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甬：文化导向下的城市更新，从“伤疤”到“名片”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邵甬

如何在勃勃生长的城市里拾起历史的吉光片羽？“城市伤疤”如何向“城市名片”演进？

1999年，如今被视作“上海人文客厅”的思南公馆还被称作“卢湾区47、48街坊”，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邵甬与同事卢永毅教授受原卢湾区政府委托，针对该地块历史建筑展开调研。

隔着20多年的岁月回望，邵甬认为思南公馆的成功在于对文化的坚持，因此，她主张的是“文化导向”下的城市更新：“城市更新的目的不是打造一个个网红打卡地，而是赋予空间公共性、公益性、文化性，让市民流连忘返、一来再来。让人们读得出历史，并共同创造当下和未来。”

繁华深处的历史遗珠

1999年，距离《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颁布已有8年，距离《上海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还有4年。自1980年代系统性引进西方历史建筑保护理论以来，当时中国城市对于历史文化保护的对象，还停留在单体建筑，尚未延展到历史风貌范畴。

这一年9月，卢湾区第47、48街坊被列为“上海历史建筑与街区保护改造试点”之一。2000年，邵甬与同事卢永毅教授开始对这个街区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调研，一个尘封的建筑宝库与文化空间就此打开。

“当时主要是分两条线进行，一方面是对历史的梳理，去档案馆翻阅图纸，发现每一幢房子都有故事；另一方面是现状的调查，测绘、走访，对居民进行访谈。”

邵甬回忆，当时，这片以花园洋房为主的住区成了典型的“72家房客”，居住密度从每幢平均2户，变成了平均每幢14户，部分洋楼住进17户。地坪下陷，楼梯间全都是煤气灶、水斗，庭院里到处是搭建的房屋，厨卫合用、电线杂乱，花园里养着鸡鸭，真正的“一地鸡毛”。

“最初的规划是除保护建筑外，其余建筑都将被拆除进行新的高强度的开发。因为在如此高昂地价的市中心，只有高强度开发才能够获得资金的平衡。”

在以旧区改造和城市建设为主导的1990年代，上海正在“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口号下大规模翻新，除23幢独立式花园住宅保留，“卢湾区第47、48街坊”最初的规划是推倒重建，一个现代化高层住区即将由图纸变为现实。

邵甬与卢永毅调查后发现，在市中心这片5公顷的土地上，云集了近代上海曾出现过的10种居住建筑中的8种。以“义品村”为代表的独立式花园住宅，以复兴路537 号为代表的联立式花园住宅，复兴中路505号带内院的独立式花园住宅，重庆南路256弄联排式住宅，以万福坊、伟达坊为代表的新式里弄住宅，重庆南路2 6 8弄花园里弄住宅，思南路45号现代公寓式住宅，以及外廊式住宅。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年轮般层层生长，交汇为一部上海近代居住建筑演进史。

“1921年比利时人开办的义品地产公司 (Crédit Foncier d’Extrême-Orient) 建 造 了‘义品村’4排23幢独立式花园住宅，成为这个街区的主体，也就是如今的思南路51-95号。”邵甬介绍，受巴黎大改造影响，为追求秩序感，法租界公董局在部分区域实施中式房屋禁令，并规定新建房屋必须采用欧式建筑立面。然而，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旧法租界内人口激增，适合小家庭的里弄住宅建筑在这一街区发展，尚未建设的小片用地逐步为联排的新式里弄住宅所覆盖。“尽管居住面积布局紧凑，但环境幽雅、卫生设备齐全。此后，只有零星的建设，比如40年代见缝插针建设的现代风格公寓建筑。”

除了成片规划、建筑风格分别具有1910—1940年代的典型特征，邵甬在调查中还发现，每一幢房子背后都有故事，在这里一转身，可能就会与一座名人故居擦身而过：“现思南路73号周公馆是周恩来曾工作过的地方；现思南路87号原为程潜将军购入，后租给梅兰芳一家租住；现复兴中路517号曾是冯玉祥将军的产业，后被文史大家柳亚子‘顶’下来；现思南路62号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张静江的产业，后转卖给外交家、法学家王宠惠，他曾在华盛顿会议上就收回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等问题发表过长篇演说。”

施蛰存与戴望舒、杜衡在思南路散发过革命传单；蒋光慈、丁玲、胡也频等左翼作家在这一带挥斥方遒……文人、政客、戏曲大师、革命者，一个个被写入中国近代史的身影在此脚步交汇，邵甬表示，尽管这里的建筑并非大师名作，但是他们默默地见证着这一系列风云际会，见证这座城市在碰撞与容受中凝练的光华。

从历史建筑到历史环境

两年的调研让街区价值被重新发现，高强度开发的方案被推翻，从保护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建筑修缮直到再利用，这个历史建筑与街区保护的试点整整进行了十年。

邵甬的导师、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曾表示，整整十个年头，不管哪个领导都把规划坚定地执行下去，坚持保护历史建筑与推进功能再生有机结合。

用十年时光酝酿的这场蝶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上海由旧城改造到城市更新的一个转折——理念上，由分散的“历史建筑”的保护拓展到对“历史环境”的保护；目标上，从历史留存上升到价值重现；方法上，从“专业保护”演进为“综合保护”。而这其中，文化价值，自始至终是研究和规划的核心和基础。

“历史建筑只是构成环境的一项因素，仅仅对指定的历史建筑进行保护，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只能将保护停留在孤立、静止、消极的状态。”

