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基督山伯爵》，传奇小说之王，大仲马的一生

1822年，有一个农村青年到巴黎去碰运气，他身无分文，只是手提十几只野鸡和野兔，用作租金来住两天旅店。他找到一个熟人带他去看古典名剧《勒·熙德》。这时他的职业是乡下律师的书记员，但他梦想当个剧作家。一位著名演员当众鼓励他说:“高乃依也当过检察官书记员。诸位先生，我给你们献上一位未来的高乃依。”这位演员真是慧眼识英雄，7年以后，这位农村青年真正成了浪漫主义戏剧的高乃依，他的作品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他的名字就是大仲马。

亚历山大·仲马(通称大仲马)生于1802年7月24日，今年是他诞生180周年。这位一生勤奋写作的文学巨匠给我们留下许多珍贵遗产，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新剧先驱

大仲马出身贵族，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一位将军，因不满拿破仑称帝，解甲归田，1806年逝世，身后萧条，仅遗下30多亩荒地。仲马幼年时代生活贫困，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他十分勤奋，十几岁时就跟一位军官学会德文和意大利文，并读了许多古典文学名著，为他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826年，仲马参加了雨果组织的“第二文社”，和浪漫派的文艺青年缪塞、戈蒂埃等明确提出反对贵族意识的伪古典主义文学。1827年，雨果的诗歌中开始出现与复辟王朝唱反调、歌颂拿破仑事业的主题。仲马和他思想一致，因为他也是一位共和主义者，早年就具有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13岁时就自动去掉自己名字中的贵族称号，以示与贵族决裂。他憎恨复辟王朝，反对理查十世。1828年，仲马在巴黎观看了英国剧团演出的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情意绵绵、奥赛罗的嫉妒成性，苔斯德蒙娜的惨遭不幸，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都使他回肠荡气，深受感动。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剧场里看到真实的情欲驱策着有血有肉的男男女女。”他要学习莎士比亚，要自由地阐发伟大的历史事件，用强烈的戏剧效果去打动观众的心，把观众带到一个全新的艺术境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诗剧《克利斯蒂娜》，这是他继雨果在1827年10月写了《克伦威尔》一剧的长篇序言后的一个艺术实践。雨果的序言是历史上公认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而仲马以自己的创作去体现这种革新的主张。

1829年初，仲马的文学思想就更加明确了。他知道，他的观众是随着工业蓬勃发展而涌现的新兴市民阶级，他们爱看英武热烈、富有时代精神的戏剧;他们要求把历史变成传奇，把剧本写得绚丽多彩，光辉夺目，充满矛盾和冲突，一边是善，一边是恶，对比强烈，爱憎分明。这就要求打破死板的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即单一的故事情节，事件发生在一个地点，并于一天内完成)。他决心写一部新剧，那就是《亨利三世和他的宫廷》。同年2月11日，这部新剧在巴黎公演，获得极大成功，仲马从此成为名人。那时雨果的《欧那尼》尚未问世，仲马是第一个把浪漫主义传奇剧搬上以前专演古典主义戏剧舞台的作家，他是这种新剧的先驱者。

1830年7月革命爆发时，仲马高兴极了，他是共和派，热爱战斗，他扛着一支来福枪在巴黎转了3天，并一度在国民自卫军中当军官。但是，当宣布他的老上司奥尔良公爵当国王时，他大失所望。

七月王朝的反动统治开始了，马仍旧从事他的戏剧运动。1831年5月3日，演出了他的新作《安东尼》。这次公演比一年前演出雨果的《欧那尼》时还要轰动。浪漫派的支持者们被剧情刺激得如狂如醉、戏散之后，团团围住仲马，把他的外衣撕得粉碎，大家都希望得到一个布片来作纪念。勃兰兑斯说:“18251835这10年，从文学的立场说，是最可注目而且是最丰收的时期，但在政治立场上看来，却是最没有光彩的。”(《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朝》卷5)仲马和雨果等人的创作，可说是那个时期的黑暗王国里的一线亮光。

