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关于阎连科作品在欧美译介与传播的对谈

本文来源：燕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原文刊于《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32-39页。文字内容和注释格式请以中国知网中的文稿为准，欢迎各位学者阅读、分享与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作者简介

采访者：汪宝荣,香港大学翻译学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社会翻译学、中国翻译史。

受访者：阎连科,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汪宝荣与阎连科合影

（图片由作者提供，特此致谢）

摘 要

对谈讨论当代著名作家阎连科作品在欧美译介的启动、后期的系统策划推介及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基于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而设计,着重考察参与阎连科作品译介与传播的重要行动者,包括作家本人、经纪人、译者、出版社及其他有关人士,他们之间的交互及如何联结成一个有效的译介与出版网络,发现欧美译介阎连科作品的模式是在文学经纪人和策划人的共同推动和安排下,由商业出版社系统策划推介并招募汉学家进行翻译。该模式有突出优点,但目前以之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个案不多,值得推广。

01

引言

阎连科是最高产、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当代中国作家之一，代表作有《年月日》《日光流年》《受活》《四书》《炸裂志》《我与父辈》等，曾获多项国内外文学大奖，包括鲁迅奖、老舍奖、红楼梦奖、弗兰兹·卡夫卡奖(Franz Kafka Prize),2021年3月又获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并三次入围英国国际布克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从2006年《为人民服务》法文版出版至今，阎连科作品每隔一两年就被欧美出版社翻译出版，且都能引发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因此近年来其国际声誉日盛，影响力颇有后来居上之势。

对谈原是采访者为其专著的最后一章专门设计的。该章在社会翻译学理论框架下，以阎连科作品英译为个案，尝试分析“商业出版社系统策划、招募汉学家翻译出版模式”及其运作机制。因此，对谈围绕阎连科作品在欧美译介的启动和后期的系统策划推介及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这两个主题而展开，从中读者或许能获取一些有用的资料，也能了解对谈双方的个人见解和看法。本对谈于2020年10—12月间以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内容经阎老师本人反复修改校阅而定。

02

翻译出版的启动及

其后的系统策划推介

汪宝荣(以下简称“汪”):阎老师您好!最近我读了高方、吕兆芳等人对您的访谈，里面的信息对我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也引发了我更多深入的思考。我特别关注您作品在欧美译介最初的启动和英文版译者罗鹏(Carlos Rojas)介入后的系统策划推介。在此过程中，您本人、经纪人、译者、出版社及其他有关人士分别起了什么作用，他们之间的关系及如何联结成一个有效的译介与出版网络等。同时，我也想了解更多有关您作品在英语世界传播与接受的情况。围绕这两个主题，我准备了以下问题，请您尽量详细回复。

您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由英国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翻译，2007年和2008年分别由英国Constable出版社和美国格罗夫大西洋出版社(Grove/Atlantic,Inc.)出版。除之前发表在英文杂志上的《瑶沟的日头》和《小村与乌鸦》，这本书由英美商业出版社出版，标志着您作品的英译旅程正式开始了。您在一次访谈中指出，蓝诗玲原先向出版社推荐的是《受活》，后因其语言、结构上的复杂性，最终选择翻译了《为人民服务》。[1]5-6当时是蓝诗玲发起翻译的还是出版社发起的?如是后者，这家出版社叫什么?您与该出版社怎么联系上的?有经纪人介入吗?劳拉·苏希恩(Laura Susijn)女士从何时起成为您的经纪人?《丁庄梦》的英译又是如何启动的?为什么《为人民服务》《丁庄梦》等作品除了在英美出版外，又由澳大利亚的文本出版社(Text Publishing)发行?

