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考古：揭开广西最早的辉煌

我在大学读的是采矿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广西地质局，先到田东祥周公社劳动锻炼一年，在那里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后分配到广西 424 地质队，又在百色地区从事地质采矿工作。百色是我工作后最先熟悉的地方。百色盆地是新生代构造运动形成的，周围分布着丘陵、台地，几十万年前湿热气候形成的砖红色泥土裸露，到处显得沟沟壑壑。多年跋涉在这片土地上，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阳光照射下裸露的红色冲沟，令人燥热难耐，有时也碰到滚落在冲沟里的砾石，弯下腰去检起来敲砸，但并没想到正是这片红土地和散落的砾石蕴藏着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

百色旧石器的发现

1973 年 10 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广西博物馆和广西石油地质部门联合组成调查队，在百色盆地进行地层古生物考察，一天，他们在离百色城西约 11 公里的上宋村背的一片剥蚀的丘陵区盘桓，无意间从右江南岸的阶地采集到 1 件石器，随后在砖红色粘土堆积层中挖出一些石器。这些石器由细砂岩和石英砾石加工而成，其中有 1 件轮廓呈半月形的厚刮削器，有 3件由一面向另一面打击而成的砍砸器，有 3 件轮廓近似三角形的尖状砍砸器。

玻璃陨石俗称雷公墨，是巨大陨石撞击地球时由飞溅而起的熔融地球物质在空气中骤冷落地凝固而成的一种玻璃质感的黑色物质。据地质学家推测，几十万年前，一个巨大的陨星撞击亚洲的东南部，碰撞形成的玻璃陨石散落到百色盆地。当时在盆地活动的人群，利用河滩的砾石制作石器。落下的玻璃陨石和石器一起被后来洪水所沉积的淤泥覆盖，永久地埋在地层中。因此，玻璃陨石形成和落地的年代，就是与它们同层位的石器被制作、使用和丢失在地上的年代。

1975 年，调查队成员李炎贤、尤玉柱将这批材料整理成文，以《广西百色发现的旧石器》为题，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上发表。他们在这个报告中提到 ：百色发现的旧石器和云南、贵州、四川、湖北等地已报道的石器有一定差别，但在加工方法上基本一致 ；在石器类型方面，和广西来宾、柳江、崇左、武鸣、桂林等地山洞中发现的打制石器有相似之处，但百色旧石器较为粗大，加工也较粗糙。他们认为，百色旧石器的发现，对解决右江阶地堆积时代划分问题，提供了有利的资料。另一方面，这一发现，使人们对广西石器时代文化增加了新知识，为以后进行这方面考察时，把注意力从集中于洞穴调查改变为兼顾洞外调查。

的确，广西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此前只注意到洞穴遗址，在石灰岩溶洞中寻找第四纪动物化石和相关的石器。1935 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作为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顾问与杨钟健、裴文中在两广地区作新生代调查，重点就是寻找史前人类的遗物。他们只是注意洞穴，很少关注洞穴之外山坡台地上出露的石器，从而限制了视野。

1978 年，在田东新州煤矿长蛇岭分矿工作的曾祥旺在住地附近也发现了石器。1979 年 3 月，他给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我所在的广西博物馆分别写信，报告他的发现。

曾祥旺 1965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古代史专业。他在田东劳动锻炼一年后，被分配到新州煤矿工作。他在读书的时候听过著名民族学家、考古学家梁钊韬教授讲授的考古通论课，对田野考古有些朦胧的认识。从 1977 年开始，他利用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在附近山坡上采集石器。广西文物工作队队长王克荣是梁钊韬的得意门生，算是曾祥旺的同门师兄，接到曾祥旺的信后，于当年5 月带着蒋廷瑜驱车到田东去拜访。那时曾祥旺已积累了 30 多件石器，装了满满两大木箱，塞在床底下。曾祥旺住房背后的土山叫长蛇岭，是一座走向几乎与右江平行的土岭，两道岭脊之间形成一条 U 字形冲沟，表土流失严重，砖红壤完全裸露，随处可以检到打制石器。他带着王克荣、蒋廷瑜在这座土岭上转了一圈，随手又检回十几件石器。王克荣对曾祥旺的热心极为赞赏，也很看重这处旧石器文化遗址，当场决定要派人来这里进行考古发掘。

