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乃超：用文学批评和戏剧创作，支持革命事业
教授他们虽然是高谈阔论，然而，对于社会的现实简直没有一点知识。对于血溅肉搏的劳动运动，却以机械的抽象论，说明它的现象。伦理的教授穿着纯白的背心，纯黑的礼服反复地唱着大我和小我或宇宙的调和。一切都是空虚的反响！他不能不放弃毕业论文的计划了，表面上因为他染了极度的神经衰弱。在这个时期，他完全染了一种厌人癖了。
——冯乃超《无彩的新月》
冯乃超在《大众文艺》发表的散文说“我的文艺生活非常短促”。他写这句话的口吻并没有遗憾与哀愁的意味，反而非常积极。似乎在他看来，文艺不过是一片短浅的沙滩，一条海滨的过道，他真正驰骋向往的海洋是在日本读书期间接触到的马列主义。
“国民革命——上海暴动——日本劳农党的对中国非干涉同盟——福本和夫（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日本普罗列塔利亚艺术联盟——大学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篇发表于1930年的自述中，冯乃超回顾了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踏上马列之路的。
在马列主义这株理论之树，冯乃超是一颗早熟的果实，无论是对理论的执迷，还是对革命的热望，都注定让他滚落大地，以自己的方式，生根发芽。
冯乃超像
撰文 | 宫照华
模糊的童年记忆
冯乃超具体出生的年月，在材料中找不到确切的说法，有人记载他出生于1901年，也有记载认为他出生于1902年，不仅材料记不清，冯乃超本人也记不太清楚。在他的记忆中，一同模糊的，还有童年时期的记忆。他出生在日本的华侨资本家的家庭中，这个头衔会令人联想到一系列资本家生活的场景，然而在他后来留下的记录中，关于这部分的可谓寥寥，似乎那些日常生活与孩童时尚未成熟的私人记忆一道，陷入了混沌之中。
他触摸文学大门的方式与普通文学青年也没什么两样，不是什么当时罕见的外国小说，而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古典名著，但这些小说也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准确来说，冯乃超的童年记忆是直到9岁的时候才开启的。那一年，他的母亲带着他和弟妹，在日本乘坐“因幡丸”号返回广东南海。晚上，当他在家中念叨着私塾里教授的《三字经》和《诗经》时，窗外传来了革命军歌。
这是一种陌生又熟悉的音乐，陌生来源于他未曾接触到这些革命主题的社会经验，熟悉，或许来源于他体内继承的爱国热忱与热血——他的祖父正是一位有着爱国热忱的华侨资本家，曾经在日本赞助过康梁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家中也一度是在日本的革命青年的临时避难所。在日后谈及个人生活时，冯乃超认为这是一段给他生命带来深刻影响的童年记忆。
然而，深刻并不会在当时显现，深刻不过是人生在总结记忆时发现的那个无法解释的、在时光中凝团的绳结。起码在接下来的青年时期中，冯乃超并没有直接加入到童子军唱军歌的队伍中，被唤醒的家族基因被暂时平静的生活掩盖了起来。回到日本后，他开始写诗，喜欢上了鸳鸯蝴蝶派，考大学时选择了采矿地质专业，还喜欢上了绘画并且在一本杂志上投稿了自己创作的几幅风景画。
创办文化思想刊物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风景画、理工科的理想、舒适的家庭条件，都被地震给震碎了。冯乃超的家庭因此破产，他对诗情画意的生活失去了兴趣。一度，冯乃超几乎以“遁入空门”的虚无主义来面对生活，他跑到京都大学上西田几多郎的哲学课。西田的哲学思想以佛教为内核，主张将人所在的“场所”分为“无的场所”“绝对无的场所”等等。第二年，冯乃超还去了京都古城附近的清水寺，在那里体验出世生活。
但这种生活体验并没能吸引他多久。冯乃超当时会被这些思想吸引，并非由于它们本身的引力，而是因为他在万念俱灰的新人生阶段中，无法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1925年，在朱镜我的建议下，25岁的冯乃超离开了京都，从此也摆脱了消极厌世的思想，开始了人生的下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阶段。
1926年，冯乃超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并且参加了一些日本革命学生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他对中国未来的命运和世界社会整体的变革充满兴趣。但随之而来的是国内令人压抑的消息。次年，蒋介石发动了上海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实行严酷打击，这个消息让大量的日本留学生义愤填膺。冯乃超开始意识到，身在日本，无论脑中的理论思想有多么丰盈，都无法为国内的政治现实带来改变。他加入了潮音社，与朱镜我，彭康，李铁声等人商议，决定一起回国，创办一份文化思想刊物，在国内宣传无产阶级革命。
这件事情筹备了将近两年，其中包括复刊失败、联系郭沫若与鲁迅等一系列波折。最终在1928年，《文化批判》正式出版。这段时期里，冯乃超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诗集《红纱灯》，他在序言中如此写道：