阎连科(以下简称“阎”):谢谢你精心准备了这些问题。我的回答可能会让你失望，因为我不懂任何外语，许多事情的发生我全然不知。关于《为人民服务》的英语翻译，其实和法国的情况一样。如你所说，出版社原先的计划是先翻译出版《受活》，但在审读《受活》的过程中，《为人民服务》的“特殊情况”发生了，英国Corsair(海盗船)出版社转而决定翻译《为人民服务》——这个情况其实首先是在法国发生的。蓝诗玲女士翻译《为人民服务》是由出版社联系确定的。她是非常好的汉学家。最初在英国，把《受活》推荐给出版社的好像也是她。《丁庄梦》的翻译和《为人民服务》一样，这些都是由出版社和我的经纪人劳拉女士推动安排的。大约在2007年前后，因为蓝诗玲接受了企鹅图书公司的约请，准备着手翻译鲁迅的小说，《丁庄梦》便最终由美国翻译家辛迪·卡特(Cindy Carter)女士来翻译了。需要说明的是，我的经纪人劳拉不懂中文，但她的法文很好，所以几乎我所有的作品都是由陈丰女士首先在法国安排翻译、出版后，劳拉看完法文版，再向全世界的其他语种推介。

关于经纪人，是2011年《丁庄梦》英文版出版后，我到英国去，在Corsair出版社组织的饭局上，才见到了我的经纪人劳拉·苏西恩女士——在饭桌上，出版社编辑向我介绍了一位爽朗高大的女士，说她是我的文学经纪人。当时我一怔:“我已经有了经纪人?我怎么不知道我有了经纪人?”当然，我没有把心里的疑问说出来。直到第二年，在北京见到了从法国回来的陈丰女士——我说过，陈丰和法国毕基埃出版社是我所有作品外译的源头和发动机——见了陈丰女士我才知道，是她和毕基埃出版社的老总菲利普·毕基埃(Philippe Picquier)先生，帮助我寻找安排了那位在伦敦的文学经纪人，即劳拉女士。而且在寻找安排前，他们没有和我商量也就安排了，我想这一半是因为我语言不通，和我说了也没有意义;另一半是因为劳拉女士和毕基埃先生是好朋友。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起初劳拉安排英国Constable&Robinson出版公司来出版我的书，但后来该社面临被收购的问题，因此从《受活》起我的书就改由美国格罗夫公司来出版了。不过，经纪人更换出版社的事，此前我一点也不知道，只是有一天她来信说，我们有了“更好”的出版社，我才知道出版社已经更换了。关于出版社，经纪人一定是要考虑“更好”的，更好也就是利益、影响最大化。经纪人是要靠这个生存、生活的，而且他们相当讲究规矩和法律。作家遇到满意的经纪人，如同相遇了顺风车。搭上了顺风车，你就可以什么也不管，只管去做自己的事——努力写作就好了。

至于《为人民服务》《丁庄梦》《受活》和我后来所有的英译作品，都同时由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三家出版社出版，这是经纪人的安排——这就是有经纪人和没有经纪人的区别吧。因此，我非常感谢陈丰女士和法国毕基埃出版社，是他们帮助我安排了这一切。我也非常感谢劳拉女士，她能干、热情，有很强大的推动力。总之，在作品外译上，我不认为我比别的中国作家写得好，或者我的作品更适合翻译和适宜国外读者来阅读，但某些时候的偶然——运气——作品的命运，也许更决定一些作品翻译的结果吧。也就是从那以后，我几乎可以完全不再过问自己作品的外译和这些作品在欧美发生了什么，这些都是由陈丰和我的经纪人劳拉掌握和安排。所以，你问的这些，我真的知道得不多。我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去关心这些。我是一个做事情相当粗糙的人，除了写作，对其他事情都非常懒惰，也不愿意过多地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上面。一个作家能不关心写作以外的事，只把心思用在写作上，这是非常幸运的，是一个作家的好命运。

汪:如此说来，文学经纪人在您作品的翻译出版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您的英国经纪人劳拉女士主要为您处理哪些业务?目前代理哪些语种的翻译出版事宜?可以说陈丰是您在法国的文学经纪人吗?

