭的腿拽进水里。动物世界的残酷寓言与人类世界构成了映射。相比公园之中直观的生与死,人类社会的生存命题更为隐晦而复杂。在文化和社会场域之外,黑孩以黎本的私人体验为切入点,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组织体”上割开一道裂口,从而显露出了隐匿其中的一张张面孔。

日本职场凝聚了一系列最尖锐矛盾的模型:集体主体、个人主义、等级制,它加深了黎本对于“资格”和“场所”的认知,是小说提供的“组织体”典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组织体”如何制定规则、维护规则、掩盖规则,从而无声地清除异类。和老练的刘燕燕相比,黎本的行为是生涩和莽撞的。“容易出错”的人设是刘燕燕施加在黎本身上的魔咒,从反抗到自我怀疑,黎本不自觉地复制山崎境遇。同事和上司的反应则展现了刘燕燕“王国”如何被维护并长期地存在,令人重视的仅仅是“工作能力”,以及整个记录系的正常运行。正如主人公评价徘徊在贝尔蒙特公园的看客,人们往往厌倦于观看悲剧。这是个体的自我保护机制。面对“组织体”,个体的独立性逐渐被侵蚀,包裹在攻讦和欺骗下的沟通,成为恶劣环境的推手。个体此时又安全地隐形了,躲在共同体的花岗岩下寻求安宁,同时巧妙回避掉一切可能存在的诘问。吞吃了雏鸭的乌龟看起来是生物链残酷的一部分,可其原本是经由了某双厌烦所豢养宠物的手放生于公园中的。

公路的拥堵往往始于前车的一次减速,困在路上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踩下了刹车。无论认同与否,“组织体”庞大阴影都介入个体的行动轨迹,其中佼佼者悄无声息地已夺取操纵权,另一部分人则成为格格不入的不适应者。在即将被吞噬的人身上都会出现一些特征。雄大的尿床、山崎和黎本太太的忧郁症、丈夫的谎言癖、坂本的狂躁,这些都是排异反应,不被认同的恐惧是一致的。

在东京大大小小的“组织体”里都有“外来者”,最终选择有限的逃离。缺乏轰轰烈烈的抗争和激情,也并没有令人畅快地吐出一口气的转折,“我”的结局和贝尔的离去一样令人怅然若失,在“存在和时间”中与现实和解了。这种状态令人说不清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但至少,一次重新拿回属于自己的选择权的尝试开始了。

花岗岩屏障在平静的反抗面前,轻微地裂开了缝隙。与其说黎本太太取得了胜利,倒不如说她提供的是一种可能性。这是近似于当代西方哲学中“我宁愿不”的态度,是一种在生活的挤压下将自我完整保存的可能性,是儿子雄大口中的“留白”。

在贝尔蒙特公园之外还有其他的公园,贝尔飞去的地方是天空还是另一个盲井,我们仍不得而知,但爱和恨始终相互覆盖又剥离,一层又一层。(和光读书会授权分享)

2021-3《收获》

目录

长篇小说

十四天 / 姚鄂梅

中篇小说

黑梦 / 宁肯

乌龙球 / 尹学芸

短篇小说

水果硬糖 / 万玛才旦

船越走越慢 / 徐则臣

山前该有一棵树 / 张者

美丽阁 / 周洁茹

燃灯者

梦中的橄榄树 / 袁敏

北纬40度

燕台一去客心惊 / 陈福民

明亮的星

灰娃不要玫瑰 / 陈东东

河汉遥寄

追忆沈虎雏先生/ 张新颖

《收获》双月刊一年6期,每个单月15日出版,224页,定价30元。

长篇小说一年出版春夏秋冬四卷,单卷436页,定价55元,微店订阅《收获》全年双月刊9折,长篇四卷75折。

《收获》长篇2021夏卷目录

纪念碑(王小鹰)

评论:革命的乡愁与历史的风度(项静)

江南役(海飞)

评论:“武侠谍战”:超现实的魅惑与传奇(傅逸尘)

《文城》内外(余华 洪治纲)

文城·补(余华)

收获》微店

微信号|harvest1957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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