一个月后，广西文物工作队覃圣敏、覃彩銮、梁旭达被派前往田东新州，在曾祥旺的协助下，对长蛇岭遗址进行了发掘。长蛇岭南脊由于严重剥蚀，石器散布于地表或冲沟，挖了 4 条探沟，在地层中没有找到石器。北脊情况较好，挖了 8 条探沟，从砖红色粘土层中获得 4 件石器。虽然只有 4 件，但这是经过科学发掘获得的，有地层证据，是百色盆地最早获得地层根据的石器，意义非同小可。他们结合采集的 130 多件石器，撰写了《广西新州打制石器地点的调查》，指出新州石器个体大，保留砾石面多，加工粗糙，与上宋村石器基本一致。

1982年夏、秋，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百色地区文化部门组织文物普查。队长何乃汉，副队长韦仁义、蒋廷瑜和该队野外工作人员全部出动，带领着从广西 60 多个县、市聚拢来的文物干部，在百色、田阳、田东以及田林、平果，沿右江两岸进行拉网式的搜索。他们每天出去都背一个大帆布挎包，收工时背十几件石器回来 ；有时采集石器多了，背不动，就堆放在路边，第二天用木板车去拉。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上自百色的东笋，中经田阳，下至田东的思林，在右江两岸的狭长地带，找到石器散布地点 80 多处，采集石器标本 4000 余件。

曾祥旺也参加了这次普查，1983 年发表《广西百色地区新发现的旧石器》，将他自 1977 年以来和参与百色文物普查在百色盆地发现的石器作了报道，认为百色旧石器分布在第三、四级阶地，第三级阶地高出右江河面 50~60 米。1986 年又发表《广西百色市百谷屯发现的旧石器》，公布了在百谷及其他附近采集的石制品 143 件，其中石器 122 件，石核 9 件，石片 13 件，把石器分成手斧、尖状器、砍砸器和刮剥器四种。他把百谷附近 200 米以下的侵蚀丘陵划出五级阶地，认为第五级阶地砖红壤形成的时代是中更新世之初或更早。

砂里淘金识手斧

1986 年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张镇洪和广西文物工作队谢光茂等组成联合考察队。他们先在南宁集中，在广西博物馆文物简易库观察从百色盆地采集回来的石器标本，惊奇地发现，这些石器中有与西方阿舍利文化相同的手斧！

阿舍利文化是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因最初发现于法国亚眠市郊的圣阿舍尔而得名。阿舍利文化代表性石器是手斧。手斧是用砾石、石核或石片两面打制而成，通常有一较宽而厚的把端和与之相对的较尖而薄的刃端，器身轮廓通常呈梨形、椭圆形或长三角形，是旧石器时代早期制作技术要求高、形制稳定的一种工具，具有切割和挖掘等功能。

这时，曾祥旺已调到百色右江民族博物馆。考察队到百色后，在他的引导下，考察了西起上宋，东抵檀河的长约80 公里的右江河谷，对上宋、东增、南坡山、三雷、公蛇岭、南蛇岭、定模洞、宦屯、甘莲和高岭坡等十多处有代表性的地质剖面进行了重点观察，发现右江河谷分为五级阶地。依据地貌、新构造运动和岩性特征等方面的分析，他们推测百色旧石器可能来自第三阶地，将石器的年代提早至与盐井沟动物群或周口店动物群相当的中更新世。

黄慰文祖籍广东台山，1958 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也是梁钊韬教授的高足，毕业后被梁钊韬留在学校任教，后来又送他到中科院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研究所进修，然后就留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负责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学术研究工作，曾主持过蓝田人遗址发掘。这时是他第一次来广西工作，对广西印象极好。4 月回到北京，给我和时任广西博物馆馆长的蒋廷瑜写信，说对百色的露天遗址印象很深，认为这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中国南方实在不可多得，而石器材料之丰富更属少见，要求与我馆加强协作，做进一步研究。此后十几年，他一直在百色盆地奔忙，我们除了经常见面谈论百色旧石器外，还不断有书信往来，进行工作联系和探讨学术问题。

