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援丨符号隐喻视角下的“城市风物”叙事丨城市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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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隐喻视角下的“城市风物”叙事
马援丨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5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城市风物”是打开一座城市历史文化意义的标签，它刻录着一座城市远古今朝的发展过程。城市风物是活在当下的历史，是时空叠加的沉积﹔它不是孤立的、无结构和无序的，而是被一串串联动的空间隐喻符号以历史的、文化的、语言的或是艺术的方式相互交织而凝结在一起。某种程度上，从风物层面叙述城市，实现了多层次、立体化复原城市的真实风貌。在这一语境之下，城市符号的意义系统更可能被充分地打开。
注入风物的城市叙事改变了单一维度的城市形态学意义上的描述，将有内容的、具体的和材料丰富的风物绘制到城市构形的叙事中。“城市”与“风物”的接连，在于突破仅从空间秩序维度理解城市的方式，力图展现埋藏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文化印记，显现城市跨时空的发展脉络；在于体现城市的人文情怀，关注注入生活事件的城市文化，将酝酿着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的风物作为城市文化叙事的着眼点，使得关于城市的美的观念更加具体而有生活气息。因而在此意义上，具有风物姿态的城市叙事能够充分体现城市发展的活力，能够更清晰地解析包孕在历史长河中的城市文明，并进一步关涉城市可持续的未来发展。
视角切入:符号隐喻
如何看待并建构“城市”与“风物”的接连，使之成为系统化的认知结构，可以借助符号隐喻的方式。符号隐喻可将符号的“形式”“结构”“秩序”与符号承载的“内容”“文化”“意义”,以类别、配对、分离、聚类、迁移和交互等隐喻作用，形成对事物系统化的理解。符号隐喻作为辅助人类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重要工具，运用在对城市空间的叙事中，可以系统化地综合空间的表达形式及其描述材料之关系。它强调随着城市空间中行动者、陈设物、情境、事件和布局的相互作用力，可搭建城市符号的内在系统及城市符号之间的相互聚类、组合的关联系统，建立具有隐喻关系机制的城市叙述逻辑。通过这一叙事逻辑将可能展现风物意义上的城市的表达方式，组建对一座城市整体风物特征的绘制:在个体上可解释风物的物源与意义的关系，在整体上可阐述表征风物之间相关关系的城市图景。符号隐喻也有助于实现风物意义上的城市解读，为城市物形与城市文化的有机交融架构一座桥梁，为理解和规划城市人文景观发展提供一种认识视角。
城市风物不仅指一座城市的空间布局或者结构秩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记录了城市发展历程中居住者长期稳定的生活方式，传递和延续着城市空间与居住者之间相互作用、潜移默化而成的城市风貌。对城市风物的叙事既不能离开活动在其间的人而状物，也无法脱离物而描述人的生活，“风物”中“人”与“物”的互动关联结成了携带意义的符号集合。罗兰·巴特在对城市符号的表述中，便将“日常服饰的白色主调是城市的符号”的表述，传递为“日常服装·主调·白色=城市”的符号滑动过程。城市风物暗含着一座城市延绵演进的符号隐喻的传递过程，它接连过去、指涉当下而又关照未来。而单纯指涉空间地理位置的城市叙事，只是对城市风物构成关系的描述，或者说，只是对其形成的空间载体或空间外壳的叙述。但透过城市风物的符号隐喻叙事，我们可以体察到人们是如何言之有“物”且“行”之有效地生活在城市之中的，进而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城市气息和人文情貌。
罗兰·巴特
首先，就“城市风物”本身的词源意义来讲，可搭建一种符号隐喻的切入视角。“风物”一词主要有三层内涵:风光景物、风味物产和风俗习俗，通常情况下“风物”一词多与“自然风物”“山川风物”“风物传说”和“风物志”联系在一起使用。而“城市风物”的提法则体现了“风物”一词的现代语义流变——从自然风物向城市风物关注点的位移,建立了城市与“风光景物”“风味物产”“风俗习俗”间的联系，拉近了人、自然与城市之间的互动距离。它的提出体现了城市叙事方式的一种转变:从城市地理位置、布局结构和陈设物的位置关系等结构叙事抑或相对单一的城市人物描写，转向了呈现嵌入城市物景结构中的具体直观、感受和经验的文化叙事，将“物”与“人”、“结构”与“文化”等城市叙事中必备的因素关联在一起。
