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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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花”之所以能成为感人之物中最重要的一种，第一个极浅明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花的颜色、香气、姿态，都最具有引人之力，人自花所得的意象既最鲜明，所以由花所触发的联想也最丰富。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花所予人的生命感最深切也最完整的缘故。无生之物的风、云、月、露，固然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有生之物的禽、鸟、虫、鱼，似乎也不能与之等视齐观。

宋赵佶芙蓉锦鸡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节选）

文 | 叶嘉莹

在宇宙大自然界之中，足以感人情志之物至多，而“花”则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所以古今诗人之作中牵涉关联到“花”的作品也极多。我文题中所谓“咏花的诗”，就泛指一些关涉到“花”的作品而言，既不限定题目必是“咏花”，也不限定内容必是“咏花”。我只是想略将人之情志与物的感应做一分析，并试图从几首关涉到“花”的作品中，寻见一些诗歌在内容方面和技巧方面演进的痕迹。

外界的物既常挟有一种不可抗的力量使人心震撼，人的内心也常怀有一种不可遏的感情向外物倾注。所以“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这种人心与外物的感应，是如此之微妙，而又如此之自然。其原因当然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或者可以说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我以为则是由于生命的共感。在宇宙间，冥冥中常似有一“大生命”之存在。此“大生命”之起结终始，及其价值与意义之所在，虽然不可尽知，但是它的存在、它的运行不息与生生不已的力量，却是每个人都可以体认得到的事实。生物界之中的鸟鸣、花放、草长、莺飞，固然是生命的表现；即是非生物界之中的云行、水流、露凝、霜陨，也莫不予人一种生命的感觉。这大生命是表现得如此之博大，而又如此之纷纭，真是万象杂呈，千端并引。而在这千端与万象之中，却又自有其周洽圆融的调和与完整。“我”之中有此生命之存在，“物”之中亦有此生命之存在。因此我们常可自此纷纭歧异的“物”之中，获致一种生命的共感。这不仅是一种偶发的感情而已，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所以“梧宫秋，吴王愁”“木叶落，长年悲”，这种感应正是一种自然而且必然的现象。

至于“花”之所以能成为感人之物中最重要的一种，第一个极浅明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花的颜色、香气、姿态，都最具有引人之力，人自花所得的意象既最鲜明，所以由花所触发的联想也最丰富。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以为则是因为花所予人的生命感最深切也最完整的缘故。无生之物的风、云、月、露，固然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有生之物的禽、鸟、虫、鱼，似乎也不能与之等视齐观。因为风、云、月、露的变幻，虽或者与人之生命的某一点某一面有相似而足以唤起感应之处，但它们终是无生之物，与人之间的距离，毕竟较为疏远。至于禽、鸟、虫、鱼等有生之物，与人的距离自然较为切近。但过近的距离又往往会使人对之生一种现实的利害得失之念，因而乃不免损及美感的联想。而花则介于二者之间，所以能保有一恰到好处的适当之距离。它一方面近到足以唤起人亲切的共感，一方面又远到足以使人保留一种美化和幻想的余裕。更何况“花”从生长到凋落的过程又是如此明显而迅速，大有如《桃花扇》余韵《哀江南》一套曲词中所写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燕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意味。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都可以纳入“花”这一个短小的缩写之中。因之它的每一过程，每一遭遇，都极易唤起人类共鸣的感应。而况“花”之为物，更复眼前身畔随处可见，所以古今诗人所写的牵涉关联到“花”的作品也极多，这正是必然的结果，也正是本文为什么选取“咏花的诗”的缘故。说到咏花之作，我最先想起的便是《诗经》中的《桃夭》和《苕之华》两首诗。现在把这两首诗抄录在后面：