1987年，黄慰文在《中国的手斧》一文中，提出中国有三个产手斧的地点相对集中的地区，即黄河中游的“汾河地堑”、长江中游的汉水谷地和珠江水系的百色盆地。第一次将百色的“尖状器”正式归为手斧类型。之后，何乃汉、邱中郎记述了 1982~1983 年采自百色高阶地地表上的各类石制品，其中尖状器有正尖的和角尖的，两面器有尖状的和肾状的，砍砸器有直刃的、凸弧刃的、多刃的、尖状的和舌状的，都被认为都是属于旧石器。这些石器主要采集于右江两岸高阶地的红土层地表和剥蚀沟中，以三级阶地的较多，四级阶地次之。对这些石器作了类似的归类，对其时代也认为属旧石器时代。

我在地质队工作了14年，1978年调入广西文物工作队，转行做田野考古工作，开始学习洞穴考古，从事古生物化石和古人类研究。为研究古人类，我先到广西医学院进修了人体解剖学，多次参与人体骨骼的测量和人骨化石的鉴定，钻过许多溶洞，1983 年还远赴辽宁海城参加由张镇洪、黄慰文主持的小孤山仙人洞遗址的发掘，初步掌握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基本知识。1986 年 10 月参加河池地区文物普查，负责南丹县 ；1987 年主持百色地区文物复查的验收，与刚从厦门大学毕业不久的谢日万一起，带领百色 12 个县的文物干部逐县验收文物普查发现登记的文物点，至1989 年，两年时间走遍了百色的山山水水，和百色旧石器考察队经常碰面，开始关注百色旧石器。1988 年 9 月，在田林乐里镇百花寨东北约 1 公里的红土坡上曾采集到石器，其中有 2 件尖状砍砸器 ；在田林定安镇平些屯西北约 1 公里山坡的剥蚀的红土坡上采集到旧石器 2件 ；在弄瓦乡大桥西北向 100 米左右的二级阶地上的黄褐色粘土中亲手采集到一些石器。也曾到百色大梅、田阳的公篓、田东的高岭坡等遗址流连。

确认百色手斧的埋藏层位

这样众多的石器，它们原来埋藏在哪个地层，是什么年代遗留下来的呢？1988 年冬，黄慰文在百色盆地开始第一次发掘工作，选择田东林逢镇檀河村坡算屯高岭坡作为发掘点。他当时从北京带来助手员晓枫，在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留学的冷健也加入了这个队伍。后来我也参加了这个遗址的发掘。

高岭坡遗址有时也叫檀河遗址，地处右江南岸第四级阶地，砖红壤裸露，地表散布不少石制品。我们在高岭坡遗址的最高阶地布了三个 4×2.5 米的探方。运气很好，从砖红壤中挖出石器 69件，首次获得数量如此之大、层位记录如此完备的资料。根据这次发掘结果和对百色盆地内主要旧石器地点的实地观察，我们认为百色盆地旧石器埋藏的层位是砖红壤层，砖红壤土层才是石器的原生地层，纠正了原来关于石器层位在砖红壤层位之上的不准确推测。

当年11 月在广东曲江召开“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我随黄慰文、谢光茂出席了这次盛会。黄慰文在大会发言中宣布，百色地区石器时代的地层问题已经获得解决，把百色盆地旧石器的时代放在中更新世，提出石器的年代“至少相当于北京人时代早期或更有可能比北京人时代早并与蓝田人时代相当”的推断。他认为这是亚洲最早的石器文化 ；这一发现对华南早期旧石器时代研究是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他认为百色盆地陆续发现大量的打制石器，由于它们鲜明的特色，已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大的兴趣。他在讨论东西方旧石器文化关系时把百色旧石器当作中国境内的一个含手斧的石器工业看待。

1989年冬，我们第二次发掘高岭坡遗址，将原来 4×4 米的探方扩展为10×10 米的探方，从地层中又获得石器90 多件。

这两次发掘证实，百色旧石器原是埋藏在广泛分布于亚洲南部，在第四纪地质和古环境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砖红壤之中。砖红壤又称网纹红土，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的中国东南部和东南亚的河谷地带，是这个广大地区最有特色和最重要的一种更新世堆积。这种堆积是在湿热条件下经受长时间强烈化学风化而形成的。这个风化过程称为“砖红壤化”。从地质构造、地貌、古环境和年代测定等方面分析，亚洲南部晚新生代那次强烈的砖红壤化事件可能发生在距今 60~40 万年间，含百色旧石器的砖红壤化阶地的堆积时代应在这个事件之前，也就是在距今七八十万年前。这一发现，将人类在广西活动历史从原来柳江人距今四五万年前又往前推进了 70万年。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开始思考百色旧石器的科学价值，搜集了广西发现的打制石器资料，对打制石器的原生层进行探讨，认为百色旧石器是暴露在右江两岸的第三级阶地的风化层上，但没有找到与之共存的人类化石和动物化石，时代尚难确定。在地质年代上，右江河谷三级阶地砖红色粘土层属更新世中期至晚期。广西打制石器属中国南方系统，而且是属于岭南原始文化区。这一文化区包括了广西、广东和越南北部，它同邻近的云南、贵州、湖北、江西、台湾等地的原始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原始文化区曾被人称为“砾石文化区”。虽然这个名称有它的局限性，但砾石石器确是这个地区原始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这一广阔地带普遍存在着打制石器，这些打制石器以砾石石器为主，砍砸器为最常见，器身保留砾石面多，打制方法、加工技术比较简单，显示了它在石器工业中的原始的一面。

