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边缘人·摆渡人
（文章来源：IC Photo）
苏琦/文
近年来凭一战与中国系列蜚声海内外的华裔历史学者徐国琦，在其回忆录性质的《边缘人偶记》一书中详述了其美国的求学、著述和教书生涯，让人们再次对华人学者的美国学术养成记有了最新的认识，并得以对美国学术江湖一窥堂奥。细究起来，几乎每个知名华人学者都会直接或间接讲述自己在美国问学的酸甜苦辣，比较脍炙人口的有黄仁宇的《黄河青山》，李欧梵的《我的哈佛岁月》，孙康宜的《从捕鲸船上一路走来》等，而老一辈学者余英时、何炳棣、唐德刚、许倬云等等也都在各种回忆与杂忆中提及相关话题。“美国学术江湖”这个话题的热度及人们对它的兴趣，自然与改革开放以来赴美留学人数与日俱增，中美两国学术交流日益密切，华人学者在美国学界登堂入室者越来越多这些时代大背景有关。前辈们的得失进退，足以为后来的有为学子提供有益的参考或镜鉴。
从这些“问学录”和“问道集”中不难看出，在美国一个“学人”的养成要求极高，可谓旷日持久历经磨难备极艰辛，尤其是博士环节，首先需要过语言关，要懂三门语言，而有研究日本的学者“被迫”老老实实学了三年的日语。然后最重要的是找到好的题目，有好的角度，如果有新资料最好，比如徐国琦的博士论文围绕一战中的华工角色，就兼具好题目与新资料两种优势，至少可以收先声夺人之效，而老资料如果通过新理论新视角能读出新意思有新发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李欧梵用新的文学理论来重新解读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总之，如果不能开风气之先，至少能保证给既有的学术大厦添砖加瓦。
接下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资料环节，要踏踏实实搜集资料和啃资料，像徐国琦为了收集西线华工的资料，花了三年时间去英加法等国查阅政府机关和相关机构乃至个人收藏的相关档案文件，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了。这也让人想起余英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大概意思是：面对很多材料，仅仅做到博雅通识是不够的，需要进行知识的构建，将其纳入有体系的知识。有不少人都提及，有很多好的题目，因为资料的丰富度不够，作者被迫中途换题，前功尽弃之余还多耗费了很多时日。
当然，在大倒苦水之余，华人学者们也都对美国顶尖学府学术资源的丰沛便利，学术大师们的学养人品赞誉有加，而可以在本专业的求学之外亲炙很多一流学者的授业，并参加大咖云集的各种学术会议，更是让华人学子们甘之如饴。徐国琦就自述由于耽溺于这些课程和学术活动，几乎耽误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后来还是在女儿“不要成为跨世纪人才”的催促下，才结束了长达九年的读博生涯。
漫长的读博生涯熬出头，只不过是另一场漫长的教学生涯的起点。除了特别出类拔萃者，能够在美国名校和学术机构里任职的华人学者可谓凤毛麟角。就像徐国琦吐槽的那样：无论我们学问多好，知识多渊博，今天的美国一流大学极少雇用像我们这种中国内地背景的边缘人，难怪很少有来自中国内地的历史学者在这些常春藤学校任教了。类似的抱怨唐德刚在《史学与红学》里也表达过：我于一九四八年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主要学的是西洋史。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转为研究美国史。获得博士学位后，因为学美国史在美国很难找到工作，为了谋生，我才改为研究中国近代史。不过，人们所熟知的华人学者们基本上还都能跻身于殿堂级的大学及学术机构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不过反过来说，这可能也是他们能够为人们广泛知悉的主要原因，而更多的华人学者则是在二线学校和机构里默默无闻地做着自己的贡献。
在美国教学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虽然在读博期间学者们就普遍有助教任务，但真正独当一面时则又另当别论。像李欧梵、徐国琦等人的高适应性和大受欢迎，和黄仁宇的蹇促逼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除了个人性格以及年轻一代学者更为自信等原因外，时代背景和学生群体的变化也是主要因素。黄仁宇要对付的是那些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却有一堆成见和偏见的美国学生，而李欧梵和徐国琦们已经可以向来自大陆和港台的、比较能有共鸣的学生们授课了，而大中华地区现代化的成就以及华人学者群体在美国学术界的崛起及其提供的人脉资源，也令新生代华人在美国学术江湖的行走更为顺畅。
一个学者除了教书育人养家糊口之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出版专著是一个规定动作，其艰难程度不啻博士论文的成倍放大，也因此那些博士论文比较顺遂的，似乎出起书来也是顺风顺水，像李欧梵和徐国琦等几乎出一本火一本，而《黄河青山》里黄仁宇出书的艰难与煎熬则让人倍感同情。
