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西方都讲孝道，源于父权与家庭养老

（小尘4x/图）

孝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孝”是“仁之本”，就是说，孝是核心的基础。最鄙视中国的人，也是这个判断，如黑格尔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近现代以来，反思中国落后之由，归结为传统文化，孝道自然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鲁迅、胡适、傅斯年等大家，都有言辞极为激烈的文章。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些大师多半言行不一，从他们对待父母的态度看，其实是算得上“孝子”的。

既然认为中国落后是因为“孝”，照这个逻辑推下来，则西方能够领先，自然是不提倡孝道的。颇有学者看见可用的证据，就忙不迭拿过来。如有人说：“我们中国人一般认为祖先越古老，就越尊贵，最初的人类始祖是最崇高的，地位随着世系的下降而递减。”而希腊却不是这样，“建立在权力意志之上的神谱，就导致最初的神不是至高无上的神。”举例则是天神乌拉诺斯被他的儿子克洛诺斯推翻，克洛诺斯又被他的儿子宙斯推翻。

只要看过《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如何取代更古老的神农氏，就知道中希并没什么不同。至于子弑父，臣弑君，这种“权力意志”在中国更是只会过剩而绝不至于稀缺。所以只能说，默认了中国文化最重视血缘关系这个前提，又急于在西方文化里找不同，让人太容易选择性忽视许多事实了。大致说：

第一，强大的父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一定会出现的现象。所以类似“孝道”的价值观，在不同的古代文明里表现形态可能不同，却大抵都是有的。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女主人公为了让哥哥入土为安，不惜违背城邦的法律，有一段著名的独白：

可是在聪明人看来，我这样尊敬你是很对的。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死了，或者我丈夫死了，尸首腐烂了，我也不至于和城邦对抗，做这件事。我根据什么原则这样说呢?丈夫死了，我可以再找一个；孩子丢了，我可以靠别的男人再生一个；但如今，我的父母已埋葬在地下，再也不能有一个弟弟生出来。

这段话颇有《左传》里“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的味道。安提戈涅贞洁观念如此之淡，春秋以后的中国人未必看得惯（后世的欧洲人也看不惯），但从孝悌的标准衡量，她实在是可以算标兵的。

最能代表古罗马精神的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埃涅阿斯出逃时是背着老父，牵着儿子，让妻子跟在后面，所以最终也只是妻子死了，但祖孙三代成功脱险。罗马人的始祖，对女人虽然极不靠谱，但也称得上为父则慈，为子则孝。

《圣经》里面，上帝让亚伯拉罕杀了儿子以撒献给自己，亚伯拉罕毫不犹豫照做，这固然体现了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仰之坚定，也一样体现了他对儿子拥有绝对权威。而小以撒面对父亲的屠刀毫无畏惧，对上帝的信和父亲的孝，可谓浑然一体。

实际上，诸多先贤看见的中国和西方的差异，往往其实是古代和现代的差异，西方进入现代之前，很多地方反而也和中国差不多。

第二，原始儒家那里，孝道没有后世那样严苛乃至变态。

孔子鼓吹尽孝的第一原则，是保护好自己，所以类似“二十四孝”里郭巨埋儿、王祥卧冰求鲤之类的故事，他老人家地下有知，一定严厉批评，是绝不至于会赞赏的。

有人问孟子，舜娶尧的两个女儿，这事显然没有得到舜的父亲瞽叟同意。娶媳妇儿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舜这么做算不算有违孝道？

孟子回答了一句特别有名的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像舜这种情况，要是请示父亲的话，娶谁瞽叟也不会同意，那就只能一辈子单身了。

所以孟子说，舜这种情况，没有请示父亲，但是胜过请示父亲。这么理解，放到今天固然仍不免“繁殖癌”之讥，却简直可以为自由恋爱辩护。

第三，在没有社会养老体系的情况下，孝道是让人“老有所依”的保障底线。

孝道为什么在传统社会里有那么深厚的群众基础？因为不孝会被全社会广泛谴责，是许多老人唯一可以指望的力量。

中国近现代史上，基督教在许多地方激起民愤，原因之一就是，它解除了教民尽孝的义务，造成了许多老人孤苦无依。而宗族之类的社会力量乃至官府想惩罚不孝子，教会却为这些人提供保护。

从这个角度看，孝道千般不是，但在传统社会里，又确实离不开。

现代社会由核心家庭组成，即一对夫妻带着未成年的子女，孩子能够自立之后，就离开独立生活。理论上，社会有完善的养老体系，父母晚年生活的基本保障，不用子女操心，父母和子女之间，仍有亲情的联结，但各自享有更大的自由，不必讲究传统的孝道了。

但这自然只是理想状态，尤其必须以社会保障体系的高度发展为基础。这个基础越欠缺，传统的孝道就越可能杀回马枪，这个并不以个人好恶为转移。

（作者系大学教师、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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