城市风物所要表达的复合语义与符号隐喻之间有一定的契合之处，符号隐喻机制可为城市风物叙事研究提供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策略。城市风物的语义内核和研究意义在于，它体现出对于城市彰显的“形式”与城市承载的“文化”的积极关照，将城市空间载体的形式、结构和秩序，与城市的特质——包括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地域风貌等的“风物”特征进行有效接连，实现共断面上的空间结构与历史沉积的空间文化的有机复合。符号本身具有一体两面的特征,一面是“形式”和“结构”，而另一面是“内容”和“事实”。符号是“形式与内容”“能指与所指”“形象与概念”的统一体。符号内部和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按照隐喻的方式，通过对比、配对、聚类和类比的隐喻姿态或者隐喻策略，分环勾连在一起的。符号隐喻视角下的城市风物叙事，恰恰提供了一种看待和理解城市风物的全景式的认知结构模式:一方面，实现了城市空间的延展性与时间的延绵性的交互;另一方面，从主客之间实体论证模式，转向了符号系统与对象世界并向关系的认知模式，打开了对城市肌理认识的新图景。
其次，如何从符号隐喻展开对“城市风物”的叙事?符号隐喻就是将特定空间中的人与人、人与陈设物以符号的接连方式，在具体的空间场景中展开一种历史、文化与社会的隐喻关联。城市风物叙事不仅是表层意义的城市文化景观描述，也不仅是单一结构维度的地理位置地形图式陈述，而是对将空间中的文化现象与社会深层结构、城市中居住者及其具体的经验生活嵌入城市结构组织秩序之中的统一阐释。它以城市历史的纵深度和城市结构的共时性，共同编织着一座城市特有的风貌。它积极调动我们对一座城市的可感认知，以感性经验的方式不断激活我们对一座城市的理性思考，从而寻觅这座城市生活之下的结构秩序。
地理层面的城市叙事因过于关注地形学意义的考察，而遗漏发生在城市空间中的鲜活故事;人物志式的城市叙述则以捕捉城市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为依照，也可能相应导致注重故事情节而忽视社会结构作用的问题。这两种叙述产生了两个方向的效果:一个是重结构而忽略了内容，另一个是重质料而轻视了形式。而符号隐喻视角下的城市风物叙事，将两种不同方向的陈述方式综合在一起:一方面以贴近生活的符号隐喻，可进入到城市生活的具体场景之中﹔另一方面以城市符号展现的隐喻姿态，可窥探城市风物中的文化结构序列，实现城市文化结构与内容、形式与质料的双向维度叙事。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就是各种人类符号的承载器，而这个盛满人类符号的城市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这些充满具体情感的质料，按照一种约定俗成、潜移默化的方式运转着。符号隐喻陈述方式可让我们看到城市风物显示出的两种图像的叠加效果，即城市的多样性与秩序性、具体情感与理性约束合奏之下的真实的城市风貌。
再次，符号隐喻对城市风物的叙事方式，可改变对“城市”概念理解的刻板印象。在对城市景观的描述中,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在高楼林立中人潮涌动的都市画面。多数情况下，"城市”与“现代建筑”会自发地联系在一起。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最直观的就是充满现代气息的城市建筑。在对城市建筑的描述中,也往往会留下“直线型”“大线条”“密集型”和“中规中矩”等印象。然而，当真正地走进不同城市的内部，我们就会打破以往对城市统一化的和积木式的认识，自然地会被那些表现城市当地的风土人情、自然风貌和人事杂记所吸引。“物”与“人”的结合才能显现出城市中的人间烟火,正如白居易的诗句“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体现了“街”"坊”“巷”与当地人生活的共融情境。现代城市虽然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但是深厚的文化历史中沉积着不同城市发展的特质，保留着城市发展的历史根基。