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元大都，给北京留下了中轴线、大运河、胡同、四合院

元大都示意图

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始于元代。

公元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在原金中都的东北郊、以琼华岛为核心,营建一座新的都城——元大都。马可·波罗在游记里称元大都“美善之极，未可宣言”。

作为中国古代都城的杰作，当时世界的都市之冠，元大都只存在了80余年，但它让后世的明清北京城有了质的飞跃，中轴线、胡同、大运河都是元大都留下的宝贵遗产。

如今，元大都的三分之二面积仍压在北京城下，当考古学家们在此探索时，神秘的元大都在尘土、时光和故事的重重覆盖下，只是偶露峥嵘。

无与伦比“汗八里”

卢沟桥因为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而广受关注。在历史上，它成名甚早，而且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有着不解之缘。

“河上有一座石桥精美绝伦，石桥长三百步，至少八跨步宽。十个壮如山的男人并排走也不显得拥挤。这是座二十四拱桥，坚固无比，总而言之是一件杰作。”因为《马可·波罗行记》中的这段描述，卢沟桥在西方广为人知，也被叫马可·波罗桥。

1275年，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到达了正在建设中的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由于他聪明好学，深受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因而被安置在宫廷，作为幕僚。侨居中国的17年中，他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元大都中度过的，对大都的历史、掌故以及风土人情等，颇为熟悉和了解。因此，大都见闻占《行记》篇幅的十分之一。

不过，至今没有中方史料证明马可·波罗曾来过元大都，《行记》中的一些描述也错得离谱（卢沟桥应为11孔桥）。于是，在西方和中国，都有人说马可·波罗道听途说，是个吹牛的大骗子。

马可·波罗临终前，神父要他忏悔，承认书中说的全是谎话，但他含着泪说：“上帝知道，我所说的连我看到的一半还不到。”

那个犹如“天方夜谭”的元大都，是不是杜撰的呢？不妨跟着《行记》中的描述,去元大都逛一逛。

“无与伦比”是马可·波罗描述东方最常用的词汇之一。亲眼见证了大都的繁华和皇宫的富丽后，他在《行记》中，对“汗八里”（突厥语，意为皇帝之城）的描述，使人觉得大都宛如“人间仙境”。

“城是如此美丽，布置得如此巧妙，我们竟不能描写它了！”他说，此城位于辽南京城的东北端，从外到内，分别由大都城、皇城、宫城三重城墙，套合而成。大都外城墙为“土墙”，由黄土板筑而成，十分坚实。城墙四周，建有雄伟高大的城门，“形如大宫，壮丽相等”。

对皇城，《行记》记述得更为详尽。皇宫环列于琼华岛（今北海白塔山）和太液池（今北海）的东西两岸。宫殿建筑，堪称奇观，“满涂金银、并绘龙兽、骑士形象及其他数物于其上”。殿顶皆以红黄蓝绿之琉璃瓦铺砌，“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能见此宫光辉”。

《行记》特别提到，琼华岛之巅，建有一座宫殿，被青山绿水环抱，构成一幅“美丽堪娱”的人间奇景。马可·波罗虽然未道出这座宫殿的名称，但根据其记载方位，所指应为始建于元毁于明代的广寒殿。

今北海团城玉瓮亭中陈放的“渎山大玉海”，俗称玉瓮，就是当年忽必烈在广寒殿中大宴群臣时使用的酒器。

元大都的街道，同样引起马可·波罗的好奇和赞赏。大都的街道，给人以横平竖直、整齐划一，犹如棋盘的感觉。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华屋巨邸，鳞次栉比，见此情景，他的仰慕之情不能自已：“设计得如此精巧美观，简直非语言能尽述”。

十三世纪中期，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不知道煤为何物时，大都居民已经以煤代薪了，马可·波罗稀罕地称煤块为“黑石头”。“凡是世界上最稀奇最有价值的东西，都会集中在这里。”元大都商贸兴隆、市井繁华，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化都市，由此可见一斑。

