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窑文化蕴含丰富史前信息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地区，以陇西黄土高原为中心，东起渭河上游，西至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北部，北达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马家窑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年—前2050年。马家窑文化最早是由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1874—1960）于1923年在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村发现，他认为该文化为一处仰韶文化遗址。为了与河南、陕西的仰韶文化相区别，安特生称之为“甘肃仰韶文化”。1949年，中国考古学家夏鼐在《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首次提出，安特生所谓的“甘肃仰韶文化”与河南仰韶文化有颇多不同，应以马家窑遗址为代表，将该文化另定一名称。1961年，《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将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不同时期的遗存合在一起，正式命名为“马家窑文化”，此后为学术界广泛采用。

折线纹桶状彩陶杯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距今4000年前）

永昌县鸳鸯池出土

高13.4厘米，口径6厘米，底径6.1厘米。

红、黑彩。杯口沿内施横平行折线纹，腹部绘平行折线纹。

马家窑文化彩陶闻名于世

马家窑文化的制陶业最鲜明的特点是彩陶非常发达，在出土陶器中，彩陶约占20％—50％。在随葬陶器中，彩陶占的比例更高，有些墓葬中的彩陶甚至达80％以上。在中国所有彩陶文化中，马家窑文化出土彩陶的比率是最高的。制陶工艺已开始使用慢轮修坯，并利用转轮绘制同心圆纹、弦纹和平行线等纹饰，表现出娴熟的绘画技巧，画彩部位更加广泛，不仅在许多细泥陶的外壁和口沿布满花纹，而且在许多较大口径器物内部和其他夹砂的炊器上画有彩纹，纹饰繁缛而多变、细腻而奔放，表明这一时期无论是陶器的烧制，还是绘彩的技术，都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马家窑文化彩陶的图案母题分为19种，即鱼纹、鸟纹、鲵鱼纹、蛙纹、人形纹（神人纹）、弧线三角纹、圆圈纹、圆点纹、波纹、垂帐连弧纹、涡纹、波折纹、回纹、十字纹、三角纹、齿带纹、菱形纹、平行条纹、网格纹等。

马家窑文化彩陶蕴含着大量的史前文明信息。彩陶的大量生产，不仅说明这一时期制陶的社会分工早已专业化，出现了专门的制陶工匠师，而且通过彩陶形制、纹饰的变化，可以了解到中国史前社会的千古之谜。彩陶渗透出的人性内涵以及所凝聚的人类智慧和所体现的艺术精神，令世人折服，值得人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发现并阐述其所蕴含的意义。特别是近三十年来，随着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原始文化学、宗教艺术学、宗教人类学、民族学等新兴学科的出现与发展，学术界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家窑彩陶的研究，内容涉及原始社会生活、宗教崇拜、文化意蕴、审美艺术等诸多方面，其中彩陶纹饰的诠释大致可归纳为原始宗教信仰（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和自然崇拜）、权威象征、氏族标志、文字起源等。

史前生业形态丰富多彩

马家窑文化因位于黄河流域，拥有第四纪形成的黄厚土地。当地有大河冲积平原、河水冲刷形成的台地、丘陵岗地，地势开阔，土质肥沃，气候温暖，适合农业耕作。因此，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农业发展较快。就目前考古发现情况来看，当时的居民种植粟和黍，主要以经营原始的旱作农业为主，同时大量使用石制、骨制、陶制和木制的农业工具。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羊、猪、狗、马、鸡等的骨头，可以推测马家窑文化饲养羊、猪、狗、马等家畜。另外，考古人员在当地还发现了大量的精致捕鱼工具、石链、骨链等，这说明马家窑文化时期的采集活动是一种辅助性生产。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原始手工业有石器制造、纺织和制陶等。这些都说明马家窑文化先民已经从对自然的攫取过渡到生产经营阶段。

马家窑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多数分布于黄河及其支流两岸的马兰台地上，接近水源，土壤发育良好。房屋遗迹多为半地穴式建筑，也有在平地上起建的，但数量较少。房址平面形状有方形、圆形和分间三大类，以方形房屋最为普遍。同时，在这些房屋附近或者房屋内，常有袋形窖穴，开口形状为方形或圆形，容积不等，为储藏粮食之用。马家窑文化流行公共墓地，盛行土坑墓，墓坑的形状有近长方形、方形、圆形或椭圆形。多数墓地与住址相邻，一般都有随葬品，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少数墓葬随葬粮食和猪、狗、羊等家畜。从发掘出的随葬品看，当时已有明显的男女分工。到该文化后期，贫富分化现象较为普遍，充分反映了原始社会逐步走向解体、文明时代即将到来的过程。