阎:最初劳拉女士在版权方面，是只代理我作品除亚洲和法语世界的全球版权，亚洲——主要是日本、韩国、越南和蒙古国等——的版权都是各个国家的翻译在安排;在法语世界，有陈丰和毕基埃出版社来安排翻译和出版。但后来，连亚洲的版权我也都交给劳拉了。目前的情况是，除华语和法语外，我作品的全球版权都由劳拉在代理。现在我和劳拉的合作，就是把自己作品与海外相关的所有事情，全都交给她处理，我几乎什么都不用过问不用管。更何况我不懂英语，她不懂中文，所有的英文通信都需要我儿子和朋友来处理。所以说，无论任何事，寻找出版社，版税高低，印数多少，凡此种种，都是她确定好了问我同意不同意，我永远都是回信告诉她:“同意。很好。谢谢您!”唯一有变的，就是每年到了要去国外参加各种文学节和到各国去宣传新书时，我会告诉她自己想去或者不想去。

必须说明的是，陈丰不是我和其他任何中国作家的经纪人，她是毕基埃出版社的中国文学策划者。她做这些纯粹是为了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不从由她策划而得以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中获取半分钱的利益。就中国文学“走出去”来说，陈丰才是那些为了真正的她心中的文学而不计任何酬劳、辛苦和荣誉的人。

汪:您的作品英译从《受活》开始都出自罗鹏之手，从此进入了“罗鹏译”时代。迄今罗鹏独立翻译了《受活》(2012)、《四书》(2015)、《炸裂志》(2016)、《耙耧天歌》和《年月日》(2017)、《日熄》(2018)、《我与父辈》(2020)，均由美国格罗夫大西洋出版社出版，英国交由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发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交给文本出版社发行。罗鹏最近译成的《坚硬如水》(Hard Like Water)将于2021年6月出版，目前他正在翻译您的学术论著《发现小说》和文学演讲集《沉默与喘息》，将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罗鹏1995—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攻读中国现代文学博士学位，王德威是他的导师。您说罗鹏是王德威和刘剑梅推荐给您的，并说自己不想一本书换一个译者，换一家出版社，而罗鹏也希望能与您开展长期稳定的合作，因此您与他“一拍即合”。您还指出，这里面也有劳拉女士的功劳——她把您作品的英译者(罗鹏)和出版社(美国格罗夫大西洋出版社、英国企鹅兰登书屋)都统一下来了。[1]6王德威似乎对推介您的作品很热心，很积极。从2006年出版《为人民服务》繁体版开始，他就在台湾推介您的作品，均由麦田出版社出版。您怎么认识他的?您和罗鹏又是何时通过王德威和刘剑梅的介绍认识的?从《受活》翻译出版开始，可以说您的作品英译进入了系统策划推介的时期。这种系统策划推介背后的主要推手是格罗夫大西洋出版社、译者罗鹏、经纪人劳拉或是其他人?在系统策划推介的过程中，这些行动者分别起到了什么作用?他们是如何沟通协商的?

阎:这些作品的英译出版有系统的推动、策划吗?我一直以为实际情况是因为这些作品一部接一部地翻译和出版，才慢慢走到了今天。你们是不是把事情想得复杂了?好像这些作品翻译出版的背后，果真有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的《日瓦戈医生》的英语出版那样的一个计划和方案。《为人民服务》英文版一出版，出版社就决定马上跟着翻译出版《丁庄梦》，但因为译者的原因，《丁庄梦》的翻译迟迟不能按时交稿，似乎比原计划推迟交稿一年多，因此出版社和译者之间有了一些不愉快——尽管辛迪·卡特翻译的《丁庄梦》非常好，后续作品的翻译，出版社还是决定要换译者。就在那个时候，大概2010—2011年前后，刘剑梅和王德威老师把罗鹏先生介绍给我。当时罗鹏已经和周成荫合作翻译出版了余华的《兄弟》和别的作品，他们已经很有名声了。而罗鹏和我都想长期合作，二人自然也就“一拍即合”了。事实上，罗鹏是一个非常好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又勤奋用功到超出常人，且其修养可用我们说的“君子”来形容。他对我的理解和支持，细微周全到超出朋友和兄弟，加之我的作品量又比较大，这种合作自然就会持续和融洽。

你说到王德威老师的热心和积极，其实他并不是对我一个人热心和积极，他是对中国文学热心和积极。无论是在台湾出版繁体版，还是在国外出版英文版，他都为中国文学做了太多的事，付出了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如果说中国文学“走出去”，谁的贡献大，无疑王德威、陈丰这些人，才是不为名利而努力让华语文学融入世界的重要推手。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其实应该感谢王德威和陈丰这样的人。他们真的为华语文学不计得失地做了太多事情。

