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和离开北京 都是为了我的野心

我开始北漂是在2015年夏天，背包里有两身换洗衣服，钱包装了1000块钱，一到北京就开始找工作。

一次面试完，我在马路上被一个男人拦住，问地铁站在哪儿，又说借钱坐地铁，我给了他一些零钱，他继续说他的同事撞了人，钱包被扣下了，还需要转长途去公司拿钱，想干脆向我借100块。他五十出头，面容憔悴，把驾驶证往我手里塞，并抬起巴掌扇在自己脸上，发誓赌咒。我借给了他，也没要驾驶证，只留了电话，走了一段路才回味过来：我被骗了。

那晚，我在网吧写面试稿，写完已是深夜，走出网吧抽了一根烟，回味着北京赋予我的第一次失落。此后我再未施舍过任何人。

一天要写五篇伪原创的稿子

幸运的是，我面试成功了，工作是撰稿，一天要写五篇伪原创的稿子。宿舍在一个叫崔各庄的地方，15号线上一个不起眼的小点，走出地铁口，路两边是荒野，目及之处没有超过三层的建筑，扭头眺望，还能看见光鲜通明的望京SOHO。人行道的灯影昏黄，货车撞散漫空的浑浊，三两粒灰尘融化在嘴里，我告诉老家的朋友，这就是北京的味道。

我开始喝酒，每晚都喝，为挤地铁而喝，为每天睁眼就欠公司五篇稿子而喝，为不能去别处而喝，归根到底发现这一切都能用钱解决，然后恍然，原来我竟是被钱驱使，为穷而喝。

不久后我换了工作，新公司在西二旗，三层小楼，专门留出一间当员工宿舍，里面有一张属于我的小床。我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坐在工位上干活，中午叫一份外卖，吃完眯一会儿。办公室里大多时候是安静的，大家习惯戴耳机，用打字交流。等7点一到，同事们打卡下班，我关掉与工作相关的窗口，一天过去。

某天夜里下起了大雨，一直持续到早上，同事们冒雨来到公司，脱下湿透的鞋，赤脚在地板上走，院外的月季跟竹子东歪西倒，下午3点的墙头不见熟悉的黑猫走过。到了晚上雨还没停，我望着窗外的雨忽而愕然，这样的生活竟然已经维持了10个月。时间这个概念，快慢是人的主观感觉，是每天同样的生活让大脑麻木，继而将同样的姿势、呼吸、事件折叠到一起，把记忆给压缩了。在下大雨的那个下午，我有种流泪的冲动，强烈又匆匆，我突然想吃辣的火锅，喝烈的白酒，汤锅翻滚白烟，仰脖把酒饮尽，就着落地玻璃打个电话，随便给谁，告诉他北京的雨不停地下，不停地下。

因为没有勇气面对次日的生活，我每天都会熬夜，总在凌晨后推开小屋的门，把手总发出刺耳的嘎吱声，摸索着在小床上躺下去，心脏咚咚响，铁架床都跟着震颤。多少次我都觉得要死了，可每次都还活着，活得好好的，在活下来后询问自己，为什么有的人总是很亢奋，那么愿意去忙碌，愿意为一句话而笑。我得不到答案，便以最消极最极端的方式来应对，就是不应对。我把一切都交给时间，时间不会解决问题，但会让问题过去。

刚搬新家 总是找不到回去的路

后来公司搬家在即，我那一张床铺也没有了，我和同事跑遍了近邻公司的两条地铁线找房子，要么贵，要么小，疲累地坐在马路边上抽烟，汗水一颗颗地掉在牛仔裤上，把烟滴湿了，吸到肺里很是辛辣，觉得生活真难。后来终于在回龙观找到了间合适的，对西二旗科技园的白领来说，回龙观的房子就像是搭配薯条的番茄酱。每晚5点到8点的后厂村路上，上班族们褪去了流量的光环和KPI的压迫，骑着小电驴穿梭在宝马奔驰间，狠狠地将那些年薪百万的小资甩在身后，迅捷得犹如上班时敲打键盘的手。

刚搬新家的那段时间，我总是找不到回去的路，不是提前下车，就是坐过了站，出门买个东西还得绕个半个小区找楼牌号。搬到回龙观两个月后，时间是来北京整一年，我才能顺利地找到家门，也终于生了来北京后的第一场病，视线模糊，听力下降，清鼻涕流得跟自来水似的。