城市文化符号中传递着“深义的文化”，即“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有特征的东西”。以符号隐喻视角，透过对城市代际发展的追踪，将原有遗存风貌与现代空间、古城保护与新地标建设、纪念性老城与公共空间之间以符号隐喻的方式串联在一起，使城市按照一种传递城市生活的生长方式发展，进而打造蕴含符号隐喻的城市文明。这一叙事方式能触发我们找到城市叙述的内在动力，相比于语义反复和结构迂回的城市叙述，它不是生硬的和冷冰冰的，而是拥有一种集中抒发原本弥散在城市生活之下的人间情暖的力量，可让人感受到城市的气息。
符号隐喻视角下“城市风物”叙事的三种特征
符号隐喻视角下的城市风物叙事，将城市风物置于具体的文化符号场景之中，通过符号隐喻的方式达成城市符号之间的接连，将符号隐喻作为城市现实图式与共享意义的复合，发挥隐喻在城市文化象征与城市地标、城市文化精神与城市建筑设计之间穿针引线的作用，彰显城市空间布局与城市文化生活之间共生的整体风貌。以符号隐喻搭建的城市风物叙事主要体现出以下三种叙事特征:
第一，去中心化。在城市叙事或描摹作品中，总是暗含着陈述者或描摹者对城市空间的排序方式，这种排序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符号隐喻意义。在历史上追溯城市叙事的特征时，会发现最早是中心化的表达逻辑，随后在去中心化的过程中，拥有风物姿态的城市叙事样式才逐渐被打开。它溢出了自律论框架，而转向多视角的、他者在场的、开放想象力的符号隐喻叙事方式,使城市丰沛的日常生活样态在这一视角下得以展示。
中世纪的欧洲习惯将宗教、神话与空间符号秩序组合在一起形成空间关系的隐喻，以传达教谕传统，进而表达他们对社会从属关系和伦理道德图式化的理解，而这种空间隐喻的方式是绝对“中心化”的模式。这一时期有关城市空间的表现亦是如此，通过简约的和单线条的手段，阐明叙述者权威性的主张，形成一整套叙述城市的特权代码。在文艺复兴时期，空间叙述者首先追求的是绝对原型、抽象比例和完美范式的叙述方式，刻意造成叙述现场与叙述者之间主客二分的对立状态，有意减少叙述者在场的目的和影响，从而指向“绝对的”现实或者建筑的自律特征，构成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叙事。
然而，在19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这种叙事结构得到明显改观。随着现代西方哲学的展开——经验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现象学的涌现，建筑叙事逐渐从“绝对的教堂”的抽象形式走向关注建筑中主体感受、空间体验等人与建筑关系的叙事结构。风物意义的城市叙事结构逐渐展开，人们对城市的理解不再是生硬而缺乏温度的。在先锋派或者构成主义的城市叙述中，已经出现了某些变革城市叙述封闭自律论的迹象。先锋派看重艺术与生活的关联，试图将“艺术和生活重新融为一体”，逐渐突破作为艺术的建筑与生活实践之间的隔离之苦，具有风物情节的城市叙述在这一时期得到表达。他们将城市空间看成是充满人文的、艺术的、日常生活的和具象化人物情节在场的容器，逐渐从单一视角或者全知叙述转向了建筑空间的多层次的叙述结构。先锋派以“蒙太奇”和“碎片形式”的非有机形式对审美完整性的叙事提出异议，用“不完整”和“碎片”激活接受者对作品总体非和谐的觉察，从而融入接受者对意义的理解，形成参与作品的积极方式。在这一层面的符号表达存在着艺术与生活、理性与感性、叙述者与接受者在场的、多层次的交互，注入了人们对城市的理解和感悟，实现了在风物意义上体现城市人文肌理的作用。
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结构-文化主义”范式思潮兴起,其将“实体论”的文化主义与“格式塔”的结构主义进行嫁接，既避免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泛经验化，也防止过度倾向社会宏观结构的限制性。这一范式同样影响了建筑叙事的风格，展现了注入风物姿态的城市叙事的张力:一方面体现历史演进和社会结构关系对城市表达客观化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显示去中心化和注入主体活力的城市理解方式的价值,在这种交互的作用中城市叙事才能接近真实的城市文化。正如,爱德华·W.苏贾指出:“当都市问题与文化问题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时候，‘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内在联系也就更为明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某种程度而言，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相互渗透的发展变化，正体现了“城市”与“风物”接连的价值意义。
