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北冀南地区龙山早期遗存新探

摘要：豫北冀南地区发现的龙山早期遗存主要分布于太行山南麓的豫西北、豫北南部和太行山东麓的冀南三个区域。豫西北龙山早期遗存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是该文化的东部边缘区。豫北南部、冀南龙山早期遗存均是大司空文化的孑遗，前者是在大司空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庙底沟二期、大汶口、秦王寨等文化因素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后者主要在大司空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受周边文化因素的影响力度较小。豫北南部、冀南龙山早期遗存在地层关系、陶器特征及组合等方面与当地后岗二期文化表现出强烈的传承性，是后岗二期文化的主要来源。

豫北冀南地区一般指河南境内黄河以北和河北境内滹沱河以南的区域，行政区划包括河南济源、焦作、新乡、濮阳、鹤壁、安阳、河北邯郸、邢台等地市。作为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区域，豫北冀南地区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引起学界关注，经过80余年的发展，这一地区基本构建了裴李岗、磁山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后岗二期文化的发展序列。囿于发掘资料的不足，介于大司空文化与后岗二期文化之间的龙山早期遗存的探索虽有学者如严文明、乔登云、靳松安、段宏振等先生涉猎，但始终未能廓清其谱系问题。河南新乡近年发现尚村、前高庄两处内涵丰富的龙山早期遗址，笔者对其进行了整理。结合既往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笔者拟对豫北冀南地区龙山早期遗存的分布态势、文化特征及性质等问题进行讨论。

一、豫北冀南地区龙山早期遗存的发现

截至目前，豫北冀南地区发现的含龙山早期遗存的遗址共有20余处，包括河南新乡尚村、前高庄、后高庄、洛丝潭、辉县孟庄、济源长泉、留庄、白沟、桥沟、孟县许村、河北磁县槐树屯、下潘汪、武安东万年、永年洺关、邯郸百家村、台口、邢台柴庄等。

尚村遗址于2018年发现，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清理龙山早期灰坑12座、墓葬1座。出土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夹蚌灰陶次之，器表多为素面，纹饰有篮纹、附加堆纹、弦纹、绳纹、方格纹等。器型有夹蚌罐、折沿罐、卷沿罐、小口高领瓮、敞口盆、敛口钵、平底碗、器座、器盖等。彩陶较少，但特征鲜明，主要为形制简单的泥质红陶或灰陶罐、盆、钵、碗类器等，器表基本施红彩，施黑彩者极少，彩陶图案十分丰富，多为组合式，构图元素主要有波线纹、条带纹、平行线纹、X纹、方格纹、弧边三角纹、钩形纹、弧线纹等（图一）。

前高庄遗址于2019年发现，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对其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5000平方米，发现龙山、汉代两个时期文化遗存。龙山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计有灰坑106座、窑2座、井2口，可大体分为早、晚两段，早段以H27、H32、H82、H86、H96、H101等为代表，属龙山早期遗存。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泥质黄褐陶次之，夹蚌、夹砂褐陶较少。纹饰以篮纹、附加堆纹为主，篮纹主要有竖、横篮纹，斜篮纹少见，其他有方格纹、绳纹、划纹等，但均不多。器型有小口高领瓮、小罐、大口罐、尊形器、釜形器、宽折沿盆、敛口钵、筒腹杯、甑、鼎、器盖、器座等。从陶器特征及组合来看，前高庄龙山早期遗存的年代要稍晚于尚村（图二）。