寻找百色手斧的年代依据

1991年2月黄慰文第六次来到广西，在广西博物馆接待室作了一次题为《中国南方旧石器》的学术报告，感叹百色旧石器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共生的动物化石，而且绝大多数是地表采集的。

在1991年广东封开召开的“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谢光茂正式提出百色手斧研究的命题。他认为百色旧石器不但是以“重型工具”为主体的砾石石核石器工业，而且是一个含手斧的石器工业。但是以往有关百色旧石器的文章中，很少提到手斧，虽然有的文章报道了手斧材料，但却把它们归到砍砸器或尖状器等类型中去了，以致有的学者对百色旧石器中手斧的存在表示怀疑。谢光茂首先引述了印度学者巴塔恰耶（D.R.Bhattach aya）给手斧下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百色旧石器中有不少是属于手斧这一类型的，而且有一部分相当典型。

为进一步探索百色旧石器的年代和文化性质，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广西博物馆于 1991 年确立了关于百色旧石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课题，由黄慰文主持，我和谢居登、谢光茂、谢日万都参加了这个课题组，第三次发掘高岭坡遗址，收获多件石制品。

1993年3月，黄慰文和侯亚梅博士又来到百色。我们选择了位于百色城东约 15 公里属于大毕乡大和村的百谷遗址进行发掘。百谷遗址所处的阶地是这一河段最高的阶地，地表已被剥蚀，出露的砖红壤是原生堆积，没有受到任何破坏，不会存在从其他地方搬运来的石器。这处遗址保存有完整的二元结构，砾石层之上就是强烈网化的粉砂质粘土层，厚约 2~3 米 ；下层是分选较好的砾石层。我们选择在顶部平坦的小山包开挖了2×2米探方5个，28×2米探沟1条，发掘面积 76 平方米。在砖红壤中发现60 多件石制品和 6 颗玻璃陨石。首次在砖红壤中发现了玻璃陨石和石器共存的现象，为解决包括手斧在内的百色盆地旧石器年代问题取得了突破。3 月 26 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袁振新研究员、北京大学王幼平教授到工地参与工作。4 月 6 日何乃汉、蒋廷瑜前往工地与考察队一起做工作总结，认为砖红壤中出玻璃陨石确定距今 73 万年无疑。

1993年12月我和何乃汉、谢光茂出席了在越南河内召开的和平文化发现6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在大会上宣读了《试论中国砾石石器文化区》论文，我不懂英文，请谢光茂用英语即兴翻译。我认为砾石石器贯穿了整个旧石器时代。在非洲和欧洲，砾石石器是旧石器时代早期非常重要的石器，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砾石石器在石器时代文化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南方是典型的砾石石器文化区。我重点介绍了百色盆地的砾石石器，指出在高出右江河面 105 米的百谷遗址的砖红壤中发现的玻璃陨石与石器共存的现象，为进一步确定百色盆地旧石器原生层位及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与此同时，我们第 4 次发掘田东高岭坡遗址，发掘面积 20 平方米，下挖深 1.1~1.5 米，出土遗物 430 余件，其中 98% 是小石片和碎屑，成型的工具极少，推测这里很可能是一处石器加工场。也有与石质品共存的玻璃质状的黑色矿物。

中外合作，扩大视野

1994年，美国、韩国学者考察了百谷遗址和高岭坡遗址，认为百色旧石器遗址是世界级的遗址，百色旧石器可视为研究旧石器初期旧大陆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范例。

