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西有个诺奖作家百年前创作地，舒乙呼吁得以保护，“草根专家”忆老友

张文大，一位北京史地文化的民间爱好者，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圣·琼·佩斯的代表作《远征》创作地的发现者，因文物保护结识舒乙。

舒乙在《贝家花园的故事》一文中提到此事：“我曾随着文史专家张文大先生去过那里。他是海淀北安河村的人，自幼就熟悉那一带。”

在张文大的印象里，舒乙先生是文化名人，但非常谦和，没有一点架子。他是北京文物保护的功臣，也是中法文化交流的使者。

2008年舒乙和张文大合影。

以下是张文大自述。

“我是一个草根，第一次见面，他特意带了两本书赠我”

我和舒乙先生相识，始于北京西山中法文化交流史迹的保护。

我是一个北京史地文化的民间爱好者。因为我从小就在北京西山脚下的南安河村长大，2005年，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交给我一个课题，寻找圣·琼·佩斯《远征》的创作地。

法国大诗人圣·琼·佩斯上世纪早期在法国驻华公使馆工作，热爱旅行和写作，很多次骑马从东交民巷出发到京西山区采风。他就在北京西郊海淀写下长诗《阿纳巴斯（远征）》，描绘了妙峰山庙会等京西的风土人情。多年之后，他于1960年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带有魔幻色彩的长诗是其代表作之一。

旧时北京京西多养骆驼，是老舍先生创作《骆驼祥子》的社会原型。小说中提到一系列石景山的真实地名，都和祥子由西山牵了三匹骆驼逃跑出来有关。舒乙先生也跟石景山文委比较熟，他从石景山文委得知，我们在管家岭的一个被称作“桃峪”的地方找到了圣·琼·佩斯《远征》的创作地，那是一个长满荆棘的破旧小院。2007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会上就提出了建议，保护法国诗人、诺奖得主圣·琼·佩斯的这个著诗处。

后来他通过文委打电话给我，约好我带着他和他的夫人于滨老师、法籍华人作家郑碧贤实地走访。

郑碧贤与舒乙先生因《红楼梦》的法译本结缘。《红楼梦》法译本有三位翻译者和校译者：铎尔孟、李治华和雅歌。在舒乙先生的帮助下，李治华和雅歌夫妇把法译《红楼梦》手稿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曾说：“铎尔孟在《红楼梦》法译本4213页手稿上留下的修改手迹，每一行每一句都有，而且页页都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将这部手稿接回中国后，如同接力赛一般，郑碧贤又用了三年时间连续追踪采访，挖掘出许多故事和老照片。”

2008年2月28日，我就带着舒乙先生一行第一次走进位于管家岭桃源寺的圣·琼·佩斯《远征》创作地。我第一次去时，那里荆棘丛生，根本走不进去。和舒乙先生一行去时，村里已简单整理了一下，勉强可供驻足。后来，我们隔几年就去一次，舒乙先生一直关注着这处遗址的保护工作。

我还带着他们走进了附近荒草萋萋的贝家花园。贝家花园是法国医生贝熙叶大夫在北京郊外的诊室，这位善良的法国医生经常在此为京郊的贫苦农民免费看病，还曾冒着生命危险把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被中国人民称为“法国白求恩”。

舒乙先生在《贝家花园的故事》一文中提到此事：“我曾随着文史专家张文大先生去过那里。他是海淀北安河村的人，自幼就熟悉那一带。他又顺便带我看了桃峪附近和法国朋友有关联的景点，其中就包括‘贝家花园’。我去的时候‘贝家花园’尚未开放，但保存得不错，门窗都用砖封上，免得闲杂人员入内。”

在我印象里，舒乙先生是文化名人，但见面后发现，他非常谦和。那次他还特意给我带了几本书，老舍的《四世同堂》，还有一本他的作品《发现北京：舒乙眼中的北京》。

我是一个草根，一个北京史地文化的民间爱好者，但他对我特别尊重。有一次我搭他的车回程，他非要先把我送到家，真的一点架子都没有。

“那时他已病了，我说‘您休息休息吧’，他说‘没事’”

再见到舒乙先生是2012年，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作为顾问，建议把闲置了半个世纪的“贝家花园”修建成一座“中法文化交流纪念馆”。纪念馆集中展示以贝熙叶、铎尔孟和圣·佩·琼斯三位法国朋友的杰出事迹，让它变成一座中法友谊的窗口。介绍时，遇到一些不清楚的细节，我帮他补充。

张文大（左一）、和舒乙（右二）陪同法国驻华大使白林（右一）一行看访贝熙业故居。

2012年11月20日，舒乙先生邀请了当时法国驻华大使白林，让我联系实地去看访大甜水井的贝熙叶故居。那天晚上，大使拿出了厚厚一大本文物的图录，这些文物都是贝熙叶不能带走的文物，可以进行拍卖，也可以留在北京办一个纪念馆。舒乙先生想办个贝熙叶中法文化纪念馆，当天连夜写了报告递交国务院。

再见到他是2014年4月7日，还是“北京西山中法文化交流研讨会”。那时候他已经病了，但他开完会第二天就又去贝家花园开会，会后仔细观看花园的各个房间。那天我陪着他，我说：“您休息休息吧。”他只说：“没事。”后来连最高处的两间小房都看了。

张文大（右三）和舒乙（右五）陪同白林（左四）一行于贝家花园。

那年8月21日，我和舒乙先生又陪白林大使来到贝家花园。当时他一直在跟白林大使交谈，商量能不能把贝熙叶留在北京的文物，办一个中法文化交流纪念馆。

“没有舒乙先生的大力呼吁，这处遗址可能依然得不到保护”

最后一次见到舒乙先生，是在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开的冯其利先生的追思会上。舒乙先生对冯其利非常敬佩，在会上讲了很多老冯的故事。

2015年9月，舒乙先生又病倒住进医院ICU病房了，我和朋友去看望他的夫人于滨老师。于滨老师告诉我们，舒乙先生患上了严重的脑出血，已经人事不知了。大夫告诉于滨：这样的病人，能救活已经是奇迹了。此后舒乙先生一直住院。

病榻上的舒乙手书“谢谢”二字。

几年前，郑碧贤曾去探望他。那时他恢复了意识，但是不能说话，歪歪扭扭地对前来探望的郑碧贤写下了“谢谢”两个字。

在我看来，舒乙先生是北京文物保护的功臣，也是中法文化交流的使者。圣·琼·佩斯《远征》创作地的保护，如果没有他，不会很快修复。我们发现了这个地方，但若没有舒乙先生的大力呼吁，这处遗址可能依然得不到保护。在我印象里，舒乙先生一直在为中法文化交流的事尽心竭力。

不幸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老舍先生之子舒乙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4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