《寻求空间正义》爱德华·W.苏贾
随着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中心化的表达方式不再坚不可摧，城市叙事被文化化和生活化所驱动。符号的去中心化,实现了符号在建立艺术与生活、建筑形式与文化事件之对话方式上的作用,展开了风物意义上的城市叙述逻辑。城市风物叙事的去中心特征，在于摆脱单一化、线性化和压迫关系的空间组织和空间排序，将空间关系看成内在有机的生成系统。
第二,具象化。一座城市的风物形态并不是铁板一块、整齐划一的罗列,而是城市中“人”与“物”纵横交错、相互叠加的动态景象。城市风物的形成一方面源自城市物如街道、店铺、食物等对人感受的调动与激发﹔另一方面取自人对城市物感受之后所留下的印象、记忆、改造，由此产生一种审美表达。城市风物的内在肌理是由城市之物的物性特征与其间活动的人的感受和表达共同构成的。借助具体化的符号如语言符号、图像符号和象征符号的分析，可以彰显人与物、情与景融为一体的城市肌理特征。同时,城市肌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城市人对城市物主观感受的变化,城市物也会被赋予新的意义，形成符号间意义的滑动，城市肌理也会随之形成动态的变化，表现出城市生机勃勃的景象。
文化研究的鼻祖理查德·霍加特在对20世纪50—60年代工人阶级城市生活的描述中，就彰显了这样一种具象化特征。他用“个人”“家庭”“邻里”和“当地”这些看似琐碎的词项序列,来还原工人阶级的真实生活。他对工人阶级居住空间的描述,类似吉登斯对“前”区空间与“后”区空间的划分，即“公众舞台”与“幕后活动”空间的区别，试图改变以往对工业化时代城市工人阶级生活的刻板印象，即工业社会通过“安排、限定、遵从”瓦解传统城邑，由此形成现代城市大量“无产阶级的聚集地”°的典型描述。他转向工人阶级“家庭生活”的图像符号，由工人阶级具体的生活景象生发出其“开诚布公”“与邻为善”“寻·找光明”“伸出援手”和“诚实”诸品质。霍加特将城市中工人阶级具体生活的视觉符号、听觉符号、语言符号和图像符号——这些具有风物景象、故事和情节的符号以隐喻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共同形成城市中工人阶级的文化景观。因此，以符号隐喻视角展开对城市风物的叙事，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地形学或地理空间学意义的城市叙事；另一方面改善了人物志式、故事情境式等文学渲染方式的叙事。它采用一种兼容模式，将空间情景放置在具体的空间结构之中，建立了空间地理坐标与空间文化图式互为补充的叙事效果。
文化研究的鼻祖理查德·霍加特
第三，关联性。城市风物隐含着一种时空交错的隐喻关系，这种隐喻关系若隐若现，不时地牵动着我们关于城市记忆、联想、对照和想象的各种表征符号，由此组建我们对一座城市的整体感观。符号隐喻所产生的联想机制，可以调动现实感观与抽象思维逻辑的关联。空间主体可通过隐喻实践，将对城市风物的现实感受与大脑中的空间记忆以隐喻的方式连接在一起，进而对现实场景进行筛选、组合和输出，形成对现实场景的不同理解和表达。隐喻作为人类认知、思维和表达的重要方式，是接连人的现实世界与抽象思维的重要通道。符号穿梭在新秩序与旧秩序、新事物与记忆、现象与历史痕迹之间，并重建彼此之间的联系，产生对新事物的理解，调动对旧事物的记忆，形成新旧事物之间的对照，由此形成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运动过程，也就达成了具有隐喻关系的思维运动。斯图亚特·霍尔通过对邻里、地方、国家和全球不同构成空间的转移，展示文化符号隐喻的多元性，显示不同空间和范围的文化符号之间的传递和接连。他在城市多元文化的共同场域以及城市社会场所混杂的文化陈设中，从记忆、历史和传统提取符号痕迹，对文化界限的混杂和文化边界的杂糅进行分析，形成对各种文化符号之间对比、冲击和叠加而产生的特殊效果的研究。