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马，尘埃》：为历史题材小说写作开辟了新的生面

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4月24日，作家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首发式暨研讨会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

4月24日，作家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首发式暨研讨会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野马，尘埃》是冯玉雷历时12年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上下卷近百万字。它以《庄子》文本中的典故“野马”“尘埃”为构思，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大乘顿悟正理决》等文献为主要创作材料，以安史之乱前后的中国唐朝为历史大背景，以青藏高原、西域大地、河西走廊、中原地区为人物活动大舞台，呈现出当时社会各阶层、各民族在变动时期的生活状态和心路历程。今年1月，《野马，尘埃》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野马，尘埃》首发式现场

此前，冯玉雷已创作出版过系列敦煌文化题材的长篇小说《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禹王书》及影视剧本《失踪的女神》《飞天》等。他说：“三十多年来，我始终将文学创作扎根于民族文化，忍受孤独，锲而不舍。华夏民族在世界文明发展历史中创造了丰厚丰富的灿烂文化，我的敦煌文化系列探索小说，包括《野马，尘埃》，仅仅是一个文学探索者的抛砖引玉之作。”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表示，《野马，尘埃》弥补了小说创作领域吐蕃题材有所欠缺的不足，为历史题材小说写作开辟了新的生面，添加了新的色彩。

今年1月，《野马，尘埃》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写出了一种气象的声音之书

在《野马，尘埃》里，冯玉雷以中国文化元素金、木、水、火、土，八卦、天干、地支、四灵，西方十二星座，及佛教术语色、香、味、触等名称为各章节命名。故事围绕吐蕃历史上著名的僧诤事件展开，容纳了中古时期吐蕃占领沙州前后，唐朝与吐蕃、南诏、吐谷浑、回纥等周边部族矛盾冲突及相关历史事件。上至帝王将相、高僧大德，下至巫婆驼夫、歌姬舞女等，各色人物承载小说表达中的意义符号，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岳雯评价《野马，尘埃》是一部声音之书，它充满了多民族语言，充满了纷繁复杂的“说”，是一个众声喧哗的状态。

“《野马，尘埃》写出了一种气象，这一气象上接先秦与汉唐。”《大家》主编周明全说，“这一气象既是《庄子》‘逍遥游’中鲲鹏展翅，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激起野马奔腾般气息、尘埃浩荡飘扬的景象，又以宏阔的视角，写出了汉唐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广袤地域、深远历史、纷纭人物所构成的时代。”

《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王晴飞也认为《野马，尘埃》涉及多种民族、宗教、文化，各种叙述声音共同构成了一个混杂的大世界。“其中有宏大庄重的正史书写的权威声音，也有历史中个人的声音，尘埃的声音，在这部作品里，它们都出现了。文中还有奏章、批注等各种文体，放在不同的位置，形成一个多声部的文本。”

他从《野马，尘埃》的文本结构看到了它的文学抱负。“一看目录我就觉得很好玩，融古今中西于一炉，有着建构宏大的世界观的努力。但是从文本结构和具体细节来看，也存在很多难点，比如各部、各卷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章节的命名和内容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由于所写的本就是一个非常多元复杂的世界，很难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文学秩序。”

冯玉雷

具有先锋性质和“探索意识”

周明全认为，《野马，尘埃》受到了米兰·昆德拉的影响。昆德拉的小说包含了各种形式和体裁，比如音符、字典、哲学的讨论等等，他把小说看作一种开放、包容的的文学形式。“这一点《野马，尘埃》受其启发，并加以创造性地利用，比如小说包含各类文本的衔接，包括神话、奏表、史料、叙录、问答、批注、关键词及其注释，这样就打破了定于一尊的叙事声音，使小说写作成为复调的呈现，小说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叙事空间，从而为戏仿、消解、拼贴提供了可能性。”

周明全因此将《野马，尘埃》视为一部“探索小说”。“‘探索’还体现在当下流行话语、社会现象对历史事件的“戏仿”。这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戏仿又称‘滑稽模拟’，我认为在这部小说中，它的作用在于对正统的历史、对历史真实性构成了挑战。”