和刘剑梅与王德威的认识，我不记得是先认识了谁，也不记得最初是怎么联系的。但记得是《丁庄梦》英文版出版后，王德威老师到北京来开会，我们是在北京大学第一次见的面。

汪:陈丰女士曾任法国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E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中国文学丛书”主编兼策划人。她率先系统策划您的作品，把它们持续译介到法语世界，由此开创了一条成功的译介之路。陈丰和毕基埃出版社还经常与劳拉就您作品的英译进行沟通和商量，试图把法文版的出版节奏和经验带到其他语种的译介中去。[2]21毕基埃出版社自2000年起把中国当代文学列为其翻译出版的重点。与此同时，陈丰开始担任该社“中国文学丛书”策划人。您与陈丰和毕基埃出版社最初是怎么联系上的?为什么陈丰最初向毕基埃出版社推荐的也是《受活》?多年来，陈丰和毕基埃出版社一直在系统策划推介您的作品，逐步确立了您在法国书市上的地位。众所周知，在西方出版严肃的中国文学作品一般无利可图，毕基埃出版社和陈丰为什么愿意这么做?其中涉及哪些客观因素和主观上的考量——法国读者比较习惯于读翻译作品，您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独异性，陈丰的独特眼光及出版理念，出版社“深耕作者”的经营策略等等?

阎:你问陈丰和毕基埃出版社为什么愿意为我做这么多事情，这与你前面问到的王德威为什么对我热情一样。陈丰和毕基埃出版社不是愿意为我做什么，而是愿意为中国文学做什么。在出版我的小说前，毕基埃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了陆文夫、莫言、王安忆、张宇、苏童、毕飞宇等很多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已经为中国文学在法语世界的传播做了很多事。我和陈丰的相识，是通过河南作家张宇先生介绍的。张宇介绍我们认识后，陈丰读了《受活》，决定向毕基埃出版社推荐这部书。其实那次和陈丰女士见面，我并没有向她推荐《受活》，而是推荐了我的一个大中篇《斗鸡》，因为我觉得《斗鸡》有趣、好看，但她没看上《斗鸡》，却在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向出版社推荐了《受活》。后来我听说，《受活》好像是李敬泽先生推荐给陈丰的。这些我说不清楚了，好像是这样。这个非常令人意外。同时，那一年陈丰还向毕基埃出版社推荐了王安忆的《长恨歌》。陈丰女士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母亲是资中筠先生，父亲是陈乐民先生。资先生和陈先生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顶级欧美研究专家。陈丰家学渊源，资质甚好，又留学法国，了解了这些，你就明白她为什么会在法国力推《受活》和《长恨歌》这样大部头的小说了。

需要说明一点，陈丰和毕基埃出版社介绍给劳拉的中国作家，不光我一个，同时还有毕飞宇，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毕飞宇离开了。而我是那种懒得挪动的人，而且和劳拉女士的合作，虽然开始时磕磕绊绊，但大体还顺利，到了后来，就有些默契、愉快了。

汪:迄今您作品英文版几乎全部由美国格罗夫大西洋出版社出版。如果说《为人民服务》和《丁庄梦》的翻译出版有“零星、随机”的性质，那么从《受活》开始，该出版社似乎一直在参照毕基埃出版社的做法，系统地策划译介您的作品。您在前面说过，您作品外译是陈丰和经纪人劳拉一前一后共同安排的。您还曾提到自己不是畅销书作家，西方出版社出版您的作品“多数情况下是不赔钱，略有小赚”[1]8。商业出版社都是追求市场效应和经济效益的，这本身无可厚非。在几乎不可能盈利的情况下，为什么格罗夫大西洋出版社仍然愿意持续出版您的作品?鉴于您被西方媒体称作“最有争议的中国当代作家”，这与该社曾扶持出版了一批著名的争议作家——包括法国的贝克特(Samuel Beckett)、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美国的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的作品有没有关联?请说说您对这家出版社的了解以及与他们的合作，包括与创始人巴尼·罗塞特(Barney Rosset)和现任社长摩根·恩特莱金(Morgan Entrekin)的交往。

