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梁永安：在B站只管表达，带年轻人寻找反内卷力

“我很想跟一些像向日葵一样的人打交道，向日葵一直对着阳光走，不断有温暖和能量。”梁永安在B站视频中这样说。有网友留言，梁老师这里就像光一样。

“50后”梁永安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在恢复高考后进入复旦读书并留校任教，他教授比较文学、文学写作和中外文化。半年前，他成为B站UP主，粉丝近25万，这一数字仍在每天增长。但他说，自己不太关注粉丝多不多，是否被夸赞，他只管表达。

梁永安

他关注年轻人的难，买房、独居、单身、内卷……但不停留在展示和剖析焦虑上。他在切入话题后穿插进文学作品、电影、哲学，直接或引导式地拿出解决路径，带年轻人寻找反内卷的力，帮他们冲破“卡住的人生”。

他的金句，被截图热传，比如“我们毕生的任务就是做一个优秀的普通人，热爱世界、热爱万物、热爱众生，然后踏踏实实地去寻找到一个自己内心喜欢又有时代价值的事情，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做好一两件事就很好了”。

梁永安也曾告诉复旦学生，要做一个优秀的普通人 视频截图

有慰藉和鼓励，梁永安也时不时“扎心”回怼，“很多人把应该有的勇气没有拿出来，变成了焦虑和纠结，有时就像坐井观天，坐在井里整天呱呱呱 。”“有人说理想破灭是个悲剧，可能没发生什么悲剧，也没什么真正的理想，都是幻想。”

有网友说，看了他的视频，心里舒展了。这让梁永安颇为感动，他说，时代不易，我们需要互相连接，在心灵、感情、行动、价值观上，连接在一起。

梁永安看到时代给予年轻人的机遇，也看到他们的困境。他把当代人的心态放到文明变迁的大背景下思考：现在的年轻人从小受到半截子农业社会影响，同时也受到很多工业社会影响，在工作阶段又来到了后工业时代，跨度很大，导致当代人身上有很多矛盾。

他形容，整个国家像“文明三明治”——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的思想交叠，人在其中有很多复杂性。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里，几代人都将是历史变化的小白鼠，难以自我定位、整合。同时他又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期，因为待转型之后稳定下来，人的生活结构也许就模式化了。

这也是一个归零时代，任何人都没有现成的经验，让交流显得更为重要。他到B站和网友分享，想用更大的历史体验，把问题拓展开，看其来龙去脉，让人清楚自己在什么位置上，“这并不是说，我比你更好，你有你的经验，我有我的经验，我们相互拓展。”

梁永安反复提出，要做时代的旅行者。重视观察、记录、思考的价值，他就是这样去做的。从舟山群岛到拉萨沿线的六个省份，他与每处地方的三代人对话，从百姓生活中看“文明变迁”。 他说，处在转型时代，有各种各样的人，世界千变万化、形形色色，很丰富。

以下是澎湃新闻记者与梁永安的对话：

澎湃新闻：你希望和年轻网友建立起一种怎样的连接?

梁永安：我们以前是农业社会，底子比较差，这么大的国家经历40多年改革开放，尤其从1990年代后加速变化。所以，人的身上有很多脱节，他的观念、知识、经验，以及童年潜意识里积累的东西，几者之间不连接，由此产生了当代人的很多自我矛盾：脑子里是现代的思想，行为上又比较传统，很多人都是这样，很想走独立、创新的道路，但同时又希望一路风调雨顺，自己能获得外部的肯定。

大航海时代的人，迎接暴风骤雨，一路生生死死，他们准备好接受艰难、甚至悲剧。而我们有农业社会的逻辑，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希望能有结果。然而现实千变万化，这让现代人做选择时，偏向中庸，既不敢做特别有难度的新事，又不愿回到以前的老生活，现代人就显得焦灼、纠结。这也是个好现象，前人觉得吃饱穿暖就很幸福了，而现在的年轻人就不满足，生活追求向精神空间又推进了一步，才会有这些纷纭的想法。这不是不好，而是历史的进步和必然。

我看过1960年代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国家贫穷，对共产主义的想象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还看到后来的变化发展，我也在国内外不少地方待过。所以，我想跟大家交流，我用更大的历史体验，把问题拓展开，看其来龙去脉，让人清楚自己在什么位置上。

变化中的社会，意外不断在打开，年轻人如何着眼于未来？这是一个归零时代，任何人都没有现成的经验，所以交流显得特别重要。这并不是说，我比你更好，我来充当启蒙者。我哪有这个能力呢？你有你的经验，我有我的经验，我们相互拓展。

B站网友弹幕致谢 视频截图

至于受众怎么看我，其实我不大关心。讲出去的东西，属于社会产品，和个人没有关系。这些观点在社会放出去了，其在社会生活中如何被理解、被回应，已经是一个外在的社会存在了。我也不大关注“粉丝”多不多，是否被夸赞，我只管表达，给同时代人增加一个平等的文化视角。