“《红纱灯》，把它送到世间的光明中，会它底旧相知，或是抛在黑暗的一隅，任它埋没在忘却里——我全无一定的成见。但是，经过大半年的逡巡，卒之诞生出世了……你们会看见小鸟停在树梢振落它的毛羽，你们也知道昆虫会脱掉它的旧壳；这是我的过去，我的诗集，也是一片羽毛，一个蝉蜕。”
文学批评与戏剧创作
蝉蜕后的冯乃超，开始真正变成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他所在的“创造社”也以此为立场，对当时的文学作品进行选择和批判。其中比较值得一提的，便是冯乃超和创造社与鲁迅之间的恩怨。鲁迅遭到创造社批判的原因是因为“鲁迅这位先生，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所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中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和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话。隐遁主义！”
对鲁迅的批评是冯乃超及创造社成员尚不成熟的表现，他们激进的文学主张一定程度上屏蔽掉了部分文学作品的深刻内涵。当年，冯乃超与另外几位创造社成员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秋天结束的时候，他们便收到了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转达的周恩来的意见，希望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能团结在一起，结束对鲁迅的批评，意识到对鲁迅文学作品看法的错误。自此之后，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刊物中，再也没对鲁迅进行任何批判。而鲁迅对这场论战也十分宽容。一年后冯乃超在柔石的陪同下拜访鲁迅，询问他关于革命文学的意见。鲁迅很平易近人地同冯乃超等人交流了文学翻译问题，对之前对自己的笔伐只字不提。
1929年，革命环境进一步恶化，蒋介石当局开始查封文化出版机构。创造社的出版部也没有幸免。在出版部被查封后，冯乃超开始转移阵地，在江南书店等提前准备的“第二战场”重新开始发表文学刊物。
冯乃超在文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文论上，作为创造社的初始成员，冯乃超也是左翼文学联盟建立时的首批成员。他与冯雪峰两人一起起草了最初的左联创建宣言。最初的宣言草案冯乃超给鲁迅看过，鲁迅虽没有明说，但他后来参加其他演讲的态度证明自己并不是特别支持宣言中的内容，在冯乃超最后一次给鲁迅看《左联理论纲领》时，鲁迅也只是淡然表示，“就这样吧，这种文章我写不出来”。于是，冯乃超等人继续打磨修改。
这期间，冯乃超和其他作家达成文学批评共识，认为当时中国文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小集团和个人主义的盛行，缺乏科学的批评方法，只关注文学技巧的提高，却忽略了文学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等等。冯乃超发表的主要文论作品包括《大众化的问题》《抗战与文艺》《对全国文协的一点希望》等。在发表于1938年的《对全国文协的一点希望》中，冯乃超表示，“我们现在需要万千的通俗文学作品，流布于每一个士兵的手里，以提高他们抗敌的决心，加强他们的民族意识”。
冯乃超在文学上的另一个贡献是戏剧创作。冯乃超创作的戏剧数量不多，目前能找到的文集中，只收录了《同在黑暗的路上走》《支那人自杀了》《县长》《阿珍》四部作品。冯乃超的戏剧创作结合了自身的理论，利用作品通俗易懂的特性，让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接触到革命的思潮，唤醒民众的反抗意识。1937年，日军侵略上海后，冯乃超又加入了孩子剧团的工作。这个剧团是由郭沫若所带领的，工作内容是将避难所的孩童组织起来表演戏剧，从而鼓舞人们抗日斗争的情绪。
在后续的岁月中，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但冯乃超依然在文学批评中用自己的理论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冯乃超的后半生深居简出，不太发表文章，他晚年的作品以回忆性散文为主，最后一篇文章是在1983年穆木天诗集出版的时候撰写了一篇回忆诗人的序言。同年9月9日，冯乃超因病在北京去世，结束了自己的文学斗争人生。
参考资料：
《冯乃超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9月
《冯乃超研究资料》，李伟江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
《默默的播火者》，李尚德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
作者 | 宫照华
编辑 | 李阳 张进
校对 | 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