在这一复杂的城市文化场景中，符号隐喻实践会拉开多元文化主体思维活动当中至关重要的概念隐喻与现实文化场景之间的可变距离，形成不同实践主体以源自不同文化根基的概念隐喻连接具象化的城市布景之间的张力，从而形成不同形式的概念隐喻思维关联以及不同活动方式，建构新的隐喻关系。借助符号隐喻研究，可实现对由无数符号装点而成的城市轨迹的分析，从而解开城市风物所蕴含的意蕴。这一方法通过追踪城市活动者运动轨迹的空间符号链条，如车站、办公室、餐厅、图书馆、超市和电影院等空间场所的位移，来说明城市社会的整体构成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城市风物不只是一种现实物的存在,其中注入了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包孕了群居者杂糅的共有的思想、观念和情感。
从符号隐喻三个特征展现具有风物姿态的城市叙述，包含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去中心化和具象化的特征将现实场景的城市物及其背后意义的相关关系予以阐释,建构具有“能指”与“所指”匹配关系的城市文化符号系统﹔另一方面，关联性特征则有助于形成具有整体特征的城市风物叙事姿态。
以符号隐喻的方式走进城市风物的研究，更容易将弥散的、看似无序的城市风物以符号隐喻的方式关联在一起，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一座城市的肌理，感受城市空间的尺度——包括城市的布局、街区的大小、街道的宽窄、街区的密度等。从社会文化符号维度对城市风物的思考，可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文化空间与现实场域、不同主体介入而形成不同场域等相关问题。这样一来，城市风物便不只是城市中的物，也不只是物与场所的关系，而是构成了具有现实场景的场域状态，形成了可被理解和可被想象的连续“流动”的场域。
以符号隐喻叙事理念打造“城市风物”整体化新格局
符号隐喻叙事可解析城市风物蕴藏的特有风韵，打开一座城市在历史变迁中风物特征的形成过程。城市的规划不是城市物的排列和组合，而是将孕育着风土人情的城市风物的魅力展示出来，让城市的居住者能够充分体验宜居感和获得感。城市规划要体现城市风物的特征和显现城市的文化气韵，可借助符号隐喻的叙事理念，将物的形式与人的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以城市特有的空间符号标识彰显一座城市风物的整体特征。“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往往会给人留下许多意蕴深长的空间形象、历史片段和特殊的情感记忆。城市故事的生成、沉淀和变迁，则与建筑师和规划者的工作息息相关。”符号隐喻可以为如何酝酿、叙述有故事的城市风物提供一把钥匙。
其一，以符号隐喻叙事中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互，将城市中具有历史标记的符号与注入时代特征的符号交织在一起，强调时代变迁中城市发展的承接性和延续性。这样有利于在不失城市原有特质的基础上，展现城市风物的历史延绵特征，彰显城市在新旧交替过程中的人文景观。意大利建筑大师卡洛·斯卡帕在对老城博物馆的改造中便以时间轴将从中世纪至今每个时期的建筑片段自然地交接在一起，实现立体空间的并置和建筑构造的对话，以符号隐喻搭建关系机制，实现遗存风貌与空间更新的融合。近期，“2020三联人文城市奖”入围奖的名单，就突出了城市发展连绵性和整体化的理念，例如首钢园区改造的入选作品，综合利用原有工业区的空间特点，将现代城市功能区植入其中，既保留了该区工业遗存风貌，又注入了城市发展的新功能，包括现代办公区、住宅区、休闲区和博物馆的综合改造，实现了故地换新颜的变化。而另一件入选作品“连州摄影博物馆”突破博物馆的传统模式——“白盒子”模式，以当代摄影艺术与连州老城日常生活的背景交织在一起，以新旧之间空间秩序的对照展示连州老城的久远历史和“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在对城市进行综合改造中，需要发挥空间设计者的智慧，在考察历史感的空间符号的基础上，结合当下使用者的实际需求，将城市风物符号特质注入现代化城市改造的基本元素中，调用空间移位的方式，协调空间符号的整体设计，从而以空间符号历史的、文化的接连方式，实现城市有机改造的新路径。
“2020三联人文城市奖”