澎湃新闻：有人说，在你这里找到了心灵庇护所，你在一期视频的最后说，“愿你始终保持单纯与天真”，但年轻人很多时候接触的是相反的思想，这感觉很不一样。

梁永安：今天是快速变化的时代，有件事很有价值，就是观察，并通过文字、影像记录，再尽量交流、理解、思考，并传达给公众。这时候，大家能在非常狭小、挤压的空间里，获得深呼吸，看到更多的东西。这个时代不可能有成熟思想，因为变化是如此丰富，很难在当下做出充满历史概括性的东西。我非常提倡做一个旅行者，既在其中，又在其外。我特别不喜欢把自己看得很重的人，人在社会和历史中，只不过是一个过场，但是尽量要把自己的创造力、生命力释放出去。

这个时代特别需要很认真的生活态度，一种对生活的寻找，而不是坐在那里抱怨，整日焦虑。世界大于一切，不要陷在一个小地方，多去更广阔的大地上走走，看各种不同的活法。这时候人才能感受到，生命是那么丰富，自己仅仅是其中的一种，人能够活出价值来，这就很好，生活得太狭小不行。

很多年轻人焦虑，其实人在30岁或35岁以前，都是尝试和试错的过程。一棵桃树在春天开花，努力生长，成长期漫长，而最终结果的那段时间很短很短。人也是如此，很多人希望，春天一来，天气刚暖和，自己浑身都挂了瓜。哪有这种可能，总要经历无花期、开花期、结小果，最后阶段才是收获。很多人的衡量体系和指标错了，在20来岁的年纪和50多岁的人比较拥有的东西，把自己贬值了，把生命过程扭曲了。如果追求在30多岁时，浑身都挂满了果子，那就反规律了。

澎湃新闻：你一直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困境，平时如何观察了解年轻人？

梁永安：我长期在学校，接触的都是年轻人。我也去过不少地方，往往是去讲课，但我喜欢去西藏、云南、宁夏等西部地方，喜欢到地方的最基层走走。我到一个新城市后不喜欢坐车，城市不算太大的话，我想一天走上10公里，到大街小巷看人情风貌，看街边小店铺的生活细节。

我特别喜欢去菜市场，看人间烟火中的神色、语言、生活态度，我有时也和他们聊聊。我在海口市场看到海鱼和内地的不一样，有种长着红斑的鱼很好看；到扬州看到，当地学古琴的人很多；到成都，我喜欢坐在茶馆看他们摆龙门阵。观察要贴近地表，有些人虚掉了，光看书。书容易自我循环，形成的理论知识、艺术观念似乎很完美，但是和现实、和土地距离很远。为什么要和年轻人交流？我想把所见、所闻、所想，跟年轻人互动分享。

我一直关注年轻人的话题，也一直在做文明变迁的研究。中国当代社会是独一无二的，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人是农业社会的人，那时城市人口只有18%左右；第二代人（如今四五十岁）在工业化时代长大，到处打工，加速社会流动，这代人实现了中国工业化，功劳很大；90后、95后一代进入后工业时代，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发展，生产方式都在变。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14亿人在43年里发生了文明的三代叠合。一个年轻人从小受到半截子农业社会影响，也受到很多工业社会影响，工作时又来到后工业时代。

复旦教授在线为利路修打call 视频截图

从文明变迁角度看，整个国家像个“文明三明治”，人在其中有很多复杂性，农业时代的思想、工业思想，还有二次元、三次元等后工业的思想，出现交叠。人在这一格局中，到底选什么价值，做什么事情，建设怎样的生活，还是说，如何各取一部分，达到一种结构？

这几代人肯定是焦虑的，因为很难定位、整合，90后往下起码三代人，都是历史变化的小白鼠，社会不可能稳定下来，变成像西方中产阶级社会那样。特别是在文化方面，生命观、生活观、价值观的变动，最后会形成怎样的主流，这还要长期的社会运动来选择。这是好事情，以后的人生活会稳态化、模式化。所以，我把它概括为千载难逢的时期，正好这一代人经历转型，待转型过后就会稳定下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澎湃新闻：几代年轻人面临的困境一样吗？

梁永安：不一样。下一代人更痛苦，他们不愁物质方面，贫穷压力小了，但是精神焦虑多了。人是追问价值的存在，不像蒙上眼睛的驴，麻木地转圈拉磨。他们会自问，自己为什么过得循环、会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历史会推动新的一代进行深度反思。下一代的人无法用简单的生活来定义自己，他们要找到自己和别人的不同，但可能又会发现，自己不断地重复别人，创新太难了。再往以后，人的精神孤独性会放大。

