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除了想象力，还需要点“现实主义”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这个儿童节，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儿童文学中不那么“儿童”的部分——现实主义儿童文学。

近几年来，伴随儿童绘本的兴起，人们对儿童文学的兴趣更多集中在想象力与创造力部分。以本土为例，前有彭懿的《妖怪山》，后有常立的《如何让大象从秋千上下来》。

想象力当然是儿童文学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现实主义”同样是中国儿童文学不容忽视的传统。回顾漫长的文学历史，儿童文学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有着维持近百年的“现实主义”主导脉络。中国第一位童话作者正是书写“问题小说”、提倡文学当“为人生”的叶绍均。而叶圣陶的《稻草人》也被鲁迅称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

前两天，我们刊发了关于儿童想象力的《童心即诗》专题（《孩子的诗：诗是不写下来就会飞走的话》）。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面向。儿童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意味着什么？其价值在何处？我们又需要怎样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本文作者从近期出版的国内第一部反性侵主题儿童小说《十四岁很美》谈起，剖析与反思了中国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境况。作者认为，当我们强调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并不是将“现实主义”作为惟一的创作守则，而是意味着一种“品格”：强调关怀弱势的，发现被忽视的、边缘的群体；忠实于常识和生活逻辑，带有不能磨灭的批判和质疑精神；塑造思想认知或道德品格上不输于成人甚至是反哺成人的儿童形象。

撰文丨王帅乃

01

《十四岁很美》：

一场久违的“遇见”

今年1月，凛冬时分，国内第一部反性侵主题的儿童小说悄悄出版了。《十四岁很美》应该说是当下“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作品中较为值得一谈的一个脚本：达到了基本的艺术创作水准、有着分量不轻的社会价值，而其不足之处又较有代表性。

故事的开头，遭遇强暴的女生姜佳正在去临床精神医学研究所的路上。她的家庭陷入了严重危机，父亲因为强暴者是自己的上司且由自己引狼入室而无法承受心中内疚离家出走，母亲独自面对着自我封闭的女儿和复杂的官司陷入半疯狂状态。公交车上，所有乘客都瑟缩着身子尽量往车厢中心挤，只有姜佳顶着冷风大大咧咧地站在车门处。这是一个对本书读者不大不小的暗示，女孩自嘲这坐实了自己是他人眼中的“疯子”（当地人都知道这趟车要到达“精神病研究所”）或许是一种暂时的自我封闭，但同时读者也在一开始就能隐约意识到，本书女主人公拥有一种无惧“风口浪尖”和他人眼光、偏要按自己意志“顶着干”的性格特质。

《十四岁很美》，王璐琪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年1月。

《十四岁很美》有一条重要线索——关于“记忆”和“忘记”，而这或许也是所有性侵受害者都要面对的艰难抉择。姜佳原本的记忆力超于常人，后来却只能依靠药物让自己陷入混沌以获得平静。这既是“事实”，同时也是一个比喻修辞，我们知道，性暴力受害者大多选择埋葬过去不再追究；对社会大众来说，于性暴力案件受害者的声援也往往只是集中于某个时间段，过后很少再去关注和追究相关机制的推进，而早些年性别议题尚未成为公众关注热点时，受害者连公诸网络求助都无法做到，所能获得的安慰几乎就只是周围人的劝导——“忘记”和“放下”。然而，本书的女主人公姜佳偏偏就是我们这个群体中“记忆力”极好的那类人，生理的设定隐喻着的是自尊、求真的人物个性。实际上，随着情节的推进读者将发现，姜佳耿耿于怀、不能忘记的根源并非强奸带来的恐怖感和荡妇羞辱的内化，而是真相难以被人理解、正义无从昭彰以及连续而来的二次伤害。这是我们很少听到的（尤其是在儿童文学里）被侵害者的声音——原来对于有些人而言，真相和正义这类抽象的名词竟比“好好过日子”更为他们所在意。

姜佳的“超常记忆力”使得她在社群中格格不入，令尚未做好心理建设的她只好选择以服药逼迫自己混沌沉睡的方式活着。然而丧失记忆毕竟意味着对完整自我的不接纳，同时这也可能意味着受害者必须割弃掉一些真正值得携手同行的人——他们可能在试图帮助“你”接纳完整的自己，因此这于姜佳而言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状态。