1995年3月，我们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及美国学者理查德 鲍立克（Richard Potts）一起又到高岭坡遗址发掘。广西自然博物馆王頠也参加了这次发掘。3月4日黄慰文、侯亚梅、鲍立克以及日本学者佐川正敏、松泽亚生集聚南宁。黄慰文不断向广西文化厅文物处领导宣传百色旧石器的重要性，他希望通过努力使百色旧石器拿到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奖。日本学者在百色只考察了两天，3月9日上午由黄慰文陪着回南宁，在民族文物苑宴请我们，黄慰文又一次提到百色旧石器考古要拿大奖问题。当天下午我和谢居登跟车前往田东，再次投入高岭坡遗址的发掘。

当时我们想了解这里的砾石，3 月17 日由鲍立克与侯亚梅、王頠拿着钢卷尺，扛着秤，到附近几个石器地点去测量砾石的尺寸、重量，观察砾石岩性。我和黄慰文到六合坡南面调查，看到村民挖树坑时挖出的许多大砾石，有石英、石英岩、砂岩、砾岩、变质岩、火成岩等，认为古人完全可以利用这些石料来制作石器。说明百色盆地的旧石器是就地取材，利用附近阶地的砾石制作的。

3月20日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刘春、李幼琴夫妇来到百色考古工地，他们来百色的目的是为百色旧石器的地层古地磁取样。我协助他们，选择在高岭坡中区机耕路旁的砾石剖面取样。这里露出的砾石剖面厚8.1米，分层取了11个样，后来又在中区探沟取样，前后一共取了25个样。后来到百谷遗址也取了几个样。3月23日晚上刘春在工地给我们讲了一课，介绍第四纪地质与古地磁学。他说，古地磁学的基本原理，按磁性分含铁矿物与非含铁矿物，古地磁就要有含铁矿物，因为地球是一个大磁体，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可以测定考古年代。

为了得到更多的资料，我们在探方中每 5 厘米分一层，用小锄细细地挖，土块都要打碎，取出放在水中浸泡，将其搅烂，把沉积物倒在尼龙布上，让其晒干，观察其中是否夹有玻璃质陨石，以便检出作地磁测定，确定石器的年代。这次在高岭坡遗址发掘了将近 200平方米，获得石器标本500多件，在砖红壤中又发现石器与玻璃陨石共存。对百色旧石器埋藏地层、石器分布范围、制作石器的石料等有了更全面、更清楚的了解。

1994年，经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用“裂变径迹法”对在百色旧石器遗址中与石器同层位的玻璃陨石做了两次测定，得出的年代值为732000±39000年，后来简称73万年。

1995年5月我出席在云南元谋举行的“元谋人发现三十周年纪念暨古人类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广西百色盆地的旧石器》一文，再次介绍了百色旧石器研究现状，并论述了百色旧石器的特征。百色旧石器不但是以“重型工具”为主体的砾石石器工业，而且是一个含有一定手斧比例的石器工业。石器类型以大型砍砸器为主，次为尖状器和手斧，而刮削器很少。这种组合形式，在中国已知的旧石器地点或遗址中尚不多见。这种含手斧的石器工业同东亚、南亚几个含手斧的石器工业有类似情况。和欧洲、非洲，尤其是东非的手斧文化亦有许多相似之处，表明旧石器时代初期已存在东西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1996年3月我奉命率第四次广西考古代表团去越南考察，同行有谢光茂、陈文和陈左眉。在越南清化省博物馆参观时，在陈列室看到杜山文化的手斧和砍砸器，发现它们与百色有些不同。3月19日我们考察了杜山文化遗址，杜山是一座孤立的石山，四周山坡、山腰、山脚都堆满了玄武岩石块，自下而上，石块尺寸大小越往上越大块，在山上可以找到一些打击点明显的石片，但机率很小，标准器型根本不见。西方学者把杜山石器列入舍利—阿舍利早期，出产的石器几乎全是克拉克当类型石片石器，勒瓦娄哇类型很少，与百色的砾石石器大不相同。