受这本书启发，1492年，哥伦布扬帆远行，他的目的地，就是书里黄金遍地的元大都。最终，哥伦布没能到达，马可·波罗笔下的元大都，也成了西方人心中无从考证的梦幻之城。

在中国，1368年元朝灭亡时的一场大火，让这座曾被描述为黄金铸就的城市，沦为焦土。忽必烈的后代逃回蒙古草原后，曾经的皇宫、御苑、圣殿、寺庙、钟鼓楼、观象台……华丽的建筑几乎全部被摧毁或修改，压在了明清北京城下。

元明清时期，虽然留下了一些关于元大都的文献，但古人对司空见惯的事多不记录，关于元大都的记载多是片断的，有些地方反不如马可·波罗这个外国人时时猎奇，全面生动。

700余年间，元大都逐渐湮灭，留存的文物太少了，古建筑太少了，史料太少了。即使对北京人来说，它也变成了令人将信将疑的神话。

元大都惟一不曾移作他用而保存下来的，是北京三环外一溜长长的土城，这千疮百孔的元大都北城墙，固执地证明着它的存在。

760年前定中轴线

谁来寻找元大都往日的荣光？一位年轻学者被推到了这一领域的前台。

1956年秋，徐苹芳调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从此由书斋走向田野。一有空，他就到清华大学聆听赵正之、莫宗江等教授开设的中国建筑史课，由此与赵正之相识。

1957年5月，赵正之教授作为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负责人，曾率队踏查元大都遗迹，其中就有20多岁的徐苹芳。那时，赵正之一直试图弄清一个问题：举世闻名的元大都是否还活在现存的北京中？

赵正之注意到，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街巷横平竖直，这种规整的街道布局，究竟是明清时期形成的，还是在更早的元大都时期形成的？经过文献研究，现场踏勘，赵正之认为，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基本上是元大都的旧街。

他还提出：元大都的中轴线即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在北京城市史研究上，这是一次重大突破，也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观点。

众所周知，从北京的南二环至北二环，有一组纵跨南北、横亘中央的“大建筑群”，从南端的永定门城楼开始，一路向北，依次排列着正阳门、天安门、紫禁城、景山、鼓楼、钟楼等几十座平均年龄500余年的元明清建筑，纵深总长7.8公里。目前正在“申遗”的，就是这条“中轴线”。

虽然有点匪夷所思，但这条中轴线与明清北京城的几何中线并不重合。

明清北京城与北京二环围合的区域基本吻合。打开任意一张北京地图，量一下天安门到建国门、复兴门的距离，便会发现，西二环到天安门的距离大于东二环到天安门的距离。也就是说，北京的几何轴线，在“中轴线”以西，为今天的旧鼓楼大街一线。

两条轴线的出现，引发了后世很多争论，其中一个话题便是史学界、考古界争论不休的：“元大内”也就是元代的宫城,修在哪条轴线上？

一种观点是，“元大内”以及大都的核心建筑群，建在旧鼓楼大街一线上，也就是北京城的几何轴线上。

清乾隆时期的《日下旧闻考》、近代朱偰的《元大都宫殿图考》、侯仁之的《北平历史地理》等，均支持此观点。其论据来源于《春明梦余录》，该书记载，明永乐十五年，在旧宫殿东边一里的位置，建造了新的宫殿。

赵正之对《春明梦余录》中的这句话做了进一步分析。大意是：很多人都认为“旧宫”指的是“元大内”，但在明永乐十五年修建紫禁城时，元大内早已拆除，所以旧宫不是指大内，而是指朱棣未上位时的“燕王府”。

赵正之还推论说，假设元代的中轴线在旧鼓楼大街沿线，那么由此向南延伸，正经过中山公园的五色土，而五色土南侧有一片古树林，其中很多古柏直径都在2米左右，应为金元时期种植。如果中轴线在此，那么，这些古柏会将中轴上的千步廊阻断，因此元大都中轴线不在这个位置。

