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的中国幸存者，他们后来经历了什么？

采访 文 | 李芳

“不是吧，又要拍海难？还是泰坦尼克，有什么新鲜的呢？”七年前，当施万克（Steven Schwankert）向罗飞（Arthur Jones）推荐这个选题时，罗飞有点不感兴趣。

两人的合作始于2013年的海难题材纪录片《海神号事件》（The Poseidon Project）。罗飞是导演，施万克是调查员。后者本是一名海洋历史学者，始终热爱与海洋相关的探险故事。

两人都是定居中国多年的外国人。施万克在搜集泰坦尼克号的资料时，发现了中国人幸存者的信息，于是推荐给罗飞。“船上共有八名华人乘客，六人幸存。和其他国家和民族相比，华人乘客的幸存率要高很多。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也许我们应该研究研究。而且，中国人大多不知道，泰坦尼克号上竟然有中国乘客。把这两点结合起来，观众应该会感兴趣。”

起初罗飞没有被说服。尽管《海神号事件》的合作两人非常愉快，但他对泰坦尼克和海难没什么兴趣。

施万克不断劝说，偶尔推荐一本书，或者发去一篇文章。他慢慢发现了更多与幸存者有关的故事： “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故事，更加了解泰坦尼克号的全部故事；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海难幸存之后，他们的人生还遇到了什么问题。”施万克说，“这是一个有关中国移民或者华人劳工的故事，而泰坦尼克号并不是他们人生中最大的苦难。”他发现，“这些幸存者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外国，在英国、加拿大、美国或者别的国家，也有相当长的时间呆在海洋上。”

罗飞也逐渐发现，是人的经历和苦难，而不是海难，才是他最感兴趣的。他一直就喜欢跟拍人物，这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做纪录片的方式。他的作品《阳关三叠》讲述了三位退休音乐家决定筹办一场音乐会的故事，展现他们在走入暮年之后从荣光到失落、然后再度闪耀的过程。拍摄历时五年，影片完成时，三位音乐家已经有人过世。

一旦确定了泰坦尼克号的中国幸存者这个项目，两人和他们的团队有了福尔摩斯破案般的惊喜和快感。施万克说，“拍纪录片的时候，你知道a点，即从哪儿开始很明确，而b点，就是你要去哪儿也很清楚，但是中间的过程很曲折，你不能控制……”

两位搭档，再加上20位调查员，历经五年搜寻，踏足全球20多个国家和城市，与上百位联系人进行访谈，最终以一种悬疑的叙事手法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散落在世界各地有关泰坦尼克号上华人幸存者的尘封档案，在他们的精巧编辑下，变成了纪录片《六人》。

最后呈现的《六人》，不只是关于那次海难，更是关于华人移民。它更像是一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在乱世中出走、在未知的大陆上求生存的史诗，也是当时的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逐渐融入现代世界的缩影。

4月16日，《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在全国院线上映。109年前的4月15日，泰坦尼克号沉没。《六人》不只讲述了六名中国乘客被救的过程，还追踪着他们人生的轨迹，从漂泊、离散、困顿到最终落地生根。

中国观众对于那场灾难的认知，大多源自詹姆斯·卡梅隆的电影《泰坦尼克号》，而影片结尾杰克和露丝趴在一块漂浮的门板上等待救援的场景，其灵感就来自于一名中国幸存者的真实经历。作为本片监制的卡梅隆，在得知《六人》即将在中国上映后，特意发来一段视频，亲口讲述了这一段往事。

历史性调查之所以困难，往往是因为资料和线索因当事人的去世而消失，而让施万克和罗飞始料不及的是，当事人竟然刻意隐瞒自己的过往，甚至不愿意向至亲透露信息。这些苦衷，必须放到更广大的历史背景来解读：在那个年代，华人海外移民面临着各种偏见、种族主义和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

下面是罗飞和施万克向界面文娱记者讲述的故事：如何从茫茫人海和海量史料中搜寻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如何解读他们的隐秘人生。

《六人》主创团队合影，中为卡梅隆，其左为导演罗飞，其右为首席调查员施万克。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寻找方荣山：胳膊上有水果纹身的水手

“Enjoy life。”这是杰克留给露丝的最后一句话，他全身浸在冰寒的大西洋海水中，把唯一的救命门板让给了露丝。这是詹姆斯·卡梅隆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感人至深的一幕。而在现实中，趴在漂浮的门板上而最终得救的人，叫方荣山。他是否后悔当年自己远涉重洋的决定？他是否像露丝一样作为幸存者enjoy life？

