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宰上诉 石破天惊《石涛大士百页罗汉图册》研究（一）

在《宣和画谱》序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有意地将《画谱》分为十门，“而道释特冠诸篇之首”，所以如此，是因为《画谱》的作者认为道释这一类的人物画能够“使人瞻之仰之，而有造形而悟者，岂曰小补之哉！”不过，从兴起于宋代的文人画以后，以山水和梅兰竹菊为题材的艺术世界，更能够体现诗、书、画兼善的画家的艺术造诣和内心世界。

在十六、十七世纪的画坛，人物画大都只在宫廷画家或职业画家那里还被体现着，文人画家或评论家很少对他们进行评论。因此同山水画比起来，人物和写真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衰落之势。

这种状况在晚明时期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涌现了几位著名的人物画家，他们是较为年长的丁云鹏、吴彬，和稍微年轻一些的崔子忠和陈洪绶。他们的出现，使得人物画的创作不仅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而且有效地提升了人物画的品位，他们不仅把能够在山水或梅兰竹菊中体现出来的所谓“气韵”充满在画面之中，而且使笔下的作品达到了堪称“奇妙”的境界。

但是，在入清以后的十七世纪初中期，人们仍然又回到了重视山水画而忽略其他画种的旧圈子里。无论是“四王吴恽”还是“四僧”，几乎都是山水画家兼花鸟画家。在“四僧”之中，最年轻也最富活力的石涛在固有的艺术史中，以山水和花鸟画家的身份为人们所熟知，尤其在二十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以后，他的独创性更受到了艺术界追求创新人士的普遍赞扬。但是，最近发现的一部《石涛大士百页罗汉图册》，却不仅让我们重新认识石涛，同时它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能够“改写”十七世纪艺术史——石涛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山水画家，更是一位杰出的人物画家！这套册页的出现，甚至填补了清初人物画史的空白。

通过比较发现，石涛的这套册页巨作，其严谨性在中国艺术史上几乎找不到相同的例子。石涛在有意地将他所擅长的山水画与人物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细劲的用笔描摹出罗汉们极度逼真的脸庞，栩栩如生。而且，石涛更是不厌其烦地将自己的刻画能力放在罗汉的神情、体态、器物、衣袍之上。此套图册虽然多达一百开，却毫无败笔，石涛超凡出群的技法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么一套伟大的作品，竟然一直被秘藏在民间，而且保存如此完好，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这套伟大的作品，石涛足足用了六年的时间才完成！

“天童忞之孙、善果月之子”

画面上的署款或钤印，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第六开署“善果月之子”、第七开署“善果月之子石涛敬画”，第十四开署“天童忞之孙石涛敬写”——这一署款与钤印方式，其特别用意，在于表明作为僧人的石涛在禅宗里面的法系。

一六四一年，石涛出生于桂林靖江王府，仅仅两年后，明王朝就土崩瓦解。一六四五年，他的父亲朱亨嘉因妄称“监国”而引起明王朝的同室操戈，兵败被执后幽死于福建。年幼的石涛被宫中一个忠实的仆臣背出，他们仓皇地向北方逃去。从此，石涛失去了明王室子孙的身份，而成为一位四处飘零的出家僧人。

随着江南江北逐渐恢复了和平，民众们慢慢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石涛二十多岁时曾经在庐山居住了一大段时间，下山后抵达松江，这是石涛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他谒见了名震禅林的旅庵本月，并正式拜旅庵本月为师。石涛从此法号原济，亦作元济，字石涛。

清初禅宗，仍然延续着盛行于江南的临济、曹洞两宗。临济宗下分出天童系和盘山系，曹洞宗下分出寿昌系和云门系，这四系构成了清初禅宗派系的主体。而在新旧王朝更迭之际，禅宗内部也受到了影响——或者保持旧朝的气节，或者是与新朝合作，政治的气氛极其浓烈。前者与明遗民保持密切的联系，为挽救明王朝而奔走疾呼，这以曹洞宗的觉浪道盛和祖心函可为代表人物；而临济宗的憨璞性聪、玉林通琇、茆溪行森和木陈道忞，则采取了与清廷合作的态度。

石涛的老师旅庵本月（？—一六七六），是木陈道忞的弟子，他的师祖是名噪清初禅林的玉林通琇（一六一四—一六七五）。

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旅庵本月离京还山，驻于松江昆山之泗州塔院。也就是在这期间，二十一岁的石涛拜旅庵本月为师——显然，石涛对旅庵本月与清廷的关系是十分清楚的，否则他不会专门刻了“善果月之子、天童忞之孙、原济之章”以示他在一禅系中不同凡常的辈份和来历！这方印，一直用到他五十岁以后！

与这套册页同时创作的另外一件名作，即早年的代表性作品《十六罗汉应真图卷》上面，也签有“天童忞之孙、善果月之子，石涛济”这样的名款，可见石涛对自己能拜在旅庵本月的门下而自豪不已。不过，正是这种关系，却成为石涛生命中一股持续不断的悲剧性的暗流。

在中国禅宗史上，临济宗在接引学生方面一向以单刀直入和机锋峻烈而著称。石涛在参禅的过程中一定也吃了不少的苦头，最终他毕竟得到了旅庵的认可，并劝他应该放眼八极，到各处去游学。从此，石涛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云游生活。

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年），只有二十五岁的石涛第一次来到宣城，这一住，就是十五年。