总之，能在美国学界立足乃至扬名立万，无论读博，还是教学，还是出书环节，都给人自古华山一条路的感觉，似乎不经历孟子所说的那种磨炼不足以脱胎换骨。当然如果能足够幸运趟出一条新路，则会东方风来满眼春，尽享优渥的学术生涯，无论是待遇优厚的名校职位、宽松的学术假期，还是满世界飞的学术会议，都在触手可及的范围。
当然，即使那些学有所成乃至大成者，也难免会有些许边缘人的感觉。向一个强势文明求学问道，要严格遵循其学术范式，又有着跨文化和跨语言的挑战，种种或明或暗的压力难以尽言。而在他国做研究本身，就足够尴尬，研究在地国文化，难以匹敌当地学者，研究母国文化，则又有隔岸观火之感。
对于边缘人的感觉，徐国琦在其书中有着精到的表述。在他看来，边缘感除了有时来源于某种莫名其妙的被排斥感之外，华人学者从事人文事业，教书育人，实在是以己之短，击人之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偶然也会有，但是概率是很少的。在美国时，总是感觉江山毕竟是别人的，文字也非母语。虽自认不比金发碧眼们差，但付出比他们要多得多。有时悄悄想，与其寄人篱下，不如归去，不时冒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和“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想法。
当然，边缘自有其优势，能够让人比较超脱，跳出来看世界做学术。按徐国琦的说法，学人或知识分子必须是边缘人，甚至是流亡者。边缘人必须独立于体制之外，才能有学术自由，而不囿于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才可能有多重视角，多重立场。
这种多重视角和多重立场，对于华人学者从边缘人“摇身一变”而为中美双方的学术摆渡人，自然大有裨益。自中美建交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华人学者对双方的学术交流花费了巨大心力，对国内学术界的学术规范和研究水平的提升并与国际学界的接轨，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新生代华人学者在借得欧美学术工具后，反身将更多大中华地区的素材纳入研究的视域，则为大中华地区现代化经验朝向普世性升华提供了更多可能。
虽然手握西方学术利器，中国的文化基因令这些华人学者始终不能忘情于中国。来自台湾地区的孙康宜早年以研究美国诗歌著称，后来充分体认到中国文化根底对其学术进阶的重要性：看到《诗经》里的诗歌和充满了儒家气息的《毛诗注》，就立刻会想到《圣经》里的《雅歌》，在脑海里对两种文化的不同产生了有趣的比较。但这种比较的角度是从前小时候所没有的。我发现，愈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有所认识，就愈可能有举一反三的阅读乐趣。
而徐国琦也反复强调自己对中国，特别是对文化中国抱有无限的敬意和关怀：自思虽然英文不是我辈强项，但我们有我们的长处，那就是深层的文化意识及对不同文化的独特理解。而身为华人所天然拥有的家国情怀，又令华人学者对学术争鸣多了几分“政治”敏感性，这在何炳棣围绕汉化问题“大战”罗友枝（EvelynRawski）上体现的最为明显。
在华人学者的忆述中，中外师友交游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让人们对美国学界的变迁，学术传承，中国学术社区的成长等等有了第一手的认知。平心而论，美国学术大师们对华人学子多有帮扶，而华人学术圈自己的人脉资源也日见丰厚。在这些人与事的风流聚散中，象牙塔里的学术如何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新的学术范式如何生成，比如从以典籍学为主的汉学向以近现代历史和文化为主的中国研究，从冲击—回应模式到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的转变，以及作为更宏观背景的两国社会的变迁等等，无不得以具体而微的展现。
随着华人学术圈实力的增长，近年来关于建立中国标准并向西方学术规范提出“反向格义”的呼声渐起。行走于中西之间，肩负学术和文化摆渡人角色的华人学者们的意见自然值得人们重视。大体而言，他们的意见是不要为了标准而标准，为“反向格义”而反向，而更多追求可通约的，普遍适用的标准，并在其基础上求同存异。
在这方面，孙康宜的见解尤其值得人们倾听。在其《六朝诗研究》一书中，她是把“表现”和“描写”当成两个互补的概念来讨论的。这样，一方面既能配合现代美国文化思潮的研究思潮，另一方面也能借着研究六朝诗的机会，把中国古典诗歌的特征介绍给西方读者。现代西方人所谓的“表现”，其实就是中国古代诗人常说的“抒情”，而“描写”即六朝人所谓的“状物”和“形似”。孙康宜说自己后来读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对他那种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态度既佩服又向往，认为只有像他真正理解了中西方文化，才能更好地把中国文化带到世界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