阎:我是一个非常迟钝的人，因为语言障碍，我几乎毫无能力和我的任何一个国外的出版社有深度交往。但是，2009年我到美国参加纽约的一个文学节，是格罗夫大西洋出版社安排的。到了那儿我才知道，原来这家出版社的创始人巴尼·罗塞特是那么了不起。他曾经宁可卖掉家产和房屋，也要资助那些他喜欢的作家在逆境和穷困潦倒中安心写作。关于他资助作家写作的美谈有很多，例如贝克特、亨利·米勒等，都是在他的资助下才得以静心留在书房写作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是听说了他的这些美谈后，才希望自己的书也在格罗夫出版社出版的。我不知道格罗夫大西洋出版社是怎样决定不断出版我的书，但我记得，在那次文学节的宴会上，罗塞特先生坐着轮椅，由保姆推着找到我，让陪同的翻译问我生活困难不困难，说如果困难了，他让出版社出资全力支持我的生活，以便我能好好生活，安心写作。之后几次到美国再去出版社，他们也总是问我需不需要经济上的帮助。这件事情令我终生难忘，非常感动。我非常尊敬格罗夫大西洋出版社，尊敬巴尼·罗塞特和摩根·恩特莱金先生，尊敬出版社我的编辑们。我也感谢我的经纪人劳拉把我推介到格罗夫大西洋出版社。我知道我是不能给他们挣钱的作家。我写作的诸多努力之一，就是让那些出版我书的海外出版社不赔钱。我在格罗夫大西洋出版社的几任编辑都对我常说一句话:“我们不靠你挣钱，我们只希望你能自由地写作。”

汪:中国文学在西方的翻译出版有几种常见的模式，包括西方译者发起并翻译后联系出版社，中国作家通过经纪人发起个人作品译介项目后落实出版社，西方出版社发起翻译出版项目后物色译者等等。看来您作品在法国和美国的译介模式是在文学策划人和经纪人的共同推动和安排下，由出版社系统策划推介并招募汉学家进行翻译。这里的“招募”(enroll)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可指出版社直接挑选或约请译者，也可指通过作者、文学经纪人、权威学者等的推荐来选定译者。据我所知，目前用这种模式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个案还不多，而其优点很突出:通过系统策划出版同一作者的多部作品，让读者能持续渐进跟随，形成市场累加效应，从而稳步打造该作家在书市上的地位。是否还有其他语种采用这种模式来译介您的作品?哪些译者是您推荐给出版社的?罗鹏是您推荐的吧?

阎:你说的“商业出版社系统策划、招募汉学家翻译出版模式”，我其实有些不太明白，或者是因为这些事情我参与太少，了解太少吧。但据我所知，我的情况不是你们理解的陈丰与我的经纪人劳拉和格罗夫大西洋出版社在系统策划推介我的作品，而是陈丰和法国毕基埃出版社在几乎一年一本出版我的作品时，先出什么，后出什么，哪一部作品长一点，哪一部短一点，哪一部轻松欢快些，哪一部悲伤压抑些，他们都会考量和调整。因此法国的这个考量，自然也就影响到了英语和其他语种的翻译和出版。

目前，韩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挪威、瑞典、丹麦等国家，都是一本接一本不间断、有节奏地翻译出版我的书。这些语种的译者，有的是我推荐的，但大多数都是出版社选择决定的。尤其亚洲的译者，都是我介绍推荐的，欧洲的基本上都是出版社和经纪人共同选择的。关于我和罗鹏的合作，虽然是我向经纪人和出版社推荐的，但那时的罗鹏已经是相当有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了，出版社自然也非常愿意有这样的译者与他们合作。另外，对于某些语种，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或两个精通中文的翻译家，没有他或她，就无法从中文翻译——这是“只能”的唯一选择。所以，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招募”的意思，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但有一点，随着我的书外文版越出越多，这些译者和汉学家，大多都和我成了知根知底的好朋友。