孟庄遗址于1951年发现，1992年—1995年发掘，累计发掘面积4600平方米，揭露多个时期文化遗存。龙山早期遗存可分为两段，早段以仰韶文化2组为代表，晚段以龙山文化早期1、2组为代表。早段以泥质灰陶为主，次为夹砂褐陶和泥质红陶，纹饰常见竖篮纹，附加堆纹、横篮纹、弦纹、绳纹等极少。器型有素面罐、折沿罐、釜形器、盆、壶、杯等。此段有一定比例彩陶，均泥质灰、红陶，器表施红彩，图案有S纹、X纹、锯齿纹、网格纹、平行线纹、弧线纹等。晚段以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夹蚌陶次之，泥质红、黑陶极少，彩陶基本绝迹。纹饰仍以篮纹为主，分横、竖、斜三种，斜篮纹占相当比例，附加堆纹、绳纹、方格纹、弦纹、划纹、乳钉纹、鸡冠鋬等仍较少。器型在早段基础上新出现了罐形鼎、小口高领瓮、夹蚌罐、敞口盆、刻槽盆、豆、敛口钵、平底杯、尊形器等。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孟庄早、晚段陶器特征分别与尚村、前高庄近同，年代亦应相当。

后高庄遗址于2003年发现，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乡县文物管理所对其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325平方米，发现龙山早期灰坑9座。出土陶器以夹砂和泥质灰陶为主，泥质红陶极少，有的表面施彩，纹饰多为斜篮纹，偶见花边口沿、附加堆纹、绳纹等，彩陶图案多为网格纹。器型以夹砂篮纹深腹罐和小口高领瓮最多，特征与孟庄晚段同类器近同，其他有少量敞口浅腹盆、刻槽盆、甑、豆、钵等。

长泉遗址于1992年发现，1996年发掘，发掘面积60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至唐代多个时期文化遗存。龙山早期遗存即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清理灰坑9座，坑内出土遗物主要为陶片。以夹砂灰、褐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泥质红陶极少，纹饰常见竖、斜篮纹，次为素面，偶见方格纹、绳纹、附加堆纹、凹弦纹等。器型主要有罐形鼎、斝、釜灶、折沿罐、小口高领罐、敞口盆、敛口瓮、缸、豆、假圈足碗、平底杯、圈足杯等。

许村遗址于1994年发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150平方米，清理龙山早期灰坑2座。出土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稍弱，陶色以灰、褐色居多，器表以素面为主，纹饰常见绳纹和篮纹，篮纹有横、斜、竖三种，附加堆纹、弦纹、方格纹、鸡冠鋬等极少。器型有盆形鼎、折沿深腹罐、釜灶、小罐、宽沿盆、缸、瓮、壶、敛口钵、平底杯、豆、碗、器盖等。许村龙山早期陶器特征及组合与长泉庙底沟二期文化基本一致，文化性质应属庙底沟二期文化。

槐树屯遗址于2006年发现，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67.4平方米，清理龙山早期灰坑3座。出土陶器以泥质陶为主，约占60%，夹砂陶次之，陶色多不纯正，火候相对较低，但基本以红、灰褐色为大宗，纹饰除素面外以篮纹为主，绳纹、附加堆纹次之，弦纹、划纹、篦点纹等极少。器型多为高领、折沿器，花边口沿、宽带耳、鸡冠鋬较为流行，主要器型有罐形鼎、折沿罐、大口罐、小口高领罐、罐形甑、尊形器、敛口钵、曲腹盆、鼓腹盆、圈足豆、杯等（图三）。

东万年遗址于1979年发现，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单位对其进行了试掘，试掘面积20平方米，未发现遗迹，仅出土少量龙山早期遗物。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红陶次之，泥质红、黑陶极少，纹饰主要为篮纹，附加堆纹、绳纹、方格纹等极少，器型有敛口钵、小口高领罐、花边口沿罐、甑、圈足豆等，流行花边口沿、宽带耳、鸡冠鋬等装饰，与槐树屯龙山早期陶器风格十分接近，年代应相当（图四）。