方荣山的故事不仅启发了卡梅隆的电影结尾，也为罗飞和施万克的搜寻留下了线索。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他们不约而同提到，“好像是方荣山在指引着我们一样。”在浩如烟海的档案和后来人的模糊记忆中，他们寻找着方荣山的真面目，勉强拼凑起一些生命的片段。

施万克说，调研最开始的时候线索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要查询一百多年前留下的档案记载，找到一百多年前那些人的家族及后代亲友，并不容易。方荣山的线索来之不易，但却是这几个人中最为完整的一条。

施万克带领调查员，从泰坦尼克号登记的乘客名单入手，但由于中文名在方言发音和英文转换之间的问题，他们在确认这些人的真实身份时花了不少时间。方荣山的名字被登记成Fang Lang，后来他们从泰坦尼克号的论坛上发现了一个珍贵的线索——有一个名叫Tom Fang的人回复他们的邮件，这个人就是方荣山的儿子。

不过，Tom Fang并不了解自己父亲早年的经历。 “方家，就是Tom一家，对我们非常热情。”施万克说，“他本人跟他爸的关系并不是很亲密，父母离婚多年，不会说中文，也看不懂中文——我们还以为他会说台山话。”

与其说是施万克他们在搜寻线索，还不如说，这是《六人》团队与方家在一起追寻。这种互动把方荣山“塑造”成了影片中形象最为立体、性格最为饱满的一个人物。

起初，Tom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连母亲从来没有听自己的丈夫提起过。在他的印象中，爸爸总是衣着得体，喜欢西装，不爱说话。他记得父亲有几次很骄傲地向同乡介绍自己，“他说‘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儿子’”，但是得知父亲在泰坦尼克号上的事情还是听堂哥说的。

方荣山像许多移民到美国的华人一样，为自己在国内的亲戚也移民来美国做担保，提供资金和身份资助。施万克的团队也采访到了方荣山的堂哥。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刚刚移民到美国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第一眼看到的方荣山就是穿着得体的一套西装。第一天晚上为他们接风聚餐的时候，方荣山特意告诉了他自己在泰坦尼克号上的事，“好大船。”

这多少令Tom感觉到有点难过，他并不了解自己的父亲。而且，父亲也从来没有打算把发生在自己身上最重要的经历告诉亲生儿子。为什么会这样呢？

“以他的想法和经验来说，他当然想要一个来自台山的妻子，但夫妻两人差距很大。”施万克认为，两人的隔阂跟年龄有关，“他结婚的时候已经60多岁，而且这个妻子也是别人介绍给他的，也是从中国到美国之后才结的婚，当时她才刚刚20岁出头。那个时候，方荣山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快50年了。”

为什么方荣山不跟自己的妻儿谈及泰坦尼克号经历，施万克觉得，“也许他就是习惯了不说。”

方荣山一直到去世之前，都在不断给自己远在大洋彼岸的亲戚寄信寄钱。他的根还留在那个台山海边小岛上的村庄里，在那里，他没有秘密。

上个世纪初，大量华人移民的故事始于这个叫做“台山”的广东滨海小城，如今那里已经是著名的华侨之乡。在幸存的六人中，四人来自台山。罗飞告诉我们，他们曾几次去到台山，再到下川岛。那里有一个小的港口叫做“石咀”，如今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貌不惊人的小海湾。一百多年前，《六人》故事的主角，连同大量同胞就是先从那里出发，到台山，去香港，许多代理公司在香港帮他们联系工作，接着再从香港转去欧洲或者美国。

在抵达方荣山的家乡台山之前，罗飞和施万克不敢百分之百的确定，方荣山和Fang Lang就是同一个人。

“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还有三四个，抹干眼泪笑呵呵。”当时还健在的一位方荣山的后辈亲戚，忽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背诵起他在信中曾经写过的一首诗。

听到这首诗，罗飞和施万克在现场都惊呆了，他们终于能够印证，Fang Lang就是方荣山。这首诗也讲述了他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同时也透露出他更多的人生细节。

“大家的下巴都掉下来，我把我的小本子拿出来，赶快记下来。”施万克至今仍觉得，那一刻很奇妙。“拍纪录片的时候，你知道a点，即从哪儿开始很明确，而b点，就是你要去哪儿也很清楚，但是中间的过程很曲折，你不能控制……所以，真的就像是方荣山在抓着我们的手让我们过去。”