电影《嘉年华》（2017）剧照。

作者在本书中设置了不止一个类似的譬喻，小说进行到一半时，作者以钟声和城市噪音再次设喻——从前这里的居民总是投诉大钟报时声扰民，然而随着地铁的开通、城市建设的深化，大钟声淹没于各种各样更震耳的噪音之中，人们逐渐习惯与声浪相处，不再投诉。叙述者没有明说的是，对性侵犯事件的注意和发声亦是同理，只是类似社会弊病的其中一种表现，我们太容易习惯和忘记我们自己或同类遭遇的不公——就像报时噪音变得可以忍受甚至麻木于此。但我们中还有一个（或为数不多的一些）女孩始终不能无视和忘记这钟声的存在。零点钟响对“她”的人生而言是一场恶毒的诡计，是一个女孩不幸的开始——犯罪者蓄谋已久，特意等到她十四岁的那一刻实施了强奸，而彼时的少女对此无知又无力抗击。那罪恶以深入骨肉血液的方式时时敲击着她的思想。而将肉身之痛与社会陈疾相关联，让读故事者能从具体一端出发，更宏观、也更立体地去注意和反思人类思维惯习中的缺陷，思索所谓“文明社会”应有的追求、对社会公民个体所负有的责任，反过来也对性暴力事件本身有更深层的认识。读者应当体会到的是，如果说本书的女主人公姜佳感受到了耻辱，那么她也很快确认了这不是她的耻辱，恰是无力阻止这类事件一再发生并令其背负巨大后续压力的整个社会系统的耻辱。

对真相的坚守和正义的坚持是本作的重要主题，除了通过荣老师之口发表宣言“真正的愿望是惩罚罪犯”之外，我们能看到女主人公姜佳从头至尾明确肯定地称这个熟人强暴者为“嫌疑人张肃军”，她和她的律师将“性同意”的理念坚持到了最后。

二审法庭之上，女孩出席了整场审判并坚持了最重要的决定（尽管母亲和律师一开始并不同意她这么做，而是希望能通过她的谎言维持对罪犯八年有期徒刑的原判不再减刑）：承认自己当时已满十四周岁。这于犯罪者无疑是有利的。女孩陈述理由时解释道：“我说出真相，不意味着我要谅解张肃军，尽管行为上看着相似，可是不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张肃军……如果在这个事情上我撒了谎，以后都没法面对自己。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我不是个坏人，不想跟他一样。”姜佳明确表示她不是同情找她下跪求情的怀孕的张妻。

坚持真相与悲悯无关，而是因为真相本身已经弥足珍贵——“只是因为事实不过如此”，这个决定“是为了我自己”。

回溯两种影响力最大的原创儿童文学刊物《儿童文学》和《少年文艺》中几十余年的作品，以及当代较有知名度的儿童文学作家的长篇作品， 能达到或接近于《女中学生之死》水准的写实性儿童文学——具体而言是少儿主人公有着不俗的见地、独立的意志，作品意在呈现某些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并且有一定批判力度或反思深度——几乎没有。

《女中学生之死》，陈丹燕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也让《十四岁很美》成为时下的儿童文学创作现场里具有独一无二精神气质的作品，它所包含的严肃深刻的痛楚和质疑，对“诚实”和“真相”的坚守，以及为读者提供的这位有一定思想深度和坚硬独立人格的少年形象姜佳，这一切几乎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原创儿童文学才有过的格调。

我们的儿童文学需要新的“宁歌”，需要“姜佳”。

02

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品格：

公共视角与意义建构

退一步来说，在漫长的世界文学史上，现实主义文学究竟是指怎样的一类作品？这个问题大致可以从思想和形式两个方面作具体追问，即它是否有一定的态度倾向，以及它有什么样的风格特征。回溯“现实主义”是如何作为一个概念产生和它被引入中国后在内涵上发生的几番变化，我们可以找出经过后世不断的赋义后，由“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标签所涵盖的，那些穿越各个时代以及国内外不同社会背景后仍被保留下来的共通点，或者说是始终不曾改变的那些属性。这些要素或许就是人们创造、使用“现实主义”这一概念背后最本原的诉求。

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实主义文学”不限于任何一个时代或文学团体，除非我们将这个标签严格限定在19世纪中期以《现实主义》这一文艺刊物为活动阵地的文学写作者身上（维持了仅仅一年、出版了六期）。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提出“摹仿”说以后，“摹仿事物本来的样子”就已经是一种被确认的基本创作风格。这里我们要重点观察的是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刊物的创办者杜朗蒂推崇的“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人物尚弗勒里十分欣赏将普通市民当作刻画对象的作家夏尔。尽管为“现实主义”概念作理论初建的尚弗勒里没有对“现实主义”作出严格定义，但他宣称他最看重的就是写作的“真诚”，而这个“真诚”在尚弗勒里那里是有具体所指的，主要就是创作语言的自然，以及创作对象和场景的下沉。

