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写小说就像股评家炒股？读者说，他赢了

“我在这个年纪写小说，有朋友形容是‘老房子着火了’。其实，在‘房子’不新不旧时，我便动笔写了。这几乎是一次马拉松式的写作，与其说我在千锤百炼，毋宁说我一直处于写作小说的困境中。”5月8日下午，评论家、学者王尧以小说“新人”的身份亮相思南读书会。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民谣》去年末在《收获》杂志首发后迅速进入多个文学排行榜，近期由译林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民谣》的故事始于1972年5月，依水而生的江南大队码头边，十四岁的少年等待着了解历史问题的外公，江南大队的人们等待着石油钻井队的大船，然而生活终以脱离人们预计和掌控的方式运行。在记忆不断闪回，回忆不断重构的叙述里，故事就此展开。在写法上，《民谣》突破了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在文体结构上，分为主体四卷和杂篇、外篇，还包含小说中的人物所写的小说。担任读书会嘉宾主持的作家走走总结，“这是一部包含了17种文体的作品。”

为《民谣》，王尧准备了20多年。“过两年写几段，再停下来，停顿的时间长了，我甚至忘记已经动笔的所谓小说。它成了我陌生的亲人。庚子年来了，我体验到了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和许多朋友一样，这段时间的精神史可能是我们重新理解世界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环节。有一天，我突然再起久违的写作冲动，觉得应该下决心放下其他写作，完成自己的那幢‘烂尾楼’。”疫情期间，王尧集中精力完成了这部《民谣》。“复活昨天的文字，也许是为了今天的再生。亲近的朋友早就熟悉我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他调侃道，“如果这句话是一块铁，那也锈迹斑斑了。”

在《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的眼中，《民谣》是来自民间的一首长诗，它包含时间、记忆、成长、乡村伦理、亲情……很难用简单的一两句话概括其重点，“某种程度上，《民谣》是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就是用它的结构和文体方式建构了一个虚拟的小说世界。这让我想到上世纪80年代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问世时一度让评论界失语。和《冈底斯的诱惑》一样，《民谣》的诗意和对文体的突破，或许也要拉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它的价值。《民谣》的突破，其实是继承了上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传统。”

写小说之前，王尧是评小说的人，也写散文，有“长江学者”头衔，得过鲁迅文学奖。“我是一个毫无小说写作经验的人，但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关于小说的概念。这与我所谓批评家的身份有关，但我觉得没有什么‘批评家’的‘小说’，我写作的过程是不断放弃许多概念和阅读经验的过程。如果说我的作品与文学批评有关，那就是我自己对意义世界和小说艺术的理解影响了自己的文本，而不是突出了批评家的理念。除了故事、细节、意象外，对语言和结构的摸索是我的重点。”王尧如此解释。

作家孙甘露提到王尧在去年一次文学奖评审会上提出的“小说革命”概念，“和其他艺术领域的探索相比，中国当代文学似乎落后了。我们的文学变得越来越传统、越来越规矩，好像写得越像小说才是好小说。突破常规的努力要被接受，变得非常费劲。然而，任何时代，永远应该有另一种小说是充满冒险性的，至少是一种形式上的冒险。”

“批评家写小说就像股评家入股市，说得头头是道，自己炒股可能输得什么都没有。”读书会尾声，一位读者分享了自己阅读《民谣》的感想，“王老师作为批评家写小说，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