马家窑文化影响广泛

安特生将他发现的仰韶文化彩陶，与中亚安诺等遗址的彩陶进行比较后，发现了许多相同之处。为了进一步探寻彩陶的传播路线，他寻踪西进，认为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陶器可归入仰韶文化。同时，他认为，这些陶器都是从中亚、西亚等地经新疆和甘肃河西走廊传到中原的，并由此得出所谓“中国彩陶文化西来说”的错误论断。“中国文化西来说”在西方学术界由来已久，由于安特生的这一论断是建立在考古学基础上的，加之所谓传播论的盛行，所以一经出笼，便在中国史学界引起极大震动。中国学者梁思永、夏鼐等通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证实，包括彩陶在内的整个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是在黄河流域独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仰韶文化晚于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从马家窑文化本身的分期、各期遗存的分布及其来龙去脉进行分析，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大地湾文化的彩陶是中国彩陶的萌芽，马家窑文化是继承仰韶文化而逐渐向西扩展的。

马家窑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时刻与周边文化交流、融合、扩张。马家窑文化早期石岭下类型源于仰韶中期文化，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创造出独具特征的马家窑主体文化。公元前3500年左右，在泉护类型末期和石岭下过渡之时，马家窑文化彩陶开始向西传播，逐渐形成一条自东向西的“彩陶之路”。这条道路有南北两道，北道以河西走廊为主，经中亚、西亚，直至欧洲；南道主要为青海东部地区和川西北一带。家羊、家牛等在西亚一带被驯化后，沿着这条道路逐渐进入甘青地区。最为引人关注的是，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林家遗址出土的弧背铜刀，是由铜锡共生矿冶炼而成，是中国境内最早的青铜器，这是东西方文化开始碰撞的初始。齐家文化青铜器的大量出现，说明中国铜器的发明应肇始于黄河上游地区，以后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逐渐产生。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萌芽，为夏、商、周青铜文明奠定了基础。

相关研究不断深入

回顾马家窑文化的调查、研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以前。安特生根据调查首次提出“仰韶期”，其助手巴尔姆格伦（N. Palmgren）著有《半山与马厂随葬陶器》，他们共同开启了马家窑文化研究的先河。在这一阶段，中国考古学家夏鼐对兰州附近、湟水流域、河西走廊地区进行了考察，发现了诸多马家窑文化遗存，并首次提出马家窑文化便是安特生所谓的“甘肃仰韶文化”。第二阶段为50年代至60年代末。为了配合刘家峡水库、天兰铁路（天水至兰州）、包兰铁路等国家基本建设，中国学者对甘青地区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渭河、洮河、大夏河、湟水和西汉水上游等流域进行了系统考察，对马家窑文化遗存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例如，马家窑遗址和瓦家坪遗址为确定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的早晚关系提供了地层依据，天水罗家沟遗址为确定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的先后顺序提供了重要例证。第三阶段为70年代初至今，大多为有计划、有目的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主要是为了填补某些考古空白点，以解决学术问题。例如，青海省的上孙家寨、阳洼、宗日等遗址，甘肃省的林家、鸳鸯池、张家台、师赵村、西山坪等遗址，不仅丰富了马家窑文化的内涵，也使得其分布范围更为清晰。考古学家严文明等人的研究对彩陶文化自东向西的发展进行了脉络清晰的勾勒，在彻底终结“中国彩陶文化西来说”的同时，建立了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谱系。

通过对马家窑文化研究历程的回顾，可以发现，马家窑文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为探索相关学术问题和复原古代社会图景奠定了基础，但仍然有诸多问题存在争议。同时，研究手段、方法和理论的革新，也在不断地拓展着马家窑文化的研究内容。首先，仍然以建立和完善马家窑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序列为主要工作。例如，诸类型的关系、特征以及马厂类型与齐家文化的关系及其去向等问题，需要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解决争议，以填补空白，同时也要关注聚落群、经济形态等。其次，加强多学科合作，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研究水平。运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相互交叉的研究方法，从彩陶纹饰入手，研究马家窑文化时期原始文化及其演变所反映的文化特点，从体质人类学、环境学以及其他自然学科的角度出发，对马家窑文化进行综合性分析研究。最后，需要准确揭示马家窑文化在华夏文明中的地位。从马家窑文化的渊源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家窑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同时还表明马家窑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处于很关键的时期。我们尤其要把握马家窑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形态模式，以带动其他考古学文化的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甘青地区史前文化与华夏文明起源研究”（14XKG003 XBMU-2014-AA-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图片及注释来源于甘肃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