可以看到，当时贴着现实主义标签的艺术（包括文学）上承启蒙运动的“平等”观念，乐于展示平民的日常生活、强调对中下阶层的关注，并往往对困束、压迫中下阶层的社会结构持批判态度。学者皮埃尔·马提诺曾就“现实主义”小说指出，“现实主义一词最初运用的时候只有一个意思，即小说中出现了直至那时一直被蔑视的人物形象。”

米勒的《播种者》。

现实主义理念的引入中国与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以文学改造社会、影响国民的情结有着密切关联。1902年，梁启超率先以“写实派小说”为名引介了国外相关文学，称其描写社会为“摹写其情状”、“和盘托出”；写实小说的重要翻译者，被视为“守旧派”的林纾亦认为英国的强大靠的正是社会改革，寄希望小说能“举社会中积弊”；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更是认为文学应该“揭开假面时代”、破坏旧道德；胡适尤其具体地指出“今日的贫民社会，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一切家庭惨变、婚姻苦痛、女子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为文学的材料”。

这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学的讨论影响了当时中国的文学从业者尤其是对写实主义十分关注的左翼作家们对Realism一词的理解，后者开始纷纷在翻译时将Realism从“写实主义”改译为“现实主义”，而该词也在译名改变的过程中被重新赋义。先是通过确立范例作家的方式，Realism一词在中国逐渐与颇有些相似之处的自然主义写作划开了界限，后来周扬又引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这期间，“现实主义”创作经历了纷繁复杂的“创作方法是否独立于世界观”的争论，这里不再展开，但争论的双方对“现实主义”写作应带有深切的底层关怀、以典型化的方式体现“现实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方向”这样的基本点是一致的。这样，基本上到抗战前期，“现实主义”终于被中国文学界奉为新文学最主要的传统。直到今天，“现实主义”实际上仍是国内文学的主流。有文学研究者指出，“甚至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附着于现实主义的概念”。

另一方面，现实主义艺术受到自然科学和实证主义哲学发展的深刻影响，认同实证主义精神中对“对形而上学的蔑视，对事实、实验和证据的崇拜”。因此在形式和风格表现上，现实主义作家强调作品推进应“依靠自然因果关系，而不诉诸超自然或神圣的干预”。他们十分看重“真实性”，哪怕许多现实主义作家都承认“真实”只是一种根植于作家个体的幻觉，却坚持认为作家应该有意识地选择和安排材料、动用一切手段以书写一个真实的幻觉。

因此，我们能看到现实主义作家们十分倚重“细节”，他们乐于借用某种方言（有时候就好像某个片区只有这一种方言似的——这正是文学的假定之处），甚至乐于陈列看起来对情节和人物毫无功用的物品，而这些看似无用的物品正是现实主义风格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们的功用就是它们的存在本身，它们是作品向读者宣称自身“真实可信性”的符号。在此逻辑下，我们不难理解假如作品中出现机械降神的情节、人物忽然转变性格或者结局强行反转至大团圆这样的处理，是不符合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真实性”硬币的另一面必然如此。

与同样讲求“真实”和“细节”的自然主义相比，现实主义突出表现了它对“公共视角”和“教诲性”的在意，精神上看重意义的建构，仍然表现出对“崇高”和稳定秩序的极大兴趣，而非乐于无差别展现庸常人生和任意的生活横截面；形式上倚重于传统的“叙述”和情节编织而非现代基本叙事方式“描写”，谋篇有观念统摄而不由作家个人体验主导。正是在这些方面，同样承袭于自然科学和实证哲学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分道扬镳，后者最终成为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的过渡桥梁；而我们也正可以通过这些方面再次确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

它在“创作精神”或者说倾向上除了观察从前文学中已有的写作对象，尤其强调对权力结构中的下层，推开一步说，是对一切边缘者的关注和关怀，这种关怀的另一面自然而然地将是对各种社会积弊、不公的诚实呈现和反思，尤其擅长对各类权力秩序的洞察和批判；而在创作的形式体现上，则倚重叙述、较连贯的情节演进和设置具体的人、时、地、物概念/专有名词等“细节”以增强“真实感和生活感”。