当时的宣城有一个诗画社，施闰章、吴晴岩、梅清、梅庚等人，都是那里的代表人物，这些人一见到石涛，立刻被他卓越的才华所吸引。

“小乘客”与“应真图”

一六六七年，离开松江的石涛第一次游历黄山，随后返回宣城。

在黄山之上，他意外地遇到了一位重要人物，此人即新安太守曹鼎望。

曹鼎望，字冠五，号澹斋。丰润（今属河北）人。顺治己亥进士。于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年）至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一直任新安太守。

关于石涛与曹鼎望太守的交往史料并不多见，但是这次相识，显然对石涛的生活与艺术创作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画史文献中特别提到，曹鼎望请石涛画黄山七十二幅，正在创作欲极其旺盛时期的石涛很痛快地答应了。李《大涤子传》说石涛的《黄山图》每幅各仿一宋元名家，这说明石涛此时对宋元以来的名家风格了如指掌，只是他的天生才性无法掩盖，所以更多表现出来的是他的笔无定姿，神到笔随，倏浓倏淡，都出自于己意而已。这个记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石涛大士百页罗汉图册》中的配景问题。

另外一个重要的消息透露于石涛的一段长跋中。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陈良璧创作于明万历戊子（一五八八年）的《罗汉图卷》，卷后石涛的长跋，为我们研究他的创作轨迹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余昔自写白描十六尊者一卷，始于丁未年应新安太守曹公之请，寓太平十寺之一寺，名罗汉寺。昔因供养唐僧贯休禅师十六尊者于内，故名罗汉寺，今寺在而罗汉莫知所向矣。余至此发端写罗汉焉。初一稿成，为太守所有。次一卷至三载未得终，盖心大愿深，故难。山水林木皆以篆隶法成之，须发肉色，余又岂肯落他龙眠窠臼中耶？前人立一法，余即于此舍一法。前人于此未立一法，余即于此出一法。一取一舍，神形飞动，相随二十余载。戊辰七月，清湘石涛济跋。

石涛所以画罗汉，正是由于新安太守曹公请他住在罗汉寺之中，而罗汉寺的得名，则是因为藏有贯休的绘画。但是石涛的跋中特意提到，石涛到罗汉寺时，贯休的十六罗汉图已经不知去向，也许，留下的只有石刻。

石涛在画面上经常自钤“小乘客”，石涛用此印的寓意或在于表明，他不是“大乘”，而是“小乘”，虽然我们并不明白他自称“小乘客”的真正用意之所在。但是有一点却可以肯定了：激起石涛画罗汉兴趣的是出于太守的赏识与邀请，又受到贯休的启示，同时自称为“小乘客”——石涛在此一段时间内以罗汉作为自己创作对象，可谓机缘成熟！

从黄山上下来的石涛开始画罗汉，第一卷就送给了曹鼎望。第二卷画了将近三年，成为石涛传世作品中最重要的一件作品《十六罗汉应真图卷》，款署：“丁未年，天童忞之孙、善果月之子，石涛济。”他的好友梅清经常摆在自己的案头把玩。

不幸的是，这一卷杰作后来竟然丢了！在李驎的记载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一事件：丢画之后的石涛“忽忽不乐，口若喑者几三载云”。而这一画卷，就是现存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那一卷。

据此推测，《石涛大士百页罗汉图册》，应创作于此两卷之后，他花了六年的时间进行这一创作，而且自始至终，秘不示人！

宣城广教寺

石涛的这套册页，画于敬亭山广教寺。

在宣城期间，石涛先后住于西干罗汉寺、太平寺（一六六八年），紫阳书院（一六六九年），金露庵（一六七〇年），宛津庵（一六七〇年秋），一六七一年才定居于敬亭山广教寺。一般研究者的依据是李驎《大涤子传》：“辟黄蘖道场于敬亭广教寺而居焉，每自称为小乘客。是时年三十矣。”不过，这里并不否认石涛在定居广教寺之前就没有到过广教寺，或在那里生活过。这套册页的年代，恰恰证明这一点。

广教寺，位于现在宣城市区之北、敬亭山南麓，距市区约三公里，一九五六年被列入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八八年元月又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教寺又称双塔寺，其中的双塔始建于北宋绍圣三年（一〇九六年），为一对并肩而立、独特罕见的方形古塔。

《宣城县志》卷二记载：“广教寺规模宏大，有庙宇千间，僧人数百。佛殿前有千佛阁、慈代宝阁，寺后有金鸡井，寺内有法堂曰雨华；方丈为宝华，住室笑华、圆照；轩称松月、雪屋；亭有数座，曰怀李亭、碧莲梵花亭、律海亭、迟贤亭、江东亭、福地亭等。还有藏经阁、观音阁。宋太宗赐御书百二十卷，元帝赐广教寺住持荣佑崖法师金袈裟。”由此可见，广教寺自创寺以后在历代寺院中的显赫地位。但是，当石涛来到这里时，这里却是荒败不堪。

（连载）

艺术家简介

刘墨

生于1966年，祖籍河北三河。文艺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为独立学者，自由艺术家。

代表著作：《中国艺术美学》、《禅学与艺境》、《乾嘉学术十论》、《中国散文源流史》、《中国美学与中国画论》、《石涛》、《八大山人》、《龚贤》、《现代国学思潮与人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