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哲学的盛宴》：儒家思想是一种伦理学

作者：梅荷

（一组胡适的图片）

一，什么学问，叫做哲学？

读《哲学的盛宴》之前，自以为很懂哲学，生活中也自以为是地以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当胡适先生截断众流，从老子和孔子讲起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时，才自形惭愧，我的那一点哲学知识真的是皮毛而已，及时地恶补恶补吧！

蔡元培先生在为此书写的序中提到“我们对于一个哲学家，若不能考实他生存的时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来源；若不能辨别他遗著的真伪，便不能揭出他实在的意义；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辩证的方法，便不能发现他有无矛盾的议论”，这就是让我们从根本上来讲述哲学的定义范畴和历史渊源的。

从这一点出发，我明白了自己应该是先学习后思考，然后结合生活中的实践再学习再思考，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结合自己的所学来解决眼前和当下的困惑与迷津，从而以哲学的思想来看待人生中的种种。

也就是胡适先生所说的“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

二，人类的惊疑心可以产生迷信与宗教，但未必能产生哲学

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以分为两支。东支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分希腊、犹太两系。到了汉以后，犹太系加入希腊系，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印度系加入中国系，成了中国中古的哲学。如今，这两大系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成了世界哲学。

中国哲学史可以分为三个时代：古代哲学、中世哲学、近世哲学。哲学史有三个目的：明变、求因、评判。

哲学史料离我们太遥远了，唯有整理出来才能为后入所利用。通常整理哲学史料有三种方法：校勘、训诂、贯通。校勘是书的本子上的整理，训诂是书的字义上的整理，没有校勘，我们定读误书；没有训诂，我们便不懂得书的意义。贯通是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通，寻出一个脉络调理，演成一家有头有绪有条理的学说。

在中国的一方面，最初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反动。

老子观察政治社会的状态，从根本上着想，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遂为中国哲学的始祖。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他的天道观念。

古代把天看作有意志，有知识，能喜怒的主宰，是把天看作人同类，这叫做天人同类说。老子的“天地不仁”观念，打破了古代天人同类的谬说，立下后来自然哲学的基础。

所以说，人类的惊疑心可以产生迷信与宗教，但未必能产生哲学。老子的人生哲学，还有一个重要观念，叫做“不争主义”。他说：“江河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孔子生在一个“邪说暴行”的时代，他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孔子学说的根本，都在一部《易经》。

三，儒家思想是一种伦理学

《易经》只有三个基本观念：易、象、辞。

易便是变易的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里所说的“太极”并不是宋儒说的“太极图”，极，栋也，是屋顶上的横梁。孔子深信万物变化都是由简而繁，成一条前后不断的直线，所以能由前段推知后段，由前因推到后果。

象表示各种“意象”，若要表示“象”的吉凶动静，须要用“辞”。辞的作用在于指出卦象或爻象的吉凶。

《易经》的词都含“断”字“辨”字之意。所以，象是静的，辞是动的。辞的作用，积极一面，可以“鼓天下之动”；消极一面，可以“禁民为非”。《易经》中的易象辞这三个精华，便是孔子哲学的根本观念。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不可言也，言之必不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正名”的宗旨，只要建设是非善恶的标准，这是孔门政治哲学的根本理想。

孔子说观察人的行为，须从三个方面下手：

第一，看他因为什么要这样做。

第二，看他如何做，用的什么方法。

第三，看这种行为，在做的人身上发生何种习惯，何种品行。

有了道德习惯的人，看见善自然去做，看见恶自然不去做。这种道德的习惯，不是用强迫手段可以造成的，须是用种种教育涵养的工夫方能造的成。孔子的正名主义，只是要寓褒贬，别善恶，使人见了善名自然生爱，见了恶名自然生恶。

儒家思想是一种伦理学。儒家注重孝道，为了不忘记不忘记父母，想出种种丧葬祭祀的繁琐礼节来，“三年之丧”也是儒家所创，并非古礼。孔门子弟的学说里提到“孝”和“礼”两个概念，其中，礼偏重积极的规矩，法偏重消极的禁止。

礼是为上级社会设的，法是为下等社会设的。礼在最初是作为宗教的礼仪，其次是一切习惯风俗所承认的规矩，最终的礼不限于旧俗古礼，是合于义理可以做行为模范的规矩。

礼的作用可以分为三层，一，礼是规定伦理名分的。二，礼是节制人情的。三，礼是涵养性情，养成道德习惯的。

孔子那样的精神魄力，富于历史的观念，又富于文学美术的观念，删《诗》《书》，订《礼》《乐》，真是一个气象阔大的人物。

儒家爱提出一个极高的理想标准，作为人生的目的，墨家提倡无论什么理论，什么学说，须要能改良人生的行为，始可推尚，若不能增进人生的行为，便不值得推尚。墨子的《兼爱》《非攻》可见墨子的哲学观。

墨子的宗教信条有如下几条：天志，兼爱，非攻，明鬼，非命，节葬短丧，非乐，尚贤，尚同。墨子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只在于他的“应用主义”，他处处把人生行为上的应用，作为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

杨朱哲学的根本方法在于他的无名主义。无名论的应用有两种趋势：一是把一切名器礼文都看作人造的虚文。一是只认个人的重要，轻视人伦的关系，故趋于个人主义。当人们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自然会生出两种反动：一种是极端苦心孤行的救世家，如墨子、耶稣。一种是极端悲观的厌世家，如杨朱。

墨家的学派分宗教和哲学，它的灭亡有三个原因：一是由于儒家的反对。汉兴以后，儒家当道，到汉武帝初年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墨家自然没有兴盛的希望。二是由于墨家学说遭政客猜忌。三是由于墨家后进的“诡辩”太微妙了。如别墨惠施、公孙龙之类，有极妙的学说。

四，读本书，是一次了解哲学大师、走近哲学大师的心灵之旅

庄子的名学和人生哲学，只是一个出世主义，只是要人知道“万物皆一”四个大字。这种思想见地固是“高超”，其实可使社会制度永远没有进步，没有革新改良的希望，因此说他的学说是社会进步和学说进步的大阻力。

《大学》和《中庸》两部书的要点有三个：

一是方法。《大学》的方法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中庸》的方法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二是个人之注重。他们讲的是“孝”的人生哲学和“修身”的人生哲学。

三是心理的研究。儒家到了《大学》和《中庸》时代，已经从外务的儒学进入到内观的儒学。

孟子的性善论：一人的本质是善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二人的不善，都由于“不能尽其才”。“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

孟子的教育哲学有三个观点：一他主张个人的自动教育。“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二教育的宗旨只是要使这本来的善性充分发达。三他说教育虽是自动的，却不可没有标准。“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中国古代哲学的中道断绝的原因约有四种：一怀疑主义的名学。二是狭义的功用主义。三是专制的一尊主义。四是方士派的迷信。其中，方士派的迷信有几种，一是墨家的明鬼尊天主义。二是儒家的丧礼祭礼。三是战国时代发生的仙人迷信。四是战国时代发生的阴阳五行之说。五是战国时代发生的炼仙药求长生之说。

古代的哲学，消极一方面，受了怀疑主义的打击，受了狭义功用主义的摧残，又受了一尊主义的压制；积极的一方面，受了方士宗教的同化。所以，古代哲学的灭亡，不在焚书，不在坑儒，乃在方士的迷信。

本书根据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哲学讲义整理而成，成为胡适先生的开山之作。读本书，是一次了解哲学大师、走近哲学大师的心灵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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