赵正之断定“元大都中轴线即明清中轴线，二者相沿未变”。此观点刚提出来，就被戴上了“大都中轴无用论”的帽子。

1960年1月14日，梁思成在工作笔记中记录了学生赵正之的发言，同时记下了学生莫宗江的感叹：“‘没有考虑’许多东西。完全从文献出发。”他还说出了自己心中的不平：“大都中轴无用，想不通。”

1962年，赵正之患肺癌，无力写出他的研究成果。在考古大家宿白的建议下，徐苹芳每周到医院一次，记录赵正之的口述，历时两月。“他说话，声音都哑了，”徐苹芳先生曾向《城记》作者王军回忆，“他也实在没力气了，秋天就故去了。”

谈及自己对北京城的研究，徐苹芳一再强调，他的研究是在赵正之基础上完成的，“只有赵正之先生的文章出来后，我才能讲元大都的事儿”。

1966年，徐苹芳记录整理的赵正之遗著《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本应在《考古学报》上面世，杂志都印出来了，还没来得及装订，便被当废纸处理了，直到1979年“文革”结束，才在《科技史文集》第二辑中得以发表。

虽然赵正之的遗著迟迟不能发表，但他提出的问题和引发的争议，一直萦绕在徐苹芳心中。怎么去证明赵先生的观点呢？答案看似简单，文献不能解决的问题，就通过考古去寻找证据。但麻烦的是，元大都，用专业术语讲，叫“古今重叠型城市”，并无发掘先例。

元代的中轴线遗存，唯一可寻的，就是今天地安门北的万宁桥。侯仁之考证，万宁桥是元大都的设计起点。

胡同保留着大都肌理

此前，对古城遗址的发掘，一般都位于乡村旷野，可大开挖，做大规模的揭露。但元大都的情况太特殊了，它有三分之二的面积压在北京城下，不可大开挖。

对古今重叠型城市进行考古，必须找寻一种新的方法，这对于中国城市考古学而言，意义太重大了。如果找不到适合的方法，就等于将很多有叠压关系的历史名城的考古放弃了，而唐宋以后城市往往都是古今叠压，都有这个问题。

元大都虽然棘手，但让徐苹芳感到幸运的是，它不是完全重叠的。元大都北部约三分之一的部分，在明初废弃后，变为郊野，直到20世纪50年代，北二环外大部分土地仍为农田菜地，“一个楼都没有”，这给考古保存了很好的场地。

1964年，由中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现北京市文研所）联合组建的“元大都考古队”成立，当年不到30岁、日后成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徐苹芳担任队长。面对二环外的荒郊旷野，他该从哪里入手呢？

当时，北京城内街道的分布，基本是在南北向主干大道的东西两侧，等距离地平行排列着胡同。东西向平行的胡同，作为主干大道通往居住区的交通网络，快捷便利；胡同路北的四合院，向阳背风，少有噪音。

徐苹芳意识到，“（古代的建设能力）要彻底改造原城市中的街道系统是十分困难的，一般都是沿用旧城街道，明清可能也是如此”。

为了证明北京仍保留着元代的城市肌理，他率领的考古队首先在明清北京城的北城外（北二环外）、元大都土城墙内的东北部，即元安贞门（今北土城小关）南北大街以东、元光熙门（今和平里东）东西大街以北的范围内，用洛阳铲钻探元大都的街道遗迹。

蒋忠义是当年的考古队员，他说，幸亏元大都是在旧城（金中都）外平地拔起的新城，通过洛阳铲带出的土层，很容易判断哪里是路，哪里是建筑。“元代土层就在地表以下一米多，如果提上来的土如同苏式月饼皮，是一层层薄薄的小碎层，这种土即路土，说明这里就是元代的胡同。”

“一米一个孔，足足钻探了三年。”这样的钻探工作，从二环外延续到北土城城墙，挖出22条已经埋入地下的胡同，胡同之间的距离为79米。而在北京内城的朝阳门（元齐化门）至东直门（元崇仁门）之间，也从南向北排列着几乎一模一样的22条胡同。

全面的考古钻探，加上多方考证，考古队基本上弄清了元大都街道的布局：九纵九横的大街构成元大都的主干道，全城应有东西向胡同88条，彻底改变了唐长安城的方块里坊制街道系统，是开放式的街巷。