但也有一个特例:我在意大利已经出版了七本书，其中有四五本是同一译者翻译的，但这位重要的译者露西娅·雷戈拉(Lucia Regola)，却从来没有和我有过任何联系，连一封信的交往都没有。我几次去意大利都和出版社说，希望和译者见一面，但每次这位译者都通过出版社告诉我，说她认为译者和作者是不该见面的，他们只应该通过作品来联系，而不是通过邮件、咖啡和餐桌来联系。我和我妻子2015年到意大利去参加文学活动，到了一个叫什么的小城里——城市的名字我忘了。出版社老总告诉我，这次也许我能和译者见上面，因为她就住在那座小城里。可结果，我和妻子及出版社社长等来的是译者叫人传递过来的一句话:“作者和译者还是不见的好。”

03

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

汪:您提到，格罗夫大西洋出版社曾计划在美国《纽约客》杂志上集中发表您的短篇小说，于是您找到了著名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委托他翻译由您自选的几篇小说，葛浩文选译了其中的两篇，但后来该计划不了了之，葛浩文翻译的《黑猪毛白猪毛》(Black Bristle,White Bristles)最终收录在邓腾克(Kirk A.Denton)主编的《文学旅伴:中国分册》一书中。[1]4此外，2009年3月在苏州举办的“第二届中英文学翻译研讨班”期间，您曾与葛浩文谈论一部新小说的写作构想，葛浩文对它很有兴趣，也看好它，表示如果跟出版社谈好了，他愿意翻译这本书。[3]从时间上推算，当时您还没有认识罗鹏。那么您和葛浩文是何时又是怎么认识的?这本“新小说”是不是《四书》?葛浩文一向喜欢自行选择作家作品进行翻译，为什么他最后没有翻译这本他看好的小说，而且至今没有译过您的长篇?对此您感到遗憾吗?

阎:2009年我和葛浩文老师在中英翻译研讨班期间谈到的小说应该就是《四书》。至于后来他为什么没有翻译，这些事情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不懂英语，与出版社沟通联系有困难，给经纪人写信也是愈短愈好，所以后面的事情我只记得《受活》英文版一出版，几乎所有的翻译都由罗鹏来做了，但之后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我和葛浩文老师又见了面，他非常夸赞罗鹏的翻译。我和葛老师的认识，我也忘了是谁在中间搭的桥。我和他在2009年前开始有联系，但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苏州的那个翻译研讨班上。至于你说的遗憾，这个没有吧，因为葛浩文老师都盛赞罗鹏的翻译，我还有什么遗憾呢。如果说有遗憾，倒是几年前我和中国人民大学写作班的同学们到美国科罗拉多，本来做好了和他好好玩的准备，结果那时他不在那儿了。现在葛老师年龄大了，出门参加活动少了，要翻译的东西却越来越多，要和他见面变难了，我想这才是遗憾吧。

汪:在您已被翻译出版的作品中，哪几本书在英语世界较受欢迎?请根据您掌握的情况具体说说这几本书的销量、国外媒体、评论界和读者对它们的评论和反馈、在英语世界受到欢迎和好评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国内学界逐渐认识到，一部作品被译介、传播和接受要靠“内力”(原作和译作的质量、价值、在国外市场的适销性等)，同时也离不开“外力”(出版商、文学经纪人、译者、媒体、评论家、作品获奖和被认可等)，您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

阎:这个问题我实在答不上来。一方面，前面我说过，自己没有能力去关心这些;另一方面，我每天忙于写作，也没有精力去关心。可能说来你们都不相信，关于我作品在美国有多少媒体报道，有多少研究文章那些事情，我是读了你们写的中文文章才知道的。你们不写，我完全不知。比如美国《纽约客》杂志把《受活》评为年度好书，我是过了两年才知道的。接着是《四书》《日熄》《炸裂志》等，这些书在英语世界的影响，你们不告诉我，我都无法知道。所以，一本书印多少、再版情况、读者反馈等，不是我不关心，而是我没有能力去关心，也就索性彻底不管不问了。我只是一心一意扑在写作上，其余的都是经纪人和出版社的事。因此，对你说的“内力”“外力”——包括出版商、经纪人、译者、媒体、评论家和获奖等，及其与作品传播和接受的关系，我完全是一头雾水，我甚至觉得这些都是瞎子摸象的“中国式文学思维”。