反观《十四岁很美》，这部儿童小说创作上的现实主义特征和取向是十分明显的：对弱势性别的关注；对各类权力结构交织运行的思考（犯罪者张肃军作为阶层结构的下位者和受害者，选择了承袭体系的不公法则，并将之通过身体暴力转嫁到性别/阶层的双重弱势者女孩姜佳身上）；在长幼权力结构中，小说同样选择了站在下位者一边、塑造了足以为成人之精神导师的少女形象（女孩说服了所有成人，众人共同坚持了说真话的决定。故事的结尾处，律师将博导赠予的钢笔转赠给姜佳并解释了博导的嘱咐“以后碰见比他更称职的老师，可以转送”）；在女孩的身上凝聚了“独立、诚实、善良、勇敢”等美好的品质，集中体现了作品对崇高和“意义”的看重；试图呈现事件中各类人物的反应及其变化则体现了“公共视角”，等等。

当然，小说的缺陷也一目了然。除了主人公女孩姜佳的形象比较血肉丰满，其他人物的塑造则多有漏洞，在其想法的变化和情绪的转换上常常缺少应有的交代，有时候人物的行为是违背生活逻辑的——例如姜父在被告人妻子毫无证据且有可能带录音笔的情况下怎么会轻易地承认自己偷了对方的孩子？被告者的妻子在明确希望改变原判的心理中面对如此有利于自己的情形怎么可能不报警？这些反应显然违背自保的本能、不符合双方各自的强烈诉求。而牺牲真实性换来的“崇高”和“悲剧感”会使作品显得生硬。

当然，最大的漏洞则是审判长宣布因为姜佳说实话，法庭维持原判。或许作者认为这样的处理更能为少儿读者保留希望，然而这却使得作品迅速生扭至民间童话式的甜美大团圆，背离了其前文为读者营造的严肃思考性侵犯这一社会问题的阅读期待。这归根结底，是作者对现实主义写作的力量不够信任所致。结尾假如尊重生活常识——法庭改判，缩短刑期——反而会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女孩的品质与现实遭遇的落差将更能激发读者对现实的反思和保护诚实的价值取向——姜佳是在明知结局的情况下说了实话，这更能突显“真相”和“诚实”拥有超越结果论的价值和不为眼前不完善律法所拘囿的意义。

而略显套路的高潮戏场面和浪漫笔法的滥用反而会伤害到作品，削弱现实主义写作本身具有的力量。

03

原创儿童文学：

我们需要怎样的“现实主义”？

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写作诞生时就有着现实主义的基因，中国第一位童话作者正是书写“问题小说”、提倡文学当“为人生”的叶绍均。被鲁迅称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稻草人》，以童话之文体而载关怀底层、直面其悲惨境遇且内含社会批判意图的现实主义精神底色，同时其主体部分运用的亦是现实主义手法。

共和国成立后，葛翠琳的长篇小说《蓝翅鸟》将目光对准解放前农村女性的生活遭遇，她让笔下每一种具体处境中的女人：童年的、少女的、出嫁的、未嫁而夫死的、嫁后丧夫的、正房、偏房、当家媳妇、得病的、未病需要养家的……都具体可感地“活”在读者眼前，而乡村空间里的男人们也在旧制度与文化的牢狱中各自煎熬。阶级的和性别的目光在这里交织，不同人物的行事和最终结局也符合生活逻辑，尽管将所有悲惨故事集中于一个家族之中难免有些“戏剧化”，但总的来说作者还是通过细致的交代和满怀深情的刻画使得故事较有说服力。

《蓝翅鸟》，葛翠琳著，新世纪出版社，1985年。

如果说《蓝翅鸟》是一个难得的带着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色彩的写实文本，那么《女中学生之死》则可以被认为是1980年代“再启蒙”思潮之下最具时代精神的儿童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了。它以一个在学校教育系统中深受束缚苦苦挣扎的少女为主角，对成人凌驾于少儿的权力作出反思，批评了压抑个性的育人思路、乃至功利僵化的社会文化及其评价系统，回应了“启蒙”精神中对自由和自我的标举，塑造了一个具有独立思想、批判精神和共情之心的少女形象宁歌，令许多读者至今难以忘怀。这之后，有彭学军的《你是我的妹》、秦文君的《黑头发妹妹》、常新港的《男孩无羁 女孩不哭》、殷健灵的《千万个明天》等作品为“现实主义”儿童文学提供了不同题材、观察对象和不同样貌的诠释。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以及拥有现实主义基调的创作有越来越“轻飘”的态势。

以《女中学生之死》（1988）和《橘子鱼》（2007）对比为例。同样是一个走在同龄人前面对自己身心有了更多自觉的女孩、一个单亲的缺乏好友的女孩、一个得不到适当引导将自己交给“爱情”以获得自由与关爱的女孩，未未和宁歌一样选择了自戕。