渐渐地，我对一切感到麻木。例如回家，先掏出钥匙，一把开楼道门，灯光应声而响，墙壁上被人涂鸦“我们爱面包，我们爱奶酪，我们要的是彼此相爱”；一把打开家门，进去的那一刻眼前一黑，三室两厅的房子除我外还有两户，但门都紧闭着，光从门缝里渗出来，一股冷漠的人情味儿往鼻孔里钻；最后一把，用手机照着打开自己的卧室门，屋里东西的摆放位置，和早上匆匆出门时完全吻合。弃读韩寒多年，却又发觉“三重门”这个名字取得巧妙。

我躺在床上，听见租户在卫生间打开莲蓬头，热水在管道流动的声音传到卧室，像墙壁在哭泣。那时我就知道，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我需要一个清静的地方解决些什么。

回老家住进了没网的老房子

2016年的十一假期，我回到老家，母亲见到我很是高兴，她做了卤面，厨房还炖着一锅清鸡汤，这正是我在北京经常想吃的东西，可真正吃到嘴边，仿佛胃口又没那么大了。晚上，我去散步，看一切都是旧的样子，新的感受，小镇坐落在古黄河金堤以北，算是没拖GDP的后腿，居民有钱后纷纷买房学车。新区规划得也十分成功，一座座小区拔地而起，什么上海城、津都府、大理苑、南海花园……三流的房地产文案覆盖了一条又一条的街，让人不知身在何处。

回家第二天我不忍楼上装修的叨扰，去老房子那儿躲了一下午，房间里的物件都已搬走，只剩下床，还有松散的书桌和一堆旧书。我翻着那堆书，想起小时候，不知觉地睡着了，醒来天已黑了，睁着眼什么也看不到，觉得好久没有如此舒适自在过，决定立即辞职回来。我偏执地想，若一个人如果只能满足过去的自己，那么活着便毫无意义！可因为受不了一处的疲累而选择另一处的清宁，这算逃避吗？

我回到北京后，再三踌躇，冬寒凛冽时，跟公司提出了辞职。同事说她有个朋友突然消失了，再次出现时他已经在北京某寺庙出家了，问他什么感觉，朋友就说山下太乱了，感觉你也要出家似的。我还没有看得那么透，只是回家。

当初我因野心而来到北京，如今又因为在北京疲于生计，写作的野心无处安放，而告别了北京。我一个人搬进了老家的老房子，没有网络，无人做伴，听着电脑里缓存的老歌，一本书打发一天的时光。闲暇的日子里，我开始与自己对话，想象有人问我为什么离开北京，我想出的回答是：大家都急需金钱去换取自由，可金钱有限，自由更有限，我拼不过，所以选择先避一会儿。若对方接着问总不能一直这样避下去吧？我会再说：如果面对一件困难而有意义的事时退缩，那是逃离；如果面对的是力所能及却觉得煎熬的事情，选择离开很符合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再说“避”这个字眼本就不具有持久性，那只是成长路上暂时的脱靶。

回到北京扮演一个逃离的人

而后几年，我又漂泊了几个地方，四维上下，疲累无可细说。每一个地方都呆不长，转去下一个地方前，都会回到老家，偶尔也会途经北京。逃离是一颗特效药，用得次数越多，药效越稀薄，明知道终要于某一个地方扔掉药瓶，但不知道是哪里。一追寻意义，意义就不存在，一踏上路途，归处就在身后闪耀。

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例如我继续写作，例如姑姑去世，例如悼念姑姑的文章，获得了一个写作奖项。活动方要根据我在北京的真实经历，拍一个短片。于是我又来到北京，不停地在镜头内走来走去，扮演一个曾经逃离的人。

拍摄期间，北京疫情暴发。一夜之间，北京进入一级戒备状态，武警封路，日料店焚毁鱼生，新闻频道日夜播报。

最后一个场景，我们来到了定福庄的快递宿舍，拍的是我在北京住上下铺的日子。院子里停了一排快递三轮车，没有人。听说刚拉走几十号人，做核酸检测。场景布置得很用心，崭新的书桌，纯色的床铺，比我当时的房间好很多。道具还带来了一只猫，不是黑色的，是只大眼睛的橘猫，它被吓坏了。

我坐在下铺打开电脑，敲打文字，摄像机对着我，服化道在画外准备，导演和监制在屋外盯着显示器。他们记录我的同时，我也在记录着他们，意义之上重叠意义，经历之后重现经历，我们互相记录，美化某个时刻，再将这一切嫁接于某个概念，等着某天被打破，或者遗忘。

作者：刘酿苦，河南滑县人，曾获2019年今日头条全国新写作大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