1997年7月，我和蒋廷瑜陪同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日本国学院大学加藤晋平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邓聪博士到百色考察。7月7日下午，先到高岭坡遗址考察，回到县城后，在田东县博物馆观察从考古工地采回的石器标本，最后到会议室休息，请加藤晋平教授发表观感。加藤先生说，他和黄慰文是好朋友，黄先生用玻璃陨石测定年代是距今73万年，他很难发表意见；他认为，他看到的标本，有的似手斧，比手斧原始，是没有问题的。美国人类学家莫维斯说过，砍砸器传统中也可能出手斧，因此，百色手斧的技术并不一定非从非洲传来不可，中国有自己固有的文化，百色手斧是本身变化出来的，中国旧石器文化有很强大的传统。他还说，百色旧石器研究很重要，是南中国旧石器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希望有更多的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参与。7 月 8 日我们到濑奎遗址考察，那天刚刚下过雨，红土粘鞋，脚下越来越重，好不容易上到岭顶，站在那里眺望，裸露的红土与翠绿的芒果树林交相辉映，格外赏心悦目。砾石和石器暴露于冲沟，历历可数，垂手可得。我们稍移脚步，就采集到几件漂亮的石器。我告诉客人，我们已办好发掘手续，冬天就要正式发掘这个遗址。当晚回到南宁，第二天上午陪他们在广西博物馆继续看标本，下午在博物馆接待室开座谈会，加藤晋平和邓聪都谈了自己的观感。加藤晋平教授说 ：你们的考古发掘非常科学、严谨，旧石器时代遗址没有最好的发掘方法，只有比较好的发掘方法。他说他在田东思林遗址的标本中发现有一种石核有多方打击的石片疤，他问，打下的石片怎么用法，值得研究。他在田东县博物馆石器中发现有像越南 3万前左右的苏门答腊式的石器。从非洲、亚洲到印度阿塞姆都存在宽刃手斧，在中国没有，广西没有发现宽刃的手斧，说明中国本身有一种很强大的文化，不受外来文化影响，百色的手斧是土生土长的。他再次强调，砍砸器传统可以产生手斧。

1997年10月由我和谢光茂、林强、彭长林主持发掘了濑奎遗址。濑奎遗址位于田阳百峰乡濑奎村濑奎屯，是右江右岸的四级阶地，整个遗址的地表都已种植芒果树，部分地方裸露砖红壤。周围有明显不同高度的山包，从低处的琴鸡坡的断面可以看出砾石层，砾石分选较好。我们在稔坡东西头、六刀坡、娘如坡、琴鸡坡等 5 处在三个不同高度的台地上开探方13个，探沟1条。从10月8日至11月18日，发掘了160多平方米，在砖红壤土中出土石制品141件，没有发现玻璃陨石和其他遗物。11 月10 日在贵阳出席全国文物工作会的专家由文物处覃溥处长陪同顺道来百色考察到了我们的工地，其中有第四纪地质地貌学家袁宝印、旧石器考古学家张森水，还有老朋友黄慰文。他们给了不少提示。

1999年1月黄慰文、袁宝印、侯亚梅、鲍立克又来到百色，加大了百色旧石器研究攻关力度，对百色的阶地序列进行了更为扎实的考察，肯定了百色旧石器在整个盆地内稳定地产出于第四级阶地。中科院院士、第四纪地质学家刘东生不顾 82 岁高龄，带领地质方面的博士生导师、土壤学家郭正堂及其博士生，在百色盆地开展了地质、土壤方面的调查研究，认为百色旧石器遗址非常重要，在第四纪环境变迁和人类进化研究方面的潜力很大，其重要性可与北方的周口店比美。

何乃汉和邱中郎整理百色旧石器的时候，曾将一部分石器标本带到北京，存放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1999年10月出席“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发现七十周年暨国际古人类学术讨论会”的学者，看了这些标本，都对百色手斧给予充分肯定。哈佛大学奥佛 茨巴尔 约瑟夫（O.Bar Yosef）教授长期在西亚的阿舍利文化遗址做研究工作，明确指出百色手斧属阿舍利手斧。加尔各答大学 Ray Ranjana 教授是研究印度手斧的专家，她认为百色手斧和印度北部的索安（Soan）文化的手斧相似。比利时莱登大学 Marcel Otte 教授是熟悉非洲旧石器考古的著名考古学家，他看到百色手斧时说，简直不敢相信是出自中国南方的，他当即请在场的谢光茂指出发现这些手斧的地理位置，并在笔记本上记下。他说，百色手斧和非洲著名的 Isimila、Ororgesile、奥杜威等遗址的手斧相似。英国考古学家 Robin Dennell教授也认为百色旧石器中存在手斧。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馆长、著名考古学家Henry de Lumley 教授在大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存在手斧，很希望有机会到广西看看。