其二，以符号隐喻叙事形式与内容的接近，调拨传递中人文、器物和空间等各类符号，以隐喻的方式形成一座城市连贯的、有内涵和形式美的风物整体，使得城市风物的空间图式与共享意义结成统一体。城市在发展，产生新的气息和时代风貌，因此需要打造城市发展的新地标。这就出现了城市原有的意义系统与新发展秩序的协调和整体规划的问题。符号隐喻视角下的城市风物叙事可为这一问题提供一种方法论路径，可应用隐喻方式形成空间与意义的互动关联。在对“南海会馆”的设计中，为了进一步展现“西樵山水”的物景风貌和“岭南文化”的人文景观，将南海人“勇闯海外，荣归故里”的人文情结融入建筑物中，设计师通过“山水通廊”和“观景楼阁”实现岭南风光景物与历史人文品格的融合，尽显岭南风物的韵味。城市风物代表的不仅是地形学或者地理图示的坐标系，而是对生活其中和融入其中的城市居民生活方式总体风貌的呈现。空间隐喻叙事调度现实空间、话语空间和组织结构之间的张力，实现空间场所与空间情境的融合，将可感世界与社会深层结构密切联结在一起，在城市的设计与文化特质、空间布局与人文情结、现代化改造与历史文脉之间形成关联，提供了打造城市风物整体化意义系统的实践途径。
西樵山水
其三，以符号隐喻叙事的类比与聚集功能，依循城市内部的原有特征，将表达城市典型风物特征的符号迁移到外部空间或新空间的打造中，形成城市风物延伸形态的发展。在现代城市的规划设计中，除了遗存空间与空间更新的相互叠加和融合之外，还有一种现代城市空间的布局方式，就是保留原有城市的风貌，发展外环空间，实现城市内部向外部延伸的发展方式。这通常适用于对原有大型空间采取保护的措施，例如古老村落、旧城区和古城。面对这样一些较为庞大空间的改造，需要在保持原有风貌的基础上，推出方便居住者现代化生活的方案。在世界遗产保护地福建永定旅游文化城的改造中，为促进当地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和便利当地居住者的现代生活,对延展文化城的相关设施建造中,"挑选了一些较典型的土楼的符号元素”并“当地取材”，使新的建筑与原有建筑自然而柔和地结合在一起。这体现了内部空间向外部空间辐射延伸的规划思路，采用空间符号类比的方式，从而实现新城风貌与旧城特色、周边城市居民新生活与原有城市风貌的互动发展。在对现代城市的规划中，以这一理念实施外城与内城、外环与内环、周边与中心之间的相互推动作用，以原有空间的实际状况提供外部空间的规划目标，以外部空间的现代化功能促进原有空间的结构优化——这一方式可形成城市文明发展的序列关系，一方面彰显现代城市发展的当代活力，另一方面保护了城市发展的历史印记，形成了风物延伸形态下的城市发展脉络。
从符号隐喻视角出发的城市规划，有利于把城市居民的主体经验和生活因素嵌入城市结构的组织中，体现了城市风物叙事的核心理念。以此为理念的城市规划方略，采用符号模式，从组织方式、情境安排、解释方式到实践过程，可形成一整套具有空间隐喻性策略的城市设计方案。
结语
符号隐喻视角下的城市风物叙事，在于描摹和展示真实的城市风貌，以“生活在下面”的理念带我们走进城市生活的内部，让我们感知城市的历史、当下和未来。这一视角下的叙事，主张城市风物的塑造不只是基于空间形式的考量，而更为重要的是寻求城市居民的宜居生活方式。这一视角下的城市叙事，通过城市中行动者、城市事件、在城市中亘古流传的常识、城市改造和城市遗迹之间彼此交织的关系，建立相互辐射关联的空间隐喻网。在符号隐喻的叙述中，寻求城市发展的内生力和创造力，强化空间符号与城市文化特质的关联，从而形成根植于城市文化特质的城市风物叙事结构。符号隐喻叙事呈现的不只是符号内部逻辑的转换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将作为隐喻实践的符号观念和具有隐喻实践的符号功能——即强调实践意义的符号概念和用途——共同作用于对城市风物的阐释，并为构建合理、健康和有序的现代城市发展提供一种有价值的参考。
城市风物叙事是一种浸透式的叙事表达，体现浸润在城市中的居住者与城市布局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一叙事强化了城市与居民、城市风物与居民习俗、空间场景与人文情怀之间的接连，以城市空间的秩序和结构，城市生活的节奏和韵律，形成共有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显现一座城市整体的人文气息。城市风物离不开文化符号维度的思考。彰显一座城市的整体风貌，就在于将城市的器物特征与城市潜藏的文化底蕴进行有机结合，而符号隐喻将物质形态与精神形式聚焦在一起,可实现城市物质形态与城市风韵的交融,彰显一座城市独有的风物特质。以符号隐喻的方式，倾听跳动在城市中的每一个低吟浅唱的城市风物构成的音符，可让我们全身心地沉浸在这些不同音符共同鸣奏的城市之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