洺关遗址于1986年3月试掘，试掘面积50平方米，文化堆积可分两层，第层为大司空文化，第层为龙山早期遗存。出土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夹蚌灰陶、泥质黑陶极少，器表以篮纹为主，偶见附加堆纹、弦纹、镂孔等。器型主要有大口罐、小口高领罐、浅腹盆、敛口钵、碗、圈足豆等，流行宽带耳。彩陶亦有发现，主要施红彩或紫红彩，黑彩较少，图案有弧线三角纹、网格纹、锯齿纹、水波纹、曲线纹、条带纹等。洺关龙山早期陶器特征与槐树屯、东万年龙山早期同类器十分接近，但其彩陶在后两者中几乎不见，表明洺关龙山早期遗存的相对年代要稍早一些。

除了以上遗址，洛丝潭、留庄、白沟、桥沟、下潘汪、百家村、台口、柴庄等遗址也发现了少量龙山早期遗存，文化面貌分别与邻近地区的龙山早期遗址一致。

二、豫北冀南地区龙山早期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从地理位置上看，前述龙山早期遗址主要沿太行山东麓、南麓与古黄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分布，可细分为三个小的区域，分别是：豫北南部、豫西北、冀南。

豫北南部龙山早期遗址主要集中于卫河上游的新乡西北部一带，遗址数量虽少，但出土遗物丰富。结合尚村、前高庄、孟庄、后高庄、洛丝潭等遗址的文化内涵，可将该区龙山早期遗存分为早、晚两段（图五）。

早段以尚村H11、孟庄ⅧT67H6、ⅧT172H297等为代表。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褐陶次之，夹蚌陶亦占一定比例，泥质红陶极少，器表多素面，纹饰常见竖篮纹，偶见附加堆纹、宽横篮纹、弦纹、绳纹、方格纹等。器型有小口高领瓮、折沿罐、卷沿罐、夹蚌罐、小罐、釜形器、盆、敛口钵、碗、长颈壶、圈足杯、器盖等。本段仍见彩陶，主要为泥质红、灰陶，器表基本施红彩，黑彩极少，图案有波线纹、平行线纹、条带纹、弧边三角纹、钩形纹、S纹、X纹、锯齿纹、网格纹、圆圈纹、弧线纹等。

晚段以前高庄H82、H86、H96、孟庄ⅧT69H91、ⅧT391H102、ⅧT151H174等为代表，其他有后高庄H2、H11、洛丝潭H8、T3等。陶器仍以泥质灰陶为主，但夹砂灰陶大幅增加，比例与泥质灰陶相当，夹蚌陶亦有明显增长，彩陶基本绝迹。器表仍以素面为大宗，纹饰以横、竖、斜篮纹为主，斜篮纹比例逐渐上升，附加堆纹、绳纹、划纹、弦纹、鸡冠鋬、方格纹、乳钉纹、镂孔等仍较少。夹砂罐类器多饰绳纹，泥质瓮类器多饰篮纹，夹蚌陶表面粗糙，一般无纹饰。器型更加丰富，有罐形鼎、小口高领瓮、大口瓮、夹蚌罐、折沿深腹罐、大口鼓腹罐、小罐、尊形器、釜形器、刻槽盆、折腹盆、敛口钵、罐形甑、宽折沿盆、圈足豆、筒腹杯、器盖、器座等。

该区龙山早期遗存包含着浓厚的大司空和后岗二期文化因素，如早段出土的折沿罐、小口高领瓮、浅腹盆、釜形器、彩陶片等在安阳鲍家堂、大寒南岗、大正集老磨岗等大司空文化遗址中均可见到，形制也十分接近，晚段出土的夹蚌鼓腹罐、薄胎细绳纹罐、覆碗式器盖以及宽带桥形耳装饰等已经初具安阳后岗、新乡李大召、辉县孟庄等后岗二期文化遗址的器物风格。这样看来，豫北南部的龙山早期遗存不仅处于大司空和后岗二期文化之间，而且与二者的衔接也是十分紧密的。