罗飞也同样惊喜，在那次正式拍摄前，他已经认识这家人两年了，但从来没有听他们提起过这首诗。

“我们后来知道，在去美国之前，方荣山其实是上过学的，而且他有很大的野心和梦想。我不想说他最后失败了，但是他没有实现这个梦想。”据罗飞的讲述，方荣山一直想做一名成功的商人。尽管当时美国有“排华法案”，但商人这个身份还是被允许自由来往于中美两国之间。

怀着梦想，方荣山和两个朋友踏上了开往美国的船只。但他们最初只能作为最低级的司炉工谋生，之所以登上泰坦尼克号，是因为他们被临时派往南美航线工作，是三等舱的合法乘客。和另外五位中国幸存者一样，方荣山获救之后不被允许在美国逗留，而是被转到安妮塔号上继续工作。在查阅后来的档案时，罗飞发现，方荣山登记的物品跟别人不一样，“他在船上工作时还带了西装、领带，这跟其他船员的物品完全不一样，所以，他怎么可能只满足于做一个水手呢？”罗飞说，“但是他的两个朋友在泰坦尼克号事故中死了，他没有办法，只能继续留在船上。”

这些故事和经历，方荣山的儿子Tom以前并不知道。“我们一直觉得，可以通过这个项目帮助现在的人去了解过去，有可能一些地方会让他们感觉不舒服。”罗飞说，“但刚开始，我们并没有想到Tom也会受影响。他心里有一些空的地方、一些黑暗的角落——我和我爸爸的关系那么不好吗？怎么连他做过水手、上过泰坦尼克号的事情都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他并不知道爸爸为什么那么做。”

Tom的确记得，有那么一两次，父亲在天气热时把衬衫的袖子挽上去，露出胳膊上的纹身。“方荣山是那么喜欢穿正装的一个人，而且是一个七八十岁的，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他怎么会有纹身呢？而且，这个纹身的图案是水果，香蕉、柚子。”罗飞最开始也很疑惑，这跟方荣山的风格不符。“后来我们研究发现，那个时候有纹身的中国人大部分做过水手或者海军，因为西方的海军或水手做纹身是一种习惯。那么，为什么纹的是水果的图案呢？因为后来他去的安妮塔号是一艘专门运输水果的货轮。”

从泰坦尼克号上幸存之后，颠沛流离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方荣山才以合法的移民身份进入美国，然后娶妻生子，开始新的生活。但此时的他已经垂垂老矣，是否还和当初那个“天高海阔浪波波”的少年一样，即使再次面对冰山沉船，也能“抹干眼泪笑呵呵”？我们不得而知，他似乎有意要隐瞒或者忘却前半生所遭受的苦难。在《六人》纪录片里，他曾经开过公司，最后也以失败告终，只得在餐馆做服务生。他的梦想终究是没有实现。

对此，施万克有另一个角度的解读。“方荣山的故事也是成功的故事，他成功了，他是幸存者。不管是梦想或者理想的生活，他至少实现了其中一部分——终于变成美国公民，并在那里结婚生子。”不过施万克也很遗憾，“可惜，没有机会问一问方荣山，他觉得自己成功了没有。”

《六人》中形象最为立体的人物——方荣山，图片来源：《六人》剧照。

李炳：突然消失的咖啡馆老板

比起方荣山，李炳（Lee Bing）的故事更像是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假如他的身份没有疑问，那么，我们就知道，李炳最后辗转到了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城市，开了一家名叫White Rose Coffee（白玫瑰咖啡）的咖啡馆。《六人》团队走访了那个城市，街市还保留有当年的基本情景。对比档案馆的老照片，你会产生一种时空交错的恍惚，那块牌匾仿佛仍然挂在那里。

一些年迈的受访者讲到，自己的父母曾经提到过白玫瑰咖啡馆的样貌。咖啡馆的主人叫Lee Bing，是一个非常友好而健谈的中国人。他有时会跟来喝咖啡的客人谈起自己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这不寻常，似乎他是唯一一个曾经向外人谈论这些的中国幸存者。那时街道上经常会有小孩子在玩耍，而Lee Bing经常会从店里拿牛奶出来跟孩子们喝。

这些是人们对Lee Bing印象最深刻的两点。但是Lee Bing一家突然消失了，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加拿大有比较成功的产业，开了咖啡馆、饭馆甚至洗衣房。《六人》的团队最终也没能确定Lee Bing的身份，也没有找到更多的线索。