其实生活就是慢慢打开、建设的过程，往里走的时候，确实很难，但走上去发现又不是很难。人就是处在欲望和行动中，两者间有很大的间隔，人焦虑，要给自己找到人生的落地。

澎湃新闻：你和学生说，要去做优秀的普通人，你觉得大家能接受吗？

梁永安：都应该这样。以前我们追求圣贤，儒家文化提倡精英式的奋斗，就是所谓“立德立功立言”。那是因为当时能读书的人很少，是精英领导社会。有个数据让我印象深刻，1949年时，中国小学毕业生仅占六十分之一。过去社会的知识进化集中在一批人手里，乡下读过书的乡绅做族长，把持乡村管理，县官以上的官员都是科举出身。这没什么不对，因为当时社会发展总体处于比较低的阶段，优质资源只能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如今则不一样，工业革命之后，大众文化发展起来了，人们有不同的生活经验，价值多元化，很难用一种观念，把大家约束起来。因此，精英思想不应该再有绝对垄断性。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文化因子，应该考虑如何让这些文化生长出来，让其价值发挥出来。

以前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那是空话，而现在社会确实是形形色色，比如乡村里做电子商务的人，把特产通过网上卖出去，他一样也行。现在是一个众生时代，每个人好好地把创造性释放出来，整个国家就会很有活力。

在如今的时代，一个人要在普通人的身份里获得力量，互相连接，推动社会变化。不能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即便拥有再大的权力，也是普通人。在单一的农业社会，你可能很突出。但现在的世界多么广阔，大海上那么多远洋客轮，由高科技操控；网络上形形色色，大家有自己独特的技能。个人跟世界的关系不像以前了。“我是万能的，我是圣贤，别人向我靠拢”，这种中心化的观念和文化形态，在今天已经不适应。

所以，每个人只要好好做一个普通人，但一定是很优秀的普通人。普通人有“两个性”，一是劳动性，这很质朴，它意味着生活和劳动是对称的，所获得的生活在伦理上和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不是投机取巧，或者谋求的不当利益。有些人住大豪宅，但钱财来路不正，他住得再好，也是一个沉沦的人，没什么历史价值。我们也不能提倡以前那样的理想主义，只提倡个人的奉献，不顾个人的福祉。但生活如果只剩下谋利主义，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和权力，人哪怕拥有得再多，也处在社会历史的边缘。普通人应跟万众一起，赋予正义、赋予符合伦理的正当性生活。

其二是学习性，今天的时代，文化不断更新，必须要学习，这也是儒家传统中读书的传统。普通人不是天才，就是要不断学习。一个人不学习却整天抱怨，那又有什么可抱怨的？你学习了，遇到社会不公正而抱怨，那是社会“有病”。整天过垃圾时间，看乱七八糟的东西，再抱怨生活不好，那就没有道理了。普通人要学习，才有生活的长青。

澎湃新闻：有网友说，你的观点有些理想主义？

梁永安：我肯定是理想主义的，但我不会要求别人这样做。

为什么要理想主义？就我个人来说，我非常赞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比如我去西藏采写，受了很多苦，得不到什么报酬，但我愿意；录B站视频一分钱也没有，我还是愿意做，这是在推动社会进步，分享文化，而不是为了吸引流量挣钱。

社会就像一辆列车，有的人在车头，很吃力地拉车，他们是社会上带头跑的人；有的人是车轮，愿意跟着跑，也是很不错的积极的人；有的人坐在车上，还有人坐车上还抱怨。我给复旦牺牲的钟扬教授写《钟扬小传》，为此到西藏跑了好几次，是因为我愿意为车头人物彰显。

但我们不能要求整个社会都这样，如果要求过高，文化专制可能就会出现。我还是主张，所有理想主义都不要强迫，因为每个人的生活路径、环境、过程不一样，但是人还是要有种面对世界苍生的热情。尽管今天是市场经济时代，还是要去做很多不计价的事情，不从得失角度考虑的事情。

社会需要点暖性的东西。有些人到老时会后悔，他们意识到，人生有太多的得得失失，最后能被记住的，还是那些为别人、为社会做的事。叔本华哲学讲，追求欲望时很渴望，真正得到时，发现不过如此。生命的沉淀，需要尽早行动，比如去贫穷地区做公益。我年轻时在云南农村劳动，给不识字的傣族村民办夜校，他们在微弱的光下看着小黑板，他们明亮的眼神，让我心里涌满快乐。

澎湃新闻：看你的视频，很多网友觉得“悟到了”，对你来说，来到B站有什么影响？

梁永安：让我更多了解到当代人的多元性。我本来不太爱看留言，但因为要回答问题，就看了一下，发现很多人很有智慧，思路新鲜活泼，会对问题延伸，提出自己的观点。现代人不简单，不像前人一样活得单一，他们把不同的经验带到了互动中，我也能学到不少。

做视频有规范要求，比如让网友在弹幕扣1扣2（通过弹幕进行小问答，比如问：想脱单打出1，不想的话，打2），虽然后来想着不要问扣1扣2了，但发现这是他们的习惯，我一说什么，他们就主动在弹幕打出数字，这个环节取消不了，这让我感觉现在的文化空间大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