传奇小说大师

《安东尼》是仲马在舞台上最后一次大胜利，以后就如强弩之末，难以为继了。他转移到一个新的阵地。从1839年起，他开始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再现法国的历史，这一事业使他扬名世界。英国大文豪萨克莱读仲马写的《三个火枪手》(旧译名《三剑客》)，爱不释手，一口气看完，称赞仲马为文学上的“亚历山大大帝”。马克思也爱读仲马的小说，他是马克思最喜爱的作家之一。自此之后，他的历史小说如潮水一样涌来，十年之内，出版了五、六百部。自然，这些小说不是他一个人写的。他雇了大批书记，帮他搜集材料，甚至写出初稿，他加以删改和润色。在最要紧的场面，绘声绘色，活龙活现，最精彩动人的字句都出自他的手笔。有人说他开设了一个“小说制造公司”，这是实情，但他是这些小说的灵魂，却是无可否认的。

1844—1845年写的《基督山伯爵》，是他文学事业上又一个高峰。小说中的故事开始于1815年2月，结束于1838年10月，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某些侧面，揭露了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黑暗统治，带有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

仲马被称为“传奇小说之王”。他写传奇小说，并非偶然。早年，他就设想过一个宏伟的写作计划，要把整部法国历史纳入他的浪漫主义文学领域。他说:“我最初的愿望总是宏大无比的。我怎样干法呢?没有人像我这样干的。挤掉生活中一切非必需的东西，压缩睡眠……”。仲马正是这样日夜不停地写作，才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

但他的历史小说并非真正的历史，有时只借用几个历史人物的名字，许多有趣的情节都是他自己杜撰的。他曾说过:“只要能生下孩子来，你就有权强奸历史。”所以，他笔下的许多故事和人物都是他想象的产物。

曲折的生活道路

文学创作给仲马带来大笔收入。1848年，他在巴黎郊区建造了一所富丽堂皇的“基督山别墅”。他一边写作，一边接待来自各方的客人，落难的诗人、画家、演员，他一概欢迎。他讲究排场，挥霍无度，养了许多珍禽异兽，也养了许多食客闲人，这些开支，“每年花掉了几十万法郎。”

1848年2月革命受到仲马的热烈支持，但在经济上却给他无情的打击。他经营的历史剧院倒闭了。1851年12月拿破仑第三称帝的时候，他负债累累，只好逃到比利时去避债。对于拿破仑第三，他从来是看不起的。早在1832年，他就对这位政治野心家的母亲奥坦丝王后说:拿破仑家族不可能在法国东山再起。现在这位“小拿破仑”竟然皇袍加身了，仲马忍不住对他的痛恨和蔑视，斥之为“跳梁小丑”。他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加以讽刺:“帝王之家，伯侄等价。伯父攻克各国首府，侄儿攻占我国首都。”

1853年，他回到巴黎，办了一张晚报，名为《火枪手》，这是以他最著名的小说为招牌的。他在报上连续发表了他的50卷的《回忆录》，他只花了3，000法郎的资本，而雇员的薪金却一个子也没有发。这家报纸支持到1857年便关门大吉了。

1858年秋天，他到俄国作了一次旅行，这次旅行的最大收获是他知道自己的作品在俄国赢得众多读者。俄国归来以后，他写了许多文章，他笔下的故事是这样迷人，远胜过基度山伯爵的各种奇遇

1860年，他向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加里波第捐赠了一艘帆船和5万法郎，作为对意大利统一事业的献礼。他在西西里参加了加里波第的部队。同年9月7日，他身穿军服红衬衫进入那不勒斯，统治这个地方的波旁王室正是曾经监禁和虐待过他父亲的那些人，仲马作了基度山式的复仇。为了报答他的资助，加里波第任命他为文物管理局长，他主持了庞培遗址的发掘工作，并办了一张《独立报》。他在那不勒斯住了4年，当地政权更动，他才回国。

写作到最后一息

1865年他回到巴黎后，看到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他的儿子小仲马正在大出风头。《茶花女》的小说和剧本风靡一时，大有当年自己在剧坛上的那种气势。而仲马还是写他的老一套，结果小说卖不出去，戏也不叫座，他穷愁潦倒，债务缠身。尽管如此，他还是整天坚持写作。他仍然热情奔放，想象力丰富，他的作品像喷泉一样涌现出来。晚年写的《我的动物的故事》情趣盎然，不减当年的风貌。但是，时代变了，读者已另有所求。而从根本上说来，仲马是个消极的浪漫主义作家，他只能从过去汲取诗情，很少去面对惨淡的人生。而读者却更关心现实生活，他们爱看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位一生写了1，200卷书的多产作家仍然顽强地写作到最后一息，结束了人们毁誉不一的一生。

1870年12月5日，仲马死在他儿子家里。雨果给他送来了悼词，他的传记作者莫洛亚称他为法国文学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