1923年，加拿大开始实施“排华法案”，Lee Bing的消失是否与此有关？这是一个疑问，由于相关资料的空缺，《六人》的团队最终无法证实。

一百多年前曾在西方多个国家或公开或暗地实施的“排华法案”，确实改变了大量中国移民的命运轨迹。从泰坦尼克号上幸存下来的六个中国人，并不能像其他幸存乘客一样被救治，他们甚至无法登陆纽约（泰坦尼克号的目的地）。在海难发生后的第二天，他们便被遣送到各自的下一个工作地，开始又一轮的劳作。有人去了加拿大，有人去了英国，有人去了古巴，也有一些人出现在印度的加尔各答。

这其实反应了当时中国移民的共同命运：被拒绝、被流散、被拘禁。1882年，美国首先公布排华法案，华人劳工被完全排除在外，仅有少数几类人可以进入美国，但同时受到严格的限制。

李炳在加拿大时期曾过着小康生活，图片来源：《六人》剧照。

天使岛与纸生仔

1910年，美国在天使岛上兴建了一座拘留中心，用以扣押那些可以合法进入美国的中国人。也就是说，所有想要进入美国的中国人，都必须首先在那里待着直到证明自己的身份为止。

那里名为“天使”，但绝对与天堂无关，实际上是一所没有法律的监狱。被关进天使岛的人不仅要忍受缺衣少食的恶劣条件，还要经历无数次严苛的审讯，稍有不慎，便可能被遣返。假如不幸染病，也只能自生自灭。

《六人》里有几个镜头令人震撼——天使岛的墙壁上刻满了当时被拘禁在此的华人移民的诗句，描述被拘押、被虐待的感受。那些诗句就像在说：“别忘了我们在这里都经历了什么，别忘了这一切是为什么！”一整面墙的呐喊，仿佛在那一刻溢出屏幕。诗以言志。

尽管罗飞和施万克都是外国人，但《六人》在这个部分拍出了属于中国人的独有的表达方式。

那些活着走出天使岛并且成功登上新大陆的中国人，不得不在他们余下的人生中一次又一次地经受被歧视和被迫害的遭遇，“纸生仔”（paper son）就是万不得已的选择。这是一道改名换姓的程序：要把自己变成被担保人的儿子，从此所有在美国合法有效的文件都以新名为准，代价是，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身份，彻底变成另外一个人。《六人》借一位研究者的口说道：“他们已经对改换身份习以为常，一个人得有多么强大的内心才能够在这样的世界生存下来？”

方荣山一定经历了这一切。所以，在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中，他会有Fang Lang、方森等多个不同的名字。其他几个人也是如此。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身份如此难以确定，踪迹如此难以追寻。或者，这也是他们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经历三缄其口的真正原因。在那个时代，对于远渡重洋的中国人来说，身份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活下来。

在完全知晓这段历史后，想必Tom Fang会最终理解自己与父亲之间的隔阂。

在片中，Tom说起过一件往事：父母离婚后，他有一次跟父亲一起去看一个要租的房子，出来应门的是一个美国白人，但是一开口就说，绝不会把房子租给你们这种黄种人。已过古稀之年的方荣山，听到后上去就给了他一拳，把人打昏了。

“要知道那个时候方荣山已经七十多了，身高也就只有1米65左右，对方可比他高大多了。”罗飞说，“这就是他的性格，很有礼貌，但骨子里是一个fighter（斗士），他不会放弃任何事情。”

在天使岛被关押的中国人。图片来源：《六人》预告片截图。

看完《六人》，观众们只能窥见历史冰山的一角。对罗飞和施万克而言，也是如此。尽管已经搜集到这么多的信息，他们仍然觉得还有太多谜没有解开，这些人的故事远远没有被讲完。

在寻访的过程中，他们找到很多当年幸存者的后代或相关人，得到了很多资料。遗憾的是，许多内容无法在片中完全呈现，因为有些人不希望对外讲述家人的往事。他们当年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如今依然可能还具备强大的影响力。

在泰坦尼克号救援的过程中，人们反复提及Women and Children First。而且当时人们对于中国幸存者有诸多指责，比如“事先藏在救生船舱底”、“扮成女人上救生船”，但这些指责并没有证据。《六人》以实证的方式还原了当时最有可能的情况。罗飞说，如果现在还以当年的道德标准去判断，“那是完全不对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不会使用那一套标准来判断自己了。

罗飞发现，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不只属于那个年代，它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泰坦尼克号并不只是某一个国家的事情。我们发现了一个属于全世界的故事，所有人都能分享。”

——完——

作者李芳，界面文娱频道编辑。

题图，罗飞和施万克在《六人》拍摄现场，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