“元大都模仿宋的汴梁城，采取了新的模式。”蒋忠义说，没有坊墙的开放式街巷是大都最重要的特征，两种不同布局形式的城市规划，代表着中国社会历史的两个阶段。

“一个城市的街道规划布局，犹如一个人的骨骼”，本着这一思想，徐苹芳在弄清街道布局后，又对阻断街巷的一个个“框子”，也就是大建筑群的边框，加以整合分析，从而论证复原出了元大都的平面布局。

“后来我们发掘扬州城，基本按照徐先生的路子进行。如果徐先生还在世，假以时日，完全可以形成一套城址考古学体系。”蒋忠义有点遗憾地说。

备受争议的元中轴问题，徐苹芳也从道路入手，找到了解密的钥匙。

在《考古》杂志上，他发表了非常可靠的证据：经过钻探，在景山以北发现的一段南北向道路遗迹，宽达28米，即是中轴线上大道的一部分。这说明，“元大都全城的中轴线，也就是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

单士元在《故宫史话》中，提到考古队1964年对故宫进行的钻探：“在文华殿和武英殿取出的土方证明，在两殿的东西平行线上应是元代皇宫的金水河，从景山和地安门桥等地所得资料证明，‘元大内’的中轴线就是明紫禁城的中轴线。”

综合来看，支持“元大内建在旧鼓楼大街一线上”的著作成稿时期较早，依靠的是古籍文献上的“一言半语”。而支持“元大内建在明紫禁城中轴线上”的学者的论证多在考古队成立后，证据是经过科学地勘察、测量、计算得出的。

《周礼》中的理想都城

连街道都追求完美的元大都，为什么没把皇宫建在几何中线上呢？这还要从元大都的营建说起。

1215年，蒙古骑兵攻陷金中都，并将其劫掠一空、付之一炬。1260年，忽必烈意欲迁都燕京，但金中都因种种条件“不符合要求”，最关键的是，千年来北京最重要的水源地——莲花池，水势已越来越弱，成了涓涓细流。

一座全新的都城，必须符合蒙古人“逐水而居”的理念。于是，金中都东北方向的大片水域就成了首选之地。以金朝离宫大宁宫为中心的城市，成了帝国的心脏。这个心脏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已经将近800年，几乎再未改变。

元帝国是超级帝国，这样一个国家的首都，建设团队自然非常国际化。主持工程和负责规划的是汉族大臣刘秉忠，另有蒙古人野速不花，女真人高觹（xī）、色目人也黑迭儿共同参与设计和统筹。

作为元大都的总设计师，刘秉忠的个人经历很不一般，他是大儒，也当过道士，做过和尚。元大都在设计上，将传统汉文化的精髓，诸如易经、周礼、“天地人”等理念融入其中，而“天子居中”则是众多礼法规制中最为基本的，势必成为这位总设计师考虑的首要因素。

为此，刘秉忠首先在大片水域的最东边画了一道南北轴线，宫城以此为轴，又在轴线上建中心台，以此为几何中心，向东西南北各方向进行城建的尺度控制。虽然在此之前，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也有类似的方式，但元大都的精密程度，无疑是跨时代的。

有学者发现，当时的城市建设中，已经刻意纠正了地磁偏角。地磁偏角是古代磁罗盘南北极和地理南北极的微小偏角，元代人不但发现而且纠正了。在城市具体的布局中，他们还测设了基线和水准点。其实就是把严密的规划图在地形复杂的场地内放线，进而实现。

虽然从统治者到主要设计人员，汉人都不占多数，但元大都却表现出惊人的中原特征。《周礼·考工记》曾描绘过理想首都的面貌，里面写道：“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大意是，工匠建造首都，九里见方。每边开三座城门，都城中有九条南北大道、九条东西大道，每条大道可容九辆车并行。宗庙要放在东面，祭祀土地的社稷坛要放在西面。宫殿的朝堂部分要在南面，市场设在北面。

