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服时课｜唐代开放社会下的女着男装

女着男装是唐代社会兴盛和开放的又一反映。在唐代之前的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男女是不通衣服的。《礼记·内则》曾规定“男女不通衣裳”。而唐代却有胡服盛行、上行下效、贵贱服饰统一以及女着男装的现象。尤其是女着男装在唐代更是一种独特的风尚，从宫廷到民间都广泛流行。

在初唐时期，妇女着男装已不少见，表明了汉代以来儒家礼教对妇女的桎梏在某种程度上被打破了，女性表现出对自由的渴望，也表现出唐代女子在服饰上追求变化与创新。唐代以前，虽然在汉魏时也有男女服式差异较小的现象，但不属于女着男装，只有在社会风气开放的唐代，女着男装才有可能成为 一种社会时尚，这种现象的出现从侧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开放与兼容。

阎立本的《步辇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从唐初期阎立本的《步辇图》到五代十国时期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不同时期的绘画联系起来，便可看出三百余年间，圆领袍衫、幞头、皮靴，是唐代男子的日常装束。唐代妇女的社会活动较多，远行出游，骑马射猎，穿着男装更为方便。这从唐代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和周昉的《挥扇仕女图》中便可看到女子着男装出游的情景。女子着男装后，俊美秀丽、 英姿飒爽。这一时期女着男装的现象，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也是女子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

（辽宁省博物 馆藏）

盛唐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所绘的是唐玄宗时期，显赫一时的皇亲杨氏姊妹出行游春时的情景。与唐墓壁画不同的是，画中着男装的女子为贵妇，且有五人都穿男式圆领袍衫。这幅画更加说明了女着男装是这一时期女性服饰风格的一大特点，是当时的一种时尚。

《挥扇仕女图》中的女官服饰

《挥扇仕女图》局部—挥扇

（北京故宫博 物院藏）

《挥扇仕女图》是中国唐朝画家周昉创作的一幅国画，绢本设色。此画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它是一幅描写唐代宫廷妇女生活的作品。

《挥扇仕女图》局部— 临镜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全卷所绘人物共计十三人，分为五个自然段落。起首第一段为“挥扇”， 共四人：一位妃子半倚半躺的慵懒地靠在椅子里，她头戴玉莲冠，身穿红色短襦，外穿及胸长裙，裙上有团状纹样，细长的披帛随意地挂在肩臂上，她两手扶着椅子的扶手，脸庞转向一侧，仿佛若有所思的样子。妃子右侧立着一位双手执扇的女官，这位女官身着男装，头戴幞头，穿紫色圆领长袍，腰束红色带，上下各有一幅圆形纹样绣于袍上， 带以下袍的侧面有开衩，隐约露出里面的衬裙。第三段为“临镜”，共两人：一位衣着华美的贵妇正在对镜梳头，持镜而立的是一位身着男装的女官，其头戴幞头，穿着红色圆领袍服，腰束红色带，袍的后身绣有上下两个团状图案，袍的侧面亦有开衩，推测与执扇女官的袍服相似，前后都有刺绣图案且两侧开衩。

这种时尚风格的产生是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作为依托的。唐朝的经济处于上升期，具有强盛的国力、先进的文化，为人们追求生活享受创造了条件。而唐朝开放的国风、宽松的政治风气，使得女性意识逐渐崛起，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一些贵族女性更是获得了与男性相当的政治权利，在唐代不仅出现了上官婉儿、韦后、太平公主等一系列宫廷女性弄权的政治事件，而且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她的治理下，唐朝国力进一步提高，国风愈加开放，女性地位愈加提升。

《唐后行从图》中的女官服饰

《唐后行从图》局部

（收藏家陆忠藏）

唐代男子的首服是幞头。幞头本属头巾，从隋代起，裹发时两角包过额， 绕至颅后结带下垂，远看似两条飘带；另外两角由后朝前，曲折附顶，于额前系结。从隋代起，又在头巾内扣覆上一个名叫“巾子”的衬垫物，以衬托出各种形状。从武德至开元（618~741年）一百多年间，幞头样式经历了多次变化，变化的焦点就集中在巾子上。在晚唐以前，虽然巾子的式样有所不同，但幞头的裹法是一致的，都是先把巾子扣上，然后将头巾蒙覆在上，系裹成型。这种幞头俗称“软裹”。晚唐以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裹法，先用木料制成一个头型，然后将头巾包裹在头型上，使用时只要将幞头从头型上取下，便可戴在头上，无须临时系裹。这种做法俗称“硬裹”。除幞头外，唐代男子的首服还有纱帽，一般以质地疏朗的轻纱缝制而成，文人居士所戴者以黑色为多。《新唐书·车服志》：“乌纱帽者，视事及燕见宾客之服也。

《唐后行从图》中的金吾甲士、太监、女官着袍服。武则天当政期间，开始起用女官，女官与男官一样都着低腰袍服、小腿裤、锦靴，颇具男子风格。可是该画中的袍服颜色有绛色、绯色、绿色、黄色，皆为宽袖，且头戴软巾长角硬脚幞头，属于宋代样式，这也是诸多学者断定画作为宋代的原因之一。圆领袍服内着白纱中单；足穿黑、白两色六合靴，除一鸣鞭太监和一位常服金吾卫士腰束黑色革带外，其余均系红色革带，所有铊尾顺插，符合《旧唐书》中记载。金吾甲士着武弁服，豹纹大脚口布袴、乌皮靴、绯丝大袖，盔连护颈服饰符合《新唐书》记载。

