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故事引人瞩目：由《柳青传》改编的电影《柳青》5月21日全国上映

胸中有大义，笔下有乾坤

要想写作，就先生活

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

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

——柳青

一位伟大的作家

一个时代的精神创业史

十四岁时，油灯下，他吃力地啃《共产党宣言》；“一二·九”前后日夜奔走，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西安事变”以后为办救亡刊物累得大口大口吐血；1939 年，到敌后战场跟部队上前线打仗，对常人已经够苦，对他更是苦上加苦，冷天里 冰河，夜夜行军，病体几乎支离破碎。他忘我地干，竭尽自己的力量，他自信参加革命够彻底了。而现在，他的自信心动摇了，因为他想到了离开这里，怕黄土埋瘦骨，文学事业将与身俱灭，他不能想象那种现实。他剖析自己深层模糊的意识：自己带着极大的个人抱负走进革命队伍，不愿做一个无声无息的人，以前的苦和个人愿望不悖，况且苦也是暂时的，咬咬牙就能过去，现在虽说也是暂时的，可暂时到何时？对于生活，如果总是划皮而过，文学事业的进取和希望何在？文学事业要求作家深入生活是无止境的！咬牙岂能咬一辈子。

1932年11月，柳青（中排右一）在榆林六中与同学合影

他不仅带着强烈的创作愿望，同时也下过决心要努力工作，改造自己。这才出阵，就败阵而归，他自问：人生何为？

他握着拳，轻轻地敲着炕沿，咽下一口唾沫，好像在吞钢咽铁。不要说磨掉一层皮，就是磨掉一身肉，还是要干下去！此时，思想的改变，对自己仍很重要，对革命、对文学都非过这一关不可，否则，只是为了个人的打算，终将会使自己设法绕过困难，摆脱痛苦。（以上文字引自刘可风《柳青传》）

电影《柳青》宣传照

柳青是建国后三十年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业史》深刻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农村的巨大变革，他身体力行的关注民生、关注现实的写作道路，对新中国的作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电影根据柳青女儿刘可风的著作《柳青传》改编。

《柳青传》 刘可风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柳青长女刘可风，从1970年到1978年陪伴柳青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九年，后又走访历史当事人，做了大量的文字记录。自2000年起全力写作本书，分上下两部分呈现一个不同于文学史经典叙述的丰富的柳青；并附有柳青晚年极富价值的谈话，涉及《创业史》未完成部分的构思和对时代的沉思。全书为我们呈现一个时代的精神创业史。

柳青和女儿刘可风及长子刘长风

柳青最后的日子（节选）

文丨刘可风

1978年春节前后，父亲第三次住院，身体已经很虚弱，一个月以后又感染了绿脓杆菌，有时精神委靡。一天，他强撑着说：“你回家把我的文字资料和手稿全部拿来。”我取回东西，他一份一份给我交代处理方式，微弱声中的一句句，都是让亲人痛彻肺腑的话，我怎么也不愿意他说下去：“爸爸，你肯定会好的，多少鬼门关你不是都过来了吗？”

经过不停的输液消炎，情况渐渐好转。空闲了，我就翻看拿来的资料，一份他复写的、留底的“交待材料”有一段话：“1956年，在一次讨论提级的会上，工作人员汇报说统战部提出民主人士郑伯奇（作协副主席）的级别低了，我说给我的一级不要提了，给他提一级，让他和我平级。”

我从来没问过父亲的行政级别。问他：“为什么这种事情也是你的罪状？”

他说：“他们说我招降纳叛，包庇‘反共老手’郑伯奇，证据就是我把我的一级让给了他。”

“你的级别……？”

“解放后一共提过两次级，按政策像我这样，没犯过错误的都提一级，我两次都让了，所以，我一直是刚解放定的十级。”

1961年，柳青在中宫寺家中接待来访读者

“对你没有什么影响吗？”

“别的没啥，就是看文件受到级别的限制。”

我说：“《创业史》第一部稿费你给了公社，第二部你预支一部分给大队拉了电线，弄得家里生活总是这样拮据。”

我不是抱怨，只是想了解父亲是怎么想的。

父亲并没有多想，马上就说：“要想塑造英雄，首先要塑造自己，要写英雄，首先要学习英雄。我决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具有双重人格。”

父亲又说：“日常医疗费我从来没报过，稿纸也没在作协领过，一次就买了十元钱的，现在还没有用完。”

“《创业史》第一部出版正是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稿酬大幅降低。困难过后，又补发了，出版社的同志告诉我，一个领导说反正给他，他也要捐献，就不用补了。”

父亲说：“这种事情我从来不过问。”

不过，他也不无遗憾地说了一句：“他们要是给我，我可以给本地区再办点事。”

柳青和皇甫村农民在一起

我说：“你怎么弄得一点积蓄也没有呢？”

父亲说：“《铜墙铁壁》有些稿费，都用在那个院子上了。”

虽然“文革”后皇甫村半坡上那座幽静的村舍已荡然无存，他仍然念念不忘抛洒了无数汗水，难以割舍的故地。说起这些事他的感情十分复杂：

“那所院子军区做过羊圈后，多年空弃，很破旧，建筑年代无人知晓，也无从考证。我初来时还有块清朝嘉庆年间重修的残缺石碑，可见年代久远。1954年搬进来，1955年第一次大修，才两年就出了问题。开始我想小修小补，不影响正常生活就算了，一动工，这里也不行，那里也是问题，改变计划，干脆好好修一下，这辈子再也不在这事上费心思，所以，‘小工程’变成了‘大工程’。谁料，几年以后又出问题，共大修四次，把那些稿费全用完了。”

“我怎么能想到，我的阵地，我精心维护，打算将来寿终老死的院落会……”他灰突突的脸上很是伤感。

最后，父亲对我说：“爸爸一毛钱也不给你们留，你们首先要能养活自己，才谈得上对社会做贡献。”

在西安的治疗成效甚微，听取了人们的劝告，我们把无限期望寄托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1978年5月11日，是父亲离陕去京治病的日子。

清晨，温和的阳光，寂静的街道，缓缓而行的汽车，父亲目视窗外，心静如水。父亲以往出行，来不接去不送。家人外人都一样。这次有人表示要到车站送行。父亲再三劝告：“大家都忙，不必浪费这些时间。”

父亲说：“我不喜欢客套。”待人接物父亲有时像农民，简单直率，这可不是他的优点。他每次从乡下到作协，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人们也习惯，从不迎来送往，“文革”中他回皇甫村，久别的农民和干部特别热情，告辞时要送他出门，他两手一拦：“到此为止，都忙去吧！”

父亲以为，这次也一如既往，不料，一进站台，眼前已经聚集了一片等待送行的人，而且越来越多，除了作协，还有剧协、音协和长安县的人们。朋友们一片深情的目光，许多简短的祝愿和嘱咐。父亲本来是个极富感情、容易激动的人，他用眼神和表情回敬人们的离情别意，努力使自己不要过分激动。就在登车前的一刻，剧协的马良田一把搂住父亲的肩膀，动容地说：“我们都对你特别有感情，希望你看好病早日归来！”大概是想让这惜别的气氛不要太沉重，父亲故显轻松地说：“对呀！民族大团结，回汉一家亲嘛。”马良田是回民。

上车后，在情深似海的目光里，父亲终于抑制不住自己，难以平静的面部泛起罕见的红光，他用尽气力，两手扒住玻璃窗，大声向告别的人们倾吐心声：“我离不开陕西，离不开大家，我一定会回来！”

阳光透过玻璃，照着他眼眶中涌出的泪水，熠熠闪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