北京古都学会会长王岗十分感慨地说：“源于周、成书于汉的《周礼》，在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中备受尊崇，但在元代之前，中国没有一座都城真的按照《考工记》的布局要求来建造。但蒙古人下令建造的大都，却基本实现了这个几千年来的城市理想。”

新建的大都，平面呈长方形，周长28.6公里，面积约50平方公里，是金中都的2.5倍，比“方九里”大出很多，但城市的东、南、西三面，都按照《考工记》的描述，各开了三座城门。北面虽然出于风水考虑，改成了两门，但仍然呈对称布置。大都内道路通达宽阔，绝大多数都符合“经纬”之制。

大都的宫殿、主要衙署集中在城市南部，从城市的正南门至中心台一线，巍峨宏丽，堪称大国气象，对应着《考工记》的“面朝”。皇城的北面，是一个叫积水潭的大湖（包括今什刹海和积水潭，但面积更大）。这里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周边码头众多，市场林立。这就是所谓的“后市”。

太庙设置在城市东面的齐化门内，社稷坛安置在西面的平则门内，正好是“左祖右社”。至此，《周礼》对理想都城的描述，几乎都一一实现。

“皇帝居住的皇城则承载着草原民族的理想。”王岗说，皇城以太液池为中心，池的两侧布置了四座宫殿和一座御苑，一圈萧墙将它们围起。皇城之内，把宫殿与园林的两大皇家功能区融为一体，把壮阔的自然山水存续在都市中心，这都是草原文明的体现。

作为一个科学规划并严密施工的城市，元大都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闪失”——中心台并没有在城市的几何中心点上。这是为什么呢？

史料记载，当时元大都的施工顺序为：先营建宫城，后筑造皇城及大都的城墙。宫城部分施工即将结束，大都城墙施工开始时，才发现东侧城墙地基松软、不宜施工，只好修改方案，进行“西移”。

此时宫城营建已近尾声、无法跟随修改，况且整座宫城的西侧即是太液池，西移也没什么余地。最终，大都东墙建在了设计位置以西200余米的地方，致使整个大都的几何轴线随之西移了129米。

大都东墙的西移，导致元大内被阴差阳错的置于“非中心”位置上，这应该是刘秉忠始料未及的。在宫城竣工这一年（1274年），刘秉忠无疾而终。不知是不是他的主意，设计者们只得将计就计，寻求破解之法。

这一年，齐政楼（元代鼓楼）建于城市的几何中心点上，在中心台的位置则建起了标志性的中心阁（今鼓楼北）。于是，元大都有了两条轴线：北城，在城市的几何轴线上建钟鼓楼；南城，中心阁向南延伸串联起大都的御苑、大内和丽正门。

元大内不居中，也影响了后世的明清两朝，以紫禁城为主的一系列皇家建筑，皆在这条不居中的轴线之上。永乐年间，钟楼、鼓楼挪到中心阁旧址的一前一后，中轴线向南延伸至永定门，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中轴线。

元代的中轴遗存，唯一可寻的，就是今天地安门北的万宁桥。它跨在什刹海流入玉河的河口处，曾是元代大运河漕运中的最后一道闸。

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提出，元大都的规划设计时，在今万宁桥的地方，紧挨什刹海的东岸，确定了一条自北而南的中轴线。可以说，万宁桥就是元大都的设计起点。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万宁桥逐渐破败，河道湮废。侯仁之在多个场合讲，这座桥是元大都规划的起点，没有它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城，并力主修缮，恢复河道景观。

2000年，整修中轴线上的基点时，重修万宁桥，意外地在桥下挖出了六只龙身龙爪的镇水石兽，都是元通惠河旧物。那年，侯仁之的90岁生日就是在万宁桥上过的。

在万宁桥东，卧地巨石上有徐苹芳亲题的“通惠河玉河遗址”。玉河，在元代曾是通惠河的一段。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北京市共有两处河道和两处遗产点入选申报名单。其中，河道就有玉河故道，万宁桥、东不压桥两个遗产点的位置也在玉河故道上。