汪:您曾告诉《新京报》记者，《受活》《四书》在美国影响较大，稍后出版的《日熄》也不错;“所谓卖得好，就是五千、八千、一万多。但过一万是很难的。总的来说，更多的国家出版我的书，也都是不赔小赚，留个口碑和吆喝”[4]。您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又说，在英语世界卖得最好的是《丁庄梦》《受活》《日熄》。[5]156请确认以上信息并具体说说。

阎:要说卖得好一些的，应该是《丁庄梦》《受活》《日熄》和《炸裂志》这几本吧。这里说的卖得好，完全是相对的，也就是几千、一万册。具体多少，我真的说不上来。说一件所谓“卖得好”的事情你就可以理解了。很早的哪年我去挪威，一下飞机，我的挪威出版人接上我后非常开心地告诉我，他们刚把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送走，现在又接到了我，接着说我的《丁庄梦》卖得很好，大家很开心，说村上的书卖得不太好，希望村上的到来，能带动他书的销量。我问卖得好卖了多少?他们说首印四千册，马上就要加印了。我问村上的书卖得不好是多少?他笑笑，说只卖了不到五万册。当时我就愣在那里了，说五万册是“不太好”，那卖得好是多少?他们告诉我，之前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在挪威卖了二十多万册。要知道，挪威的人口还不到五千万。我忘了他们说的卖得“不太好”的是村上的哪本书，但由此你可以理解我们说的“卖得好”和人家说的“不太好”的数字概念。文学作品卖得好不好，其实是有它自己的命运的。例如，《炸裂志》在美国将要出版前，我去美国见了出版社的朋友，他们很开心地告诉我，《炸裂志》可能会在美国“火”起来，因为《炸裂志》的一个情节写了克林顿一家人。那时候，希拉里和特朗普竞选基本结束，他们认为希拉里获胜是板上钉钉，所以已经把《炸裂志》的一本样书和书中关于克林顿一家人在故事中的情节文字，通过希拉里的秘书交给了她。她也看过了，等大选宣布获胜后，她会谈论这本书，因为美国总统一般都是要谈他们最近都看了什么书的。出版社的人甚至跟我开玩笑说，可能你回到中国不久，就又该到美国来和希拉里见面了，要来和她对谈了。结果，不久美国大选宣布获胜的是特朗普。这件事情今天说来就是笑话吧，是图书销售的一个插曲，但由此你可以知道，一本书有多少读者，是有偶然性和它自己的命运的。

又比如，今年美国出版了《我与父辈》，是因为格罗夫大西洋出版社认为《我与父辈》这样的“非虚构”作品，一定会比我的小说好卖，才中途停下《坚硬如水》的翻译来临时加塞翻译出版《我与父辈》的。据说出版社编辑读了法语版的《我与父辈》，读的那个晚上他不断地掉眼泪，有三次要放下书本去洗脸。可结果，《我与父辈》刚上市，新冠疫情就来了，美国所有的图书几乎都“死亡”了。这就是一本书的销售情况和命运。

汪:作为当代中国重量级作家之一，您用中文写作，自然希望以国内读者为主要受众。然而，您的几部作品在国内遇到了特殊情况，在国外却颇受青睐，使您的国际知名度大幅提升，可谓墙内开花墙外香。近年来您在写作时有没有考虑国际读者?您如何看待自己作品的国内出版与国外的翻译出版?

阎:我有能力关心国际读者吗?我不是不去想国内出版和国外翻译的事，而是我想能有什么意义呢?比如说，我太知道母语出版的重要性了。一个作家用什么语言写作，他自然最关心这第一语言的出版，但出版不出版的事情，哪能是作家本人当家呢。我每一本书都渴望首先在中文世界和读者见面，但渴望只是一种渴望罢了。退一步说，《丁庄梦》是我经过严格“自审”的作品，可以说那部小说充满了真善美、正能量和正情感，其温暖的光照，在每个情节和细节中无处不在，但结果却不是那么一回事。现在我年龄大了，有太多自己想写的东西，太渴望在写作中自由地想象。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可以沿着自己对文学的认识慢慢探求和写作，这对我才是第一重要的。记得上一辈的作家谌容说过一句话——“写出来就是胜利”。这好像是她为她的《人到中年》还是什么作品说的一句话。这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因此就深记了这句话——“写出来就是胜利”，就是一切。