开明的民族政策，使得唐代对外族服饰以及外族文化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过程中，他们的审美活动必然会产生一种互相渗透式的文化交流。初唐到盛唐期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契丹、回鹘与中原交往甚多，加之丝绸之路的繁荣，他们的服饰也对女着男装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身着胡服的马上民族，对唐代女性着装意识产生一种渗透式的影响，创造出一种适合女着男装的气氛。

据历史文献记载，这种社会风尚，首先在唐代的宫廷中流行，后逐渐普及到民间，深受广大女子的喜爱。《新唐书·五行志》载：“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

《新唐书·李石传》记载：“吾闻禁中有金鸟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这两个极具影响力的女性：太平公主和杨贵妃喜穿男装的事例，必然会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上有所为，下必效之，士人的妻子也开始穿着丈夫的衣衫、靴子、帽子，并逐渐成为风尚。侍女们也仿效主人，开始穿着男式圆领袍服，头裹幞头，足踏高筒靴，腰系革带，侍奉于厅堂下。但是与历史文献记载不同的是，在出土的唐代墓室壁画中，“女扮男装”的形象几乎全都是侍女形象，时间也在天宝年以前。墓室壁画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所以可推测，女扮男装之风气可能在初唐时首先出现在侍从阶层，然后才流行于其他阶层，后亦为士族妇女所仿效。

章怀太子墓室壁画中的侍女服饰

观鸟捕蝉图

（周天游，《章怀太子墓壁画》，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 48页。 ）

《观鸟捕蝉图》位于唐代章怀太子墓前室西壁，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此图所绘仕女形象写实，画家用流畅的线条准确地勾勒出仕女的表情和装束， 描绘细腻，着色浓淡相宜、鲜艳明快，形象刻画形具而神生。壁画设色艳丽， 技法精湛，所绘人物、鸟虫、树木，生动自然。

画中有三位女性，以及鸟、树、蝉、石。三位女性着装各不相同，前面的仕女立于树下，她头梳高髻，身披黄色披帛，披帛交于胸前，一端搭在手臂上，双手交叠于腹前，下着黄色长裙，脚穿重台履，她面朝前方，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中间的侍女身着男装，她头梳双螺髻，身穿圆领窄袖黄色长袍，下穿黄裤，脚穿尖头鞋，腰束黑带，带上系有一红色鞶囊，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地捕捉一只树干上的蝉。后面的仕女亦头梳高髻，她身披红色披帛，披帛的背面为绿色，与其绿色的长裙相呼应，她的左手托着披帛的一端，右手握着 一枚长簪搔头，正在仰望天空中飞过的小鸟，神情十分悠然自得。

现出土的有男装侍女形象壁画的较早唐墓是永徽二年（651年）的段简璧墓中的两名女侍，都穿圆领袍服，红绿条纹相间的波斯裤，一名戴幞头，脚蹬高筒靴；一名头勒花巾，脚穿线鞋。另外，李爽墓（668 年）、阿史那忠墓（675 年）、梁元珍墓（699 年）、章怀太子墓（706年）以及韦浩墓（706年）等的壁画中也都有身着男装的女侍形象出现。

段简璧墓中的女侍

阿史那忠墓的壁画

章怀太子墓的壁画

李爽墓中的 《男装吹箫侍女图》

西安市雁塔区羊头镇李爽墓墓室东壁揭取的《男装吹箫侍女图》中的男装乐伎，头戴黑幞头，身穿红色圆领袍服， 绿色条纹波斯裤，裤口紧束，脚穿白色尖头便鞋，腰束蹀躞并配一个鞶囊。至中晚唐时期，传世的图像和考古资料都再也见不到女扮男装的妇女形象了。

新疆吐鲁番张礼臣墓绢画中的女子着男装

新疆吐鲁番张礼臣墓绢画中的女子着男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美术出版社，1998年，图版149。）

图中贵妇头梳高髻，发髻簪花，穿圆领长袍，腰系黑带，袍 下露彩色条纹裤腿，脚穿软靴。贵妇面色红润，画宽眉，额饰画钿。

唐代女子着男装时，依然保存了部分女性装扮，如发式、饰品、条纹裤， 以及女式便鞋。女子的妆容在唐初期并不十分显著，清淡素雅的妆容很容易产 生性别误判，到了盛唐时期，妆容越来越浓艳，女子面部喜欢贴花钿、施面 靥，发型和饰品也都繁复艳丽。女子着袍服的颜色大多为单色，色彩鲜艳，少 有纹饰，以朱色、紫色最为常见，但图 2-28中的贵妇所穿袍服上满布团花纹 样，大致与她的贵族身份有关系。

综上所述，唐朝墓室壁画中出现的女着男装侍女的形象是当时的社会现 实，是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以及开放的社会风气，让唐代女子有了大胆的反传 统意识，极具开放性地吸收一切外来元素，并加以发挥创造，正是这样开放的 精神成就了“女着男装”这种服饰历史中罕见的现象。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