诗·国风·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诗·小雅·苕之华

苕之华，芸其黄矣，

心之忧矣，维其伤矣。

苕之华，其叶青青，

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牂羊坟首，三星在罶，

人可以食，鲜可以饱。

这两首诗所表现的乃是悬殊迥异的两种情调。前一首诗使我们体会到生之喜乐；后一首诗则使我们体会到生之忧苦。《庄子·至乐》篇曾说过：“人之生也，与忧俱生。”据《圣经·创世记》的记载，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初犯罪时，神就责罚他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人自有生，便已挟忧患劳苦以俱来。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周公瑾的“既生瑜，何生亮”的叹息。大块既“载我以形”，奈何又“劳我以生”？但生命之与忧患劳苦之相对待，则确是不可移易的事实。所以生之喜乐与生之忧苦，乃成为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两种感情。而《桃夭》与《苕之华》便恰好是描写这两种最基本最原始的感情的两首诗。

我们先看《桃夭》一诗，“夭夭”是少壮美好之貌，“灼灼”是繁花盛开之貌。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宇宙间似有一大生命之存在。此大生命是运行不已，生生不息的。所以人之生虽与忧患俱来，但人类对此生命之发生与成长却都有一种本能的欣喜之感。虽然有些宗教家或哲学家曾发大慈之心、生大哲之想，他们以为欲求解脱人生之忧苦，必当先斩断此生命之洪流。所以释迦有“灭度涅槃”之法，叔本华有“否定意志”之说。但亿万年来这生生不已的事实告诉我们，这种慈心哲想都属徒然，因为这洪流乃是无始无终，浩浩荡荡莫之能止的。所以求“生”是人之本能，因而对“生”之感到欣喜也是人之本能。而且这种欣喜不仅于人为然，对一切生物莫不皆然。如“竹”之“苞”，如“松”之“茂”，只要看到生命的成长发生，人对之便自然会产生一种欣喜之情。而《桃夭》一诗中所写的夭夭的桃木、灼灼的繁花，所表现的就正是这种极自然的对“生”之欣喜的感情。第三句“之子于归”则是从“花”写到“人”，花之生意既如彼之令人欣喜，则人之生意之令人欣喜不言可知。“于归”者，妇人谓嫁曰归，这正是生命已成长臻于最美好最成熟的一个时期，正如夭桃之已开出满树繁花，所以人对之所感到的生之欣喜之情也最甚。结之以“宜其室家”，和乐美满，几乎可以令人忘去人间一切忧患之事。这首诗确是表现生之欣喜欢乐的一首代表作（后二章不过为首章之反复咏叹，故不复加解说）。

至于《苕之华》一诗，首章“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除第一句外，接连三句都用“矣”字结尾，读起来自然便令人有一种沉悲不返的感觉。关于首二句的解释，毛传云：“苕、陵苕也。将落则黄。”孔疏以为“苕华，紫赤色”“及其将落，则全变为黄”。“芸”正是“极黄之貌”。是“苕之华，芸其黄矣”二句乃写将落之“苕华”的憔悴黯淡之状。昔人有诗云：“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对于花，我也觉得枝头上憔悴黯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尚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因而面对着这憔悴的将落的芸黄的苕华，这生于衰乱之世，深感人生之悲苦无常的诗人，遂发出了极深长的叹息。故曰：“心之忧矣，维其伤矣。”正由于蕴结于衷心的忧伤已至不可负荷的程度，所以自然而然不假思索不假琢饰地率然脱口呼出了这两句悲苦的呼声。