汪:您曾多次指出，中国文学“走出去”，关键是作家要写出“值得输出的好作品”。请根据您作品外译的经验和体会谈一谈——“值得输出的好作品”在题材内容和形式风格上应具备哪些基本要素?随着2012年莫言获诺奖，2014年您获得弗兰兹·卡夫卡文学奖，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出版的规模和力度明显加大，国外中文小说翻译作品的市场也在迅速发展。但正如您指出的，翻译、出版和阅读不等于真正被接受和有影响力;翻译作品改变或丰富了该国批评家和读者对文学的认识，影响了该国作家的写作，才算是真正被接受和有了影响力。[2]25余华作品主要英译者白亚仁(Allan Barr)有相似的看法[6]21，我也赞同您的观点。根据这个标准，您认为哪些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西方真正被接受并产生了影响?传统上，西方汉学界偏重翻译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对轻视，造成了国内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影响的焦虑”，您认为其症结何在?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厚古薄今”的现象?

阎:我认为谁都知道值得输出的好作品应该具备什么要素，这个完全不用我说。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我们通过翻译“输入”了那么多外国文学作品，我们为什么要翻译那些作品?我们为什么说翻译进来的作品这里好、那里好?我们把外国作品翻译进来的标准，就是我们输出本国作品时应该具备的标准。我们不能翻译人家的是一个标准，要翻译给人家的又是一个标准。总之，我们说人家这里好、那里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应该努力和超越的地方。你说的作品被接受应具备哪些要素，我想这一定不是对症下药的事。被接受不是不动不变的，而是流动变化的。我若能知道这些，我早就对症下药了，哪还会有我们说的“艺术探索”啊。

我确实说过能改变那儿的读者和写作的作品才叫被接受和有影响力。现代作家鲁迅为什么在东南亚国家是像神一样的存在?因为他影响了那儿的读者，改变了那儿的写作。然而，有多少中国作家能有这个能力呢?被翻译出去的中国文学作品很多很多，有不少作家在海外都非常有影响。也许你在这个国家有影响，他在那个国家有影响。但就我而言，我不认为我是在哪个语种或国家被接受并有了影响的作家。我的作品影响十分有限，我也没写出什么值得人家这样那样的作品。我虽然说过如上的话，但诚实地说，比我有才华、有创造力的中国作家太多了，而我不过是阴差阳错，在某个环节上，比别人更幸运一点。比起中国的其他当代作家，我不认为我有什么不顺心和不幸运。在写作和出版上，我其实相当幸运了，就是有时候出版不顺利，我也没有什么抱怨和郁闷。鉴于我现在的年龄和状况，我觉得能写作就是幸福，就是美好，别的真的不重要。

至于“厚古薄今”的事，那是因为我们的古典文学确实了不得。想要让人家“厚古厚今”，只有让我们的现实、文学和世界的现实、文学都融为一体，然后不倦地探求和写作，我想这是唯一之路吧。不融为一体，我们的努力会事倍功半;如能融为一体，则有可能事半功倍。

汪:谢谢您在百忙中和我讨论以上问题，并与我分享您对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的独到见解和观点。

参考文献

[1] 吕兆芳．从本土创作到海外译介:作家阎连科文学与翻译访谈录[J]．山东外语教学,2020(4):3-9．

[2] 高方,阎连科．精神共鸣与译者的“自由”:阎连科谈文学与翻译[J]．外国语,2014(3):18-26．

[3] 季进．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28-129．

[4] 沈河西．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已经悄然消失:专访阎连科[EB/OL]．新京报书评周刊,2018-12-27.http://www.bjnews.com.cn/culture/2018/12/27/534491.html．

[5] 莫冉,阎连科．在疫情流行的当下寻找自我和文学:专访阎连科[J]．外国语言与文化,2020(1):153-156．

[6] 白亚仁,杨平．美国汉学家白亚仁谈中国小说在英美的翻译与传播[J]．国际汉学,2019(4):18-24.

注释

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创办于1947年,1993年兼并了大西洋月刊出版社(Atlantic Monthly Press),遂改名为格罗夫大西洋出版社。

海盗船是英国Constable&Robinson出版公司旗下的一个出版品牌。

首发于《昆仑》杂志1990年第1期,200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