百色手斧，距今80万年

2000年3月3日出版的美国Science杂志第 287 卷 1622 期以百色手斧为彩色封面形式发表了中美科学家共同撰写的文章《中国南方百色盆地中更新世类阿舍利石器技术》，公布了美国伯克利地质年代学研究中心为百色旧石器测出的同位素年龄为80.3万年。同期还有记者的采访报道，说这一发现，不但把人类在岭南活动的历史大大提前，而且打破了“莫维斯理论”。

随后国内媒体先后发表了采访两位中国作者的报道，3月7日《南国早报》头版头条发布消息说，百色旧石器的年代距今大约 80 万年。论文作者之一的谢光茂于3月9日来我家，第一时间给我和蒋廷瑜传达了这一信息。谢光茂还说，含手斧这种大型石器出在原生层是亚洲大型切割器中最早的。这种石器在百色盆地分布是有级限的，只在西部三分之一的地方，而且只在第四级阶地的上部，其他地层没有，推测 80 万年前陨石雨引起森林大火，使砾石层暴露出来。火过之后，当地古人类或外来古人类用这种砾石来做工具。香港《文汇报》3 月 18 日刊登无名氏《早期东方人并不“低智”：百色发现 80 万年前精致石器，推翻学术界定论》；《科技日报》3 月 24日刊登延宏《百色手斧 ：摘掉亚洲直立人“文化滞后”的帽子》；《钱江日报》3 月 26 日说 ：有位西方人类学家曾把亚洲大陆贬低为一个“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认为东亚直立人“低智”、“适应性差”，现在，广西百色旧石器“破土而出”，有力证明了东西方人类一样聪慧。

媒体说的这位西方人类学家就是哈佛大学考古学家莫维斯（H.L.Movius），他在 1937 年参加了由美国地质学家特拉（H.Terra）率领的东南亚早期人类考察队，到缅甸进行考察，在伊洛瓦底江流域发现了安雅斯文化。1943年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缅甸的石器时代》，后来，把视野扩大到东亚、东南亚以及印度次大陆北部，并于1948年发表题为《东亚和南亚的早期旧石器》的长篇论著，提出“两个文化传统”的理论，把旧石器时代早期划分为两个文化区，按照早期人类的技术和行为能力，从地理上把旧大陆分为东、西两个文化圈，西部以一种工艺比较复杂的旧石器手斧为特征，称为手斧文化圈，以地中海为中心，代表先进的文化 ；东部主要以所谓工艺简单的砍砸器为特征的砍砸器文化圈，分布区域包括东亚、东南亚以及印巴次大陆北部，认为这个区域的旧石器是砾石石器，缺乏手斧，在技术和类型上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变化，代表一种落后的文化，是“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他划的这条无形的技术学鸿沟，后来被称为“莫维斯线”，他的这套理论被称为“莫氏线”理论。百色手斧的发现，展示了东亚早期直立人的行为能力和高超的石器工业技术，打破了这种统治学术界长达半个世纪的“ 莫维斯理论”

百色考古成就，感动中美领导高层

2000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白宫，克林顿总统举行晚宴，中美合作研究百色旧石器文化项目的美方代表鲍立克博士坐在贵宾席上。总统科学顾问对他意味深长地说 ：百色旧石器研究成果具有世界意义，你要和中国科学家继续合作，深入研究下去。

同年，美国Science 杂志主编带着封面印有百色旧石器图像的Science 杂志访问中国，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了他，他送给江泽民主席的珍贵礼物就是那本Science 杂志。

2001年，由中国著名院士组成的评选小组，将百色旧石器的研究成果，与纳米技术、人类基因组等重大发现，评选为“2000 年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百色旧石器的发现因“人类起源再添新证，百色旧石器挑战‘莫氏线’理论”而名列第五。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百色旧石器考古大发现。

作者简介：彭书琳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多年从事古生物与古人类研究，曾主持过田阳濑奎旧石器时代遗址、北海中站汉代墓群、贺州宋代钱监遗址的发掘，参与主持过田东高岭坡旧石器时代遗址，资源晓锦、百色革新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和古代岩洞葬专题调查。先后在《考古》、《文物》、《人类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已结集出版《彭书琳论文集》，专著有《广西古代崖洞葬》，合著有《文明的曙光：广西史前考古发掘手记》。

（全文刊于：《大众考古》2014年第5期）

文章转载自：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