豫西北、冀南两区龙山早期遗址数量相对较多，但出土遗物匮乏且内涵单纯，难以分出有意义的期段。豫西北龙山早期遗址主要分布于沁河与黄河小浪底水库之间的济源及焦作西部一带，以长泉H3、许村H4等为代表，其他有留庄H33、白沟、桥沟等。出土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泥质灰、红、黑陶等较少，纹饰以篮纹为大宗，多为竖、横篮纹，次为素面，偶见斜篮纹、方格纹、附加堆纹、绳纹、弦纹、镂孔等。器型有罐形鼎、盆形鼎、小口高领罐、斝、釜灶、折沿深腹罐、小罐、敞口盆、缸、折肩瓮、敛口钵、假圈足碗、豆、长颈壶、筒腹杯、圈足杯、器盖等（图六）。

该区龙山早期遗存包含着浓厚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如长泉罐形鼎（H78：1）、小口高领罐（H3：12）、斝（H3：22）、釜灶（H3：23）、留庄折沿深腹罐（H33：1）分别与垣曲古城东关BⅢ式鼎（H44：37）、小口圆肩罐（H145：32）、斝（H163：1）、釜灶（H145：44）、深腹罐（H115：1）形制近同，许村盆形鼎（T2：42）、折沿罐（H4：28）、宽沿深腹盆（H4：9）分别与垣曲古城东关B型鼎（H32：20）、AⅠ式深腹罐（H30：8）、AⅡ式宽沿盆（H61：81）特征相近，等等。靳松安、韩建业、魏兴涛等先生均将垣曲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遗存划至整个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晚期阶段，豫西北龙山早期遗存的特征与之基本一致，年代亦应相当。

冀南龙山早期遗址主要分布于太行山东麓沿线的邯郸西部及邢台南部一带，以槐树屯H1、H2、东万年T2、洺关T3等为代表，其他有台口一期（下层）、百家村、柴庄、下潘汪等。出土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陶次之，夹蚌陶基本不见，器表以素面为大宗，纹饰常见篮纹，偶见绳纹、附加堆纹、弦纹、镂孔等。器型主要有小口高领罐、折沿罐、浅腹盆、敛口钵、罐形甑、豆、罐形鼎等，流行花边口沿、宽带耳、鸡冠鋬等。彩陶极少，仅在个别遗址（如洺关）有少量发现，主要施红彩、紫彩或棕褐彩，黑彩极少，图案有弧线三角纹、网格纹、锯齿纹、水波纹、曲线纹、条带纹等（图七）。

该区龙山早期遗存与豫北南部的龙山早期遗存有着极大相似性，如均以素面、泥质陶为主，均常见篮纹，偶见附加堆纹、弦纹、划纹、绳纹等，均以承袭自大司空文化的小口高领罐、折沿深腹罐、浅腹盆、彩陶等为典型器，同时也存在一些显著差异，如冀南文化因素构成相对单纯，主要为大司空文化因素，豫北南部则较为复杂，除大司空文化因素外还有相当比例的庙底沟二期、大汶口、秦王寨等外来文化因素，冀南基本不见豫北南部的夹蚌陶，豫北南部折沿弦断篮纹深腹罐、素面尊形器、釜形器、圈足杯等在冀南同样罕见，等等。经过分析后我们认为，两地龙山早期遗存的相似性表明它们所处年代相近，差异性则与它们的地理位置及受周边文化的影响有关。

三、豫北冀南地区龙山早期遗存的再认识

目前，豫西北龙山早期遗存因与庙底沟二期文化存在强烈共性因素（陶器质色以夹砂褐陶为主，纹饰以篮纹为主，组合以盆形鼎、罐形鼎、斝、釜灶、小口高领罐、宽沿盆、折沿深腹罐、壶、豆、喇叭口杯等为主）而被普遍视为庙底沟二期文化，笔者对此表示赞同。但需注意的是，许村龙山早期陶器组合虽与庙底沟二期文化一致，但在陶质（泥质为主）、纹饰（素面为主）等方面却有一些差异，表明这一区域（沁河以西的温县、沁阳一带）可能是庙底沟二期文化分布的东部边缘区（图八）。