次章“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毛传》云：“华落，叶青青然。”《朱传》云：“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青青”为茂盛之貌，这是尽人皆知的解释，只是面对此“青青然”茂盛之绿叶，诗人何以竟发出了“不如无生”的哀感，这其间就似乎殊欠关联，颇为费解了。因之毛传就往“青青”之前推想，于是乃想到了华之落说“华落，叶青青然”。朱传则往“青青”之后推想，于是乃想到了叶之衰，说“然亦何能久哉”。其实这种“心”与“物”的感应，往往是极微妙而且朦胧的。并不一定都可以指出，更不一定都必须指出它们铢两悉称的关联所在。《毛传》及《朱传》的想法，在诗人来说，都可以有，但也都可以没有。我以为就当诗人面对此“青青”之绿叶时，即使不往前想到华落，也不往后推想到叶衰，亦可生出“不如无生”的哀感的。李义山《咏蝉》诗曾有“一树碧无情”之句，韦端己《谒金门》词曾有“断肠芳草碧”之句。此二句颇可与“其叶青青”一句相发明。一个人，尤其一个善感的诗人，当他面对着“一碧无情”的青青绿叶时，自会产生出一种悲哀寂寞的难以述说的微妙的感情。这种触发，全属无意的感情的直觉，丝毫没有理念的思索比较存乎其间。所以“树”之“碧”可以令人有“无情”之感；“草”之“碧”可以使人有“断肠”之悲；于是“叶”之“青青”，亦令诗人生出了“不如无生”的哀感，这正是诗人极自然的感触。所以我一方面既不反对毛朱二家的说法，但一方面我也不愿为毛朱二说所拘限。至于第三句“知我如此”，并未明白说出“如此”究竟是“如何”，只是当我们读到第四句“不如无生”时，在这一句的反衬之下，则前一句“如此”二字所暗示之生活的忧患劳苦，已经不言而喻。因为求生之欲与乐生之心，既然原都是人之本能，而“不如无生”一句，竟一言而完全加以否定，而且说得如此之斩截，如此之沉痛，则“知我如此”一句所暗示之忧患劳苦对人的沉压重迫当然可想而知了。

第三章“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毛传云：“牂羊，牝羊也。坟，大也。罶，曲梁也（说详《小雅·鱼丽》篇传疏）。牂羊坟首，言无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孔疏云：“牂羊而责其大首，终无是道也。以兴周衰而求其大兴亦无此理也。”又云：“三星之光耀，在于鱼罶之中，其去斯须不可久也。以喻周室之亡期将至，欲望其存，亦不可久也。”这种说法虽极精微，然而我总觉其转折过多，似不免牵强之迹。所以我宁可取朱传的说法。朱传云：“牂羊，牝羊也。坟，大也。羊瘠则首大也。罶，苟也。罶中无鱼而水静，但见三星之光而已，言饥馑之余，百物雕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岂可望其饱哉。”这一章，是诗人对忧苦生活较具体的叙写。人生于世，假如饥寒困苦而竟至于死，则斯亦已矣。最可悲者，莫过于不至于竟死，而不得不长期陷于此忧劳困苦之中。而况人类既生而有生之欲，此生之欲万端，其不得满足之苦亦万端。“人可以食，鲜可以饱”，这二句真是写尽了人类的悲哀。然后我们再反观首章的“心之忧矣，维其伤矣”的生之叹息，次章的“知我知此，不如无生”的死之向往，我们就会觉得这首诗真是写人生之忧劳困苦写得极深切的一首代表作。

其次我所想起的咏花之作，则是唐朝陈子昂与张九龄二位诗人的两首《感遇》诗。此二诗，题目虽非咏花，然而就其字面来看，则明明说的是花。正是我前面所说的牵涉关联到花的作品。现在把这两首诗也抄录在后面：

感遇

陈子昂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

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感遇

张九龄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前所举《桃夭》与《苕之华》二诗所写的感情，乃是人类最基本的两种感情。因为生之欣喜与生之忧苦，是凡有生之人都可直觉感受得到的。至于陈子昂与张九龄的两首《感遇》诗，所写的则是较后起的两种感情，因为他们所写的感情已不是单纯地得之于直觉，而是对生命经过了一番反省和思考以后的感情，那就是生命之价值与人生之理想。人生既是短暂无常而又充满了忧苦，那么如何赋予这短暂忧苦的生命以一些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正是千古来的“志士”所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所以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又有“疾没世而名不称”之叹。或者想利用此短暂之一生，对彼绵延不已之大生命留些有益的贡献；或者想利用此短暂之一生，为藐小的个人留些不朽的声名。所以多少人在那里孜孜矻矻所努力的，只是想从那必须朽坏的东西中，找出些不朽坏的东西来。然而世人之机遇不等、才智不齐，其所孜孜矻矻努力以追求者，亦有幸有不幸，有得有不得。一旦发现自己所追求者竟未能得到，而自己之生命竟是一片虚空，这对一些“志士”来说，真是最大的悲哀。正如魏文帝《典论·论文》一篇中所说的：“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焉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于是针对着这生命价值落空的悲剧，古人又对我们提出了另一个勉励和安慰，那就是人生的理想。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屈子说：“人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所以夷齐之隐首阳、颜回之乐箪瓢，那在忧苦的生活中予他们以支持的，在虚空的生命中予他们以安慰的，就是这一个理想。这种对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理想之追求，自是对生命有了反省和思索以后的事。若以之与前面所举的《桃夭》及《苕之华》二诗相比较，则前二诗所写的生之欣喜与生之忧苦的感情，自较后二诗为原始而且单纯。前者只是由于生活所得的直觉的感情；后者则是透过了思致的感情。二者相较，我们就可以体见诗歌在内容上已经有了一种显著的演进。