邵甬回忆，在原卢湾区47、48号街坊修建性保护规划与保护整治规划制定前，上海只有针对单体建筑的保护方案（1991年颁布的《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一直到2003年《上海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街区保护、成片保护才变得“有法可依”。

从对单体、分散的“历史建筑”的保护拓展到对“历史环境”的保护，将保护对象从建筑拓展到街区特色风貌、街区空间格局、街区及周边建筑高度街区居住环境，以及区域历史文化特征。据邵甬回忆，在规划中，“街巷、围墙乃至每一棵树都有编号”。

2012年，《与梧桐交织的风景：百年思南路上的思南公馆》出版，当年的“义品村”被视作霍华德田园城市在东方的落地，梧桐树、花园围墙，与历史保护建筑一样，都是这个街区乃至整个上海的幽雅符号。

而在20年前，砍树在旧城改造的工程中屡见不鲜，邵甬回忆，曾经有人提出把所有围墙推倒，铺上草坪，将历史建筑“安放”于一个开阔的草坪广场中。

政府、企业、专家，全方位反复推敲、研讨，最终为这个地块的更新选了一条二十年前不同寻常的路——

鉴于街巷风貌所具有的欧洲背景，聘请德国N+M建筑集团负责历史建筑的修复、法国建筑师夏邦杰担任总体建筑设计，保证了更新后的效果与历史风貌相协调。

针对保留建筑的单体保护，邀请德国柏林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的专家进行“考古”： 比如为了还原鹅卵石外墙的风貌，仔细刮下数十年反复粉刷的十几层涂层，终于确认最初的选材是鹅卵石；老式的门把手和插销，上海买不到，统统到广东定制；屋顶瓦片，去宜兴用陶土按原来的样式烧制并做旧；鹅卵石外墙尝试了60多块样本，最终确定由不同大小、颜色、形状的鹅卵石制作。

以工匠精神的精工细作，和考古学家的一丝不苟，拨开岁月灰烬，还原梧桐交织的上海意蕴。

2010年，东起重庆南路，西至思南路西侧花园住宅边界、南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北抵复兴中路，拥有保留保护历史建筑51幢的成片历史街区在世博会前亮相，这个承担世博会接待、展示功能的街区，名为思南公馆。

从文化寻根到文化创生

思南路原名马斯南路，1914年上海法租界第三次扩张时修筑，为纪念在1912年去世的法国著名音乐家马斯南而得名。作家马尚龙曾经想象“某一个看不见的屋檐下，有一位小提琴手，在拉着一曲《沉思》”。

思南路81号（原马斯南路115号）是《孽海花》作者曾朴的故居，这幢三层砖混结构小楼是曾朴父子的法国文化沙龙举办地，邵洵美、郁达夫、陈望道等文人经常出入于此。

曾朴曾撰文表示他的经济状况有点负担不起这处居所的租金，但他一直舍不得搬：“马斯南是法国一个现代作曲家的名字，一旦我步入这条街，他的歌剧就马上在我心里响起……法国公园是我的卢森堡公园，霞飞路是我的香榭丽舍大街，我一直愿意住在这里，就是因为她们赐我这古怪美好的异域感。”

从马斯南到梅兰芳，从曾朴到柳亚子，“文化”是历史赋予思南公馆的特殊基因，也是在十年的更新过程中，始终不渝的坚持。这种坚持不止体现在对旧日肌理的固守、对过往传奇的拾遗，也体现在新的文化地标的打造、文化传承下的舒展新生，不只是文化寻根，还是文化创生。

2013年，由诺贝尔奖得主莫言题字，“思南文学之家”在复兴中路505号揭牌成立，成为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的重要分会场，随后几年，“思南读书会”“思南书集”“思南纪实空间”“思南赏艺会”纷纷在这里启动，其中每周六举行的“思南读书会”成为上海市全民阅读的引领品牌；2016年，以思南公馆公共街区为主范围的思南露天博物馆——中国第一座露天博物馆正式成立；2018年，柳亚子曾租住过的思南公馆的25号楼（原冯玉祥产业）被改造为思南书局。

2019年，思南露天博物馆三周年，邵甬与作家毛尖展开一场电影文学和城市空间的对谈。邵甬提到了首个成片保护开发试点在推进中的艰难与各方支持：“要不是当时卢湾区领导们说‘要不我们再研究研究？’也就没有现在的思南公馆了。”

而最让她感动的是，很多当年从47、48号迁走的老居民也来到活动现场，看到这些老街坊们互相亲热地打着招呼回归到曾经居住过的地方，邵甬有种要落泪的冲动，也庆幸当年更新过程中，对“文化性、公共性、公益性”的坚持，在她看来，这三者的结合，正是有机更新的要义。

思南公馆的“公”来源于“周公馆”，这里的公馆并不是深宅大院，而是强调公开性和公益性。运营十年来，数不胜数的学者、大师在这一开放城市空间当中与普通民众进行交流、互动，它是市民公共书房、露天博物馆，它由市民观赏、参与，也由市民“导演”、共建。

邵甬认为，这正是思南公馆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文化性、公共性、公益性，让思南公馆避免了过度商业化，邵甬不希望它是单纯的消费场所，也不希望它沦为网红打卡地标：“可以散步，可以休憩，可以听一场音乐会，也可以参加一场文化沙龙。它是生活的一部分，让人们可以一来再来，不是偶然发生，不应仅用来打卡合影，也不应仅仅是旅游目的地。”

20年前被编号的梧桐树织起浓荫，爬山虎越过围墙。人们穿梭在文化滋养的空间，每个人都能静下心沉淀，沉淀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