囿于发掘资料的不足，豫北南部、冀南龙山早期遗存曾被严文明、乔登云、靳松安、段宏振等先生归入同类文化（类型）当中。我们在充分掌握大量新、旧发掘资料的基础上，详细对比了豫北南部和冀南地区的龙山早期遗存，发现两者虽有一定相似性，但差异性更为显著（详见前文）。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分别对豫北南部和冀南地区的龙山早期陶器进行了文化因素分析。

豫北南部龙山早期陶器可分为A、B、C三组。A组主要为形制简单、器表施红或黑彩的泥质红或灰陶钵、碗、盆、罐等，图案有斜或竖行波线纹、横或竖行条带纹、锯齿纹、平行线纹、X纹、网格纹、弧边三角纹、钩形纹、弧线纹等。B组主要为夹蚌罐、小口斜篮纹高领瓮、折沿弦断篮纹深腹罐等，形体一般较大，胎稍厚，泥质陶较规整，表面光滑，接近磨光，夹砂、夹蚌陶较为粗糙，蚌屑清晰可辨。C组主要为长颈壶、釜形器、尊形器、圈足杯、筒腹杯、圈足豆等，形体较小，制作精致。

A组陶器主要见于早段，至晚段基本绝迹。该组彩陶及小口高领瓮、折沿罐、卷沿罐等在安阳鲍家堂、大寒南岗、大正集老磨岗等大司空文化遗址中十分常见，属典型大司空文化因素。B组陶器贯穿龙山早期遗存之始终，不仅数量多，而且型式丰富，应属本地文化因素。需要注意的是，折沿弦断篮纹深腹罐、宽折沿盆等可能是借鉴庙底沟二期文化同类器发展而来。C组陶器属大汶口文化因素，茌平尚庄、曲阜西夏侯、蒙城尉迟寺輧輷訛等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尊、釜形器、壶、杯等与该区龙山早期同类器近同。郑州地区秦王寨文化中同样出土了形制相似的壶、杯类器，这样看来，该区C组陶器既可能是大汶口文化西进时直接传入，也可能是受秦王寨文化间接影响所致（图九）。

就A、B、C三组陶器的出现时间及动态发展变化而言，A组最早出现，孟庄、尚村等遗址内的龙山早期遗存与大司空文化衔接紧密，甚至可以视为大司空文化的最晚阶段。B组在大司空文化中亦有发现，只是特征更加鲜明，应是受到了周边文化因素尤其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影响。C组由早及晚逐渐增多，显示出周边文化因素的活跃。结合三组陶器在早、晚段中的数量比例等情况我们认为，豫北南部龙山早期遗存应是在大司空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庙底沟二期、大汶口、秦王寨等文化因素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需要说明的是，受地理环境（太行山、古黄河之间）制约，这类遗存在发展过程中很少与周边尤其黄河南岸同时期文化（大河村五期文化等）进行交流。

冀南龙山早期花边口沿罐、小口高领罐、浅腹盆、敛口钵及彩陶图案等与大司空文化具有明显的演变关系，另外该区也是大司空文化的核心区，洺关遗址还发现了龙山早期遗存叠压大司空文化的地层关系，这就充分说明，冀南龙山早期遗存是在大司空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该类遗存流行的宽带桥形耳多为瓮耳（图七，20明显为瓮之腹片），这种耳在豫北南部龙山早期遗存中极为少见，但却常见于后岗二期文化当中，表明冀南龙山早期遗存与后岗二期文化的衔接关系同样紧密。冀南龙山早期陶器或承袭大司空文化，或由大司空文化同类器演变而来，基本不见豫北南部龙山早期陶器中的B、C组因素，表明冀南龙山早期的文化环境相对稳定，发展过程中基本不受周边文化影响（图一〇）。