为了再造玉河，2007年7月22日下午，86岁的谢辰生偕同79岁的徐苹芳，顶着烈日，赶到北京市御河改造工程指挥部，规劝对方不要进行大规模的拆建改造，使对方深受感动，认真向上级作了汇报，改造计划终于得到修改。

元代院落里的生活细节

元大都元代居住遗址发掘现场

数百年来，元大都一直隐藏得很深。但在最近这50多年间，我们曾有几次机会离这个传奇非常近。

1958年冬，人民大会堂以惊人的速度施工。一天，在大会堂西南角，青年突击队挖出了几块鹅卵石。最初谁也没在意，不料挖出的石头越来越多，随后，一条古老的河道显现在大家面前。

古河道不仅影响了施工,也是安全隐患，侯仁之被点名做水系研究。在汇报工作时，侯仁之顺势提出要编制北京历史地图集，周恩来总理托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带话，对此表示支持，这才有了1986年出版的《北京历史地图集》。

“1965年，广场工地发掘的文物在教委地下室办了个展览，只有司局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参观，但是‘文革’开始后，这些珍贵的资料都不知去向了。”42年后，国家大剧院施工时，侯仁之的学生岳升阳继续了老师的研究，他发现这一带有金代早期金口河、元初金口河、元末金口新河的故道。

原来，在元大都建设过程中，为了把从西山开采的木材和石料运到工地，同时兼顾漕运补水，忽必烈采纳了水监郭守敬的建议，重开金口河，引永定河水进京，利用了35年。

北京地铁二号线工程，使考古队有机会“大开膛”发掘元大都。当时的考古队分成两组，一组在城东作业，另一组在城西。

“没有礼拜天，没有节假日。”徐苹芳骑着自行车两头跑，到了中午，他就在路边找个茶馆，泡壶茶，从包里掏出火烧，就着茶水吃，既能填饱肚子，又能歇歇脚。

1965年秋，西直门内，工人们正在拆除明清北京的北城墙。在已拆成平地的城墙基础下，发现了瓦片、地砖和残破的窗框。考古队员们小心地揭开被明代城墙覆盖了700年的地层，一片建筑遗址显露出来，总面积近2000平方米，这就是在元大都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之一——后英房遗址。

后英房居址鸟瞰图

后英房遗址，是一座元代豪宅的一部分，被压在明代城墙下的，恰好是一座前轩后厦的正房，和一座如今非常少见的“工字厅”。

这些建筑已体现出后世四合院的很多特征，它们建在高大的台基上，地面全部铺砖，且都采用了“磨砖对缝”的作法。很多房间都做了三面火炕，这些炕不高，只有30cm左右，与其说是火炕不如说是一圈地暖。房屋里还有雕琢精致的木隔扇，连火炕都围有精美的装饰木板。

木隔扇

这次发现只是一个开始，1965年至1974年间，考古队在北城墙一线挖出十来个元代居住遗址。一座座压在北城墙下的房屋，就像被定格在明城墙中的琥珀，留下了元大都生活的种种细节。

散落的围棋子

紫金石砚台

“后英房的主人显然非富即贵，他仓皇而逃，地面上散落着222颗由红白玛瑙磨制的围棋子；一块墨迹犹存的砚台摔成了八瓣，砚台上的刻字说，苏东坡本想用这块砚台陪葬，后来被米芾收藏了；发掘出来的日用器物，元青花葵盘几近透明；一件螺钿平脱的漆盘，用五光十色的贝壳镶嵌成一幅‘广寒宫图’，制作极为精美；在清理东跨院北房地面砖的时候，发现有贴在砖上的纸张墨迹，纸已经腐朽，而砖上的字依稀看到‘娘的宠儿’怎的怎的，应该是元曲词句。”

“在雍和宫后，有一上层官僚宅邸，房间内出土了玉雕、带饰这类贵重物品。其中一件漆器上面还有‘内府公用’的铭文，估计这家的主人与宫廷有关。”

出土的内府酒壶

“挖出来的贫民居所和我家解放前的房子一样。房屋狭窄，地面甚至比门口还要低40厘米。屋内只有一炕、一灶和一个用于舂米的小石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