《橘子鱼》，殷健灵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

但相似书写中，我们能发现差异之处。最大的区别在于，宁歌是以自我觉知的状态诀别一个束缚其自由的世界，而未未的痛苦则来自少女未婚怀孕的难题和向家长积极求助却遭遇挫折的自我羞辱感中放弃了自己，很大程度上带有冲动赌气的成分。前者主动地痛恨世界对其自由意志的侵犯：

除了我的灵魂是自己造就的，其他都不属于我。现在我发现生命束缚了我自己的灵魂，所以我要把它丢掉。活着对我来说是服苦役……我切切地盼望刑满的那一天。这一天一直不来，所以我只好鼓足勇气越狱了。

正因为如此，作者设计了一个这样的死亡画面：“眉毛高高扬起，舒开手臂和腿，就像一扇洞开的门，放灵魂自由出入。她静静地睁着眼，那眼睛淡泊黯然像黎明的星。”作者用“如释重负”“欢欣”和“心满意足”去形容宁歌的死后状态。这显著地映照出作品诞生的时代思潮，这个文本强调的是个体对自由的追求、对主体性的追求高于一切，这和文本中提及或征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莱辛关于追求真理的言论、安徒生的人鱼公主，以及反复出现的“人类”“博爱”“创造”字眼一起构成了对现代精神、启蒙精神这一社会文化脚本的互文。

而在十年后殷健灵写作《橘子鱼》《纸人》的时期，尽管作者大胆地写到了未婚怀孕、少女自慰（在《纸人》的现实故事层）和自戕这样的“禁忌”情节，我们已经很难再见到陈丹燕这一批作者笔下那样对宏大命题和个体精神高度作出的迅疾而又猛烈的书写，也很难见到在思想见地上能反哺成人的少儿主人公。殷健灵们更关注“平凡”女孩的遭遇，“她”也在无奈之下选择了死亡，但她是懵懂和怯生生的、带着更多的不舍和依赖。她们的困境看起来似乎比起前者有着更具体的解决办法和更光明可期的结果，极少涉及“无物之阵”这样的深层困境和形而上的价值思索与追求——对成人权力（特别是其主导的长幼/性别层级结构）的质诘要么被淡化许多，要么几乎不见，无差别认其为“合作者”和“教引者”；她们的问题更具体微分、性别化，这一方面虽然提供了更多性别角度本身的书写，另一方面对不同维度上权力运行的洞察、社会系统层面的批判性思考也淡褪乃至消弭了。

而近十年来，单以性别议题的写作而言，敢于像殷健灵那样触碰“禁忌”性别议题的书写少，面对传统性别话语带来的困境在社会结构性层面发出质疑的作品少（大多数作品满足于将冲突以小团体争执-化解的简单方式处理掉，不去探究导致问题存在的深层社会机理），而像陈丹燕的《一个女孩》《女中学生之死》《青春的谜底》那样从“女性+儿童”视角对权力作出深度反思和直接而有力批判的作品则几近于无。这些都是应该引起原创儿童文学写作者和批评者深思的。

《女中学生三部曲》，陈丹燕著，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年10月。

儿童文学需要怎样的现实主义？对把现实主义作为惟一的创作守则或文学发展之轴、以现实主义独大甚至将之直接等同于“文学”一事，我们已有不少历史教训，所以这里提出的也只是结合了儿童文学一般创作风格的“现实主义精神”内涵，并非现实主义的创作公式。也只有为“现实主义”留出弹性的空间，它才能开放向未来，容纳更多的具体样式——综观“现实主义”文学的概念形成和演变的历史，回顾我们文中反复提到的那些始终被认可和保留的现实主义的品格，这些期待应包含如下内容：关怀弱势的，发现被忽视的、边缘的群体；忠实于常识和生活逻辑，带有不能磨灭的批判和质疑精神；塑造思想认知或道德品格上不输于成人甚至是反哺成人的儿童形象（不但成人可为儿童之师，明确提出儿童亦可为成人之师，这是蒙台梭利比卢梭的育儿理论更进一步之处，这位女教育家将“儿童本位”理念以一种最可实践的方式强调出来）。如果还有什么额外的期许，那就是从所处时代中精心拣选题材。

如此，我们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才能真正不负其名。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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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丹红. 法国现实主义诗学中的"真实效应"论[J]. 文艺争鸣, 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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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燕.女中学生三部曲[M].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