以上分析为我们廓清了豫北南部和冀南地区龙山早期遗存的相互关系，那就是，豫北南部和冀南地区的龙山早期遗存均主要源于当地的大司空文化，这是它们文化面貌相似的根本原因，差异性则反映了它们各自拥有相对独立的发展模式，这与它们的地理位置及受周边文化的影响力度有关。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更多发掘资料（尤其豫北南部和冀南两区之间的鹤壁、安阳一带）披露之前，暂不宜将两地龙山早期遗存归入同类文化（类型）当中。至于两地龙山早期遗存的性质，将其视为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豫北冀南地区两支并行发展（或有交流）的小规模族群当无异议。

关于豫北冀南地区龙山早期遗存的命名，严文明先生最早将这里发现的龙山早期遗存统称为“台口类型”，此后乔登云、靳松安、段宏振先生分别提出了“东万年文化”、“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孟庄类型”的命名。审视以上学者的相关研究可知，乔登云先生的“东万年文化”着眼于冀南地区的龙山早期遗存，靳松安先生的“孟庄龙山早期文化”侧重于豫北南部的龙山早期遗存。为了避免同一地区同类文化遗存出现多个文化（类型）命名所带来的困扰，我们采取了因循原名、细化区域的方式，将豫北南部、冀南两区的龙山早期遗存分别暂称为“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和“东万年文化”。

豫北冀南地区龙山早期遗存向下发展为后岗二期文化的演变关系十分明确。台口、前高庄、孟庄遗址均发现了后岗二期文化叠压（或打破）龙山早期遗存的层位关系，尤其是孟庄遗址，其龙山早期遗存的最晚段和后岗二期文化的最早段已经很难做出泾渭分明的区分。洛丝潭、下潘汪等遗址的龙山早期遗存和后岗二期文化虽然存在差距，但在二者之间绝无其他遗存，这种情况或许反映了后岗二期文化繁荣后对原住地的一种“覆盖式”发展。总之，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岗二期文化应由当地龙山早期遗存发展演变而来，后岗二期文化是龙山早期遗存的自然延续。

四、结语

豫北冀南地区西依太行与晋（中）南文化区接壤，南濒黄河与郑洛文化区遥望，东连山东与海岱文化区毗邻，是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区域。目前豫北冀南地区已经建立了裴李岗、磁山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后岗二期文化的发展序列。后岗二期文化处于龙山时代晚期，与大司空文化之间还有一个龙山时代早期阶段。利用新近获得的尚村、前高庄遗址的发掘资料和既往发掘与研究成果，我们对豫北冀南地区龙山早期遗存的分期、年代、文化特征及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豫北冀南地区发现的龙山早期遗存主要集中于三个区域。豫西北济源及焦作西部的龙山早期遗存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以罐形鼎、小口高领罐、斝、釜灶、折沿深腹罐、豆、假圈足碗、长颈壶、杯等为主要陶器组合，处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晚期阶段。

豫北南部新乡西北部、冀南邯郸西部及邢台南部的龙山早期遗存是大司空文化之后出现的两支并行发展（或有交流）的小规模族群。豫北南部龙山早期遗存以小口厚胎高领瓮、折沿弦断篮纹深腹罐、卷沿罐、夹蚌罐、小罐、尊、釜形器、宽沿盆、刻槽盆、长颈壶、圈足豆、杯、彩陶盆、罐、钵、碗等为主要陶器组合，是在大司空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庙底沟二期、大汶口、秦王寨等文化因素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可暂称为“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冀南龙山早期遗存以罐形鼎、小口高领罐、花边折沿罐、浅腹盆、敛口钵、罐形甑、豆、彩陶器等为主要陶器组合，主要在大司空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受周边文化因素的影响力度较小，可暂称为“东万年文化”。豫北冀南地区龙山早期遗存与当地后岗二期文化表现出强烈的传承性，是后岗二期文化的主要来源。

以上内容来自于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