他说，这两点现象层面的探索，也许正指向了这部探索小说的核心要义：历史是叙述。没有所谓的真实的历史，历史的本质是叙述。这就意味着，历史由多重真相构成，没有单一的真相。历史记忆不仅是国家的、官方的，也是个人的。这使这部小说具有后现代主义意味的哲学。

《文艺报》评论部编辑行超也认为《野马，尘埃》的写作有着强烈的探索意识，比如：人物、情节虚实结合；叙事视角与人称的频繁转换；语言文白结合，既有类似编年史的叙述语言，又有非常生动的人物语言，甚至还有网络热词。“这是一部具有先锋性质的作品，作者在写作中有一种把一切都做到极致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独一无二的。”

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底

从《野马，尘埃》联想到井上靖的《敦煌》、叶舟的《敦煌本纪》、马鸣谦的《降魔变》，岳雯看到了当下文学叙事中，敦煌这一地方越来越多地被征用，成为处处可见并不断生成丰富意义的文学空间。

“这固然与作家个人的审美趣味与精神维度有关，某种程度上，也与一个时代的自我认知与空间想象有关。‘敦煌’这一主题的文本再生产可以视为一种话语政治。一方面，在社会政治经济层面，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敦煌成为关注焦点。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文化场域中，敦煌以其处于跨地域、跨文化以及流动的精神空间而被选择，被不同的话语力量所争夺并以多种文化形式被表现。”岳雯说。

“敦煌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碰撞的地方，这里会产生很多具有神秘性与异质性的故事。”行超表示，之前有关“敦煌”的文学作品多以敦煌这个地方或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为背景，写作手法还是传统的虚构文学的方式。《野马，尘埃》与这些敦煌或西域题材小说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以传统的‘讲故事’与‘塑造人物’为核心，或者说‘讲故事’与‘塑造人物’至少不是这部作品唯一的宗旨。在我看来，这部作品的底子不是虚构，而是非常扎实的学术考古与研究。在这种实的基础上，努力追求文学化的细节呈现。”

《名作欣赏》主编张玲玲从《野马，尘埃》想到学者型小说的当代性承接与超越。她表示，学者型作家更注重以专业化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经验来完备小说形态，《野马，尘埃》即是冯玉雷以西域民族史、敦煌学、佛教史、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等为核心知识经验，同时借助于极具先锋探索性的小说叙事技巧所完成的学者型小说。“而它作为小说的‘学术性’，不仅体现在它所涉猎的神话学、历史学、敦煌学、佛教史等专业知识，还体现于作者在将‘小说艺术’与‘学术研究’进行关联时，所赋予小说在文体规范上的诸多创造、解放与突破。”

如何赋予传统以这个时代的生命力

在白烨看来，《野马，尘埃》的写作与出版，涉及到历史题材小说的当下写作，文献资料的文学生发，以及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等一些列重要问题。

王晴飞也谈到了“传统的现代性转化”。“‘五四’以来，我们中国的新文学横向移植了西方的传统和现代，与我们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断裂。今天的我们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置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处境和面临的问题与五四时代也已有很大不同，所以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我们处理传统的方式，都会和五四先贤不同。我想我们要学习‘五四’的恰恰是那种勇于或者说善于面对自己的真实处境并提出时代问题的精神。”

在看《野马，尘埃》时，他发现这部作品的一大特点和贡献是对传统的激活。“我们对现实的看法会影响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和想象，同时我们对历史的回望也会影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人类走向文明更发达的阶段时，对文明本身会有警惕，会有担心。我想《野马，尘埃》对传统的再创造会给今天这个已经具有一定现代化程度的时代带来启示——我们如何面对并激活传统，如何赋予传统以这个时代的生命力。”

在肯定之外，评论家们也纷纷认为《野马，尘埃》还可以在可读性等方面做得更好。此次活动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东亚汉学研究学会、西北师范大学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科研平台集群、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