我们先看陈子昂的一首诗。这首诗所写的，我以为乃是生命价值落空的悲哀。首二句“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这两句所表现的欣欣生意，与《桃夭》首二句颇有相似之处，但它们在诗中的作用却不全同。“桃夭”二句只是表现单纯的生之欣喜而已；“兰若”二句则是想以生之可喜反衬出后面生命价值落空之可悲。“桃夭”二句所写可能是诗人眼前所见之实景；“兰若”二句所写则可能只是存于诗人概念中的景物。“桃夭”二句该只是出于直觉；“兰若”二句则一起便已有思致存乎其间了。三四句“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唐汝询曰：“虽居幽独，而其花叶之美足使群葩失色，所谓空林色也。”“朱蕤”“紫茎”，极写其资质之美，是在首二句所写的生之欣喜之外，更加上了一份对美好的资质之珍惜矜持的感情，于是乎生之可喜与可贵乃达于极点。五六两句“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急转直下，“日月不淹”“春秋代序”，此可喜可贵之生命，乃终必趋于灭亡。昔魏文帝《与吴质书》之评应玚云：“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死亡”当然是每个人命定的结局，但这种结局对每个人所造成的悲剧的成分却各有不同。“无才”更复“无志”的人，姑且不论；有“才”而无“志”的人，其“才”虽可惜，但就其无“志”而言，则其死并无大可憾恨之处；至于有“志”而无“才”的人，其“志”虽可惜，但就其无“才”而言，则其死亦并无大可憾恨之处；有如应德琏之“有意述作”“其才学亦足以著书”的人，而竟“美志不遂”，这才是最可痛惜的一件事。此诗末句所云“芳意”，当即为“美志”之喻，既曾有过“芊蔚青青”之生命，也曾经有过“朱蕤”“紫茎”之才质，而竟致“岁华摇落”“芳意”无成，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全部落空，这真是“志士”最大的悲剧，也是死亡对生命最大的讽刺。

次一首张九龄的《感遇》诗，我以为乃是写追求理想的自得。首四句“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简洁了当地说明了宇宙间众生所追求之理想的不同。“春兰”的“葳蕤”，“秋桂”的“皎洁”，所生的季节既有别，姿貌也各异，但它们却都同样地具有求生之心，也同样地得到了遂生之乐，譬之于人，人生观既不同，为生之道也各异。在这种情形下，当然最好的是“各从其志”。既不必强异为同，也不必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每个人只要有其所追求的理想，而且有可以追求理想的自由，便都可以得到这种自得之乐。所以说：“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这种对理想的追求，原只是源于对理想的一种单纯真切的向往之情，既无须乎求人谅解，也无意于求人知遇，黜陟毁誉，都不在计虑之内。所以“林栖者”的“闻风相悦”原非“春兰”“秋桂”之所求，因之结尾乃云：“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是则宁为“兰之生谷虽无人而自芳”，而不欲为“玉之在山以见珍而终破”。柔婉之中更别有一种严正之意，充分地表现出品格操守的高洁坚贞，与追求理想之外无所贪慕的一份自得之乐。这种喜乐可以超越前面《苕之华》一诗所写的生之忧苦，而却又迥然不同于《桃夭》一诗所写的单纯的生之欣喜。这种情操的养成，无疑是人类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