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季在工作上何去何从？是留京还是回汉，这是个艰难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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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住院的一个多月的确不是时候，因为它是我们毕业班的关键时期，即毕业论文的写作和毕业分配的确定。回到学校后我知道许多同学已经写完论文和找好了工作。只有部分同学还在为论文和工作忙碌，但也已经有了一些眉目。因此宿舍里缺少以往的那种学习的气氛，完全是一场历时三年的宴席即将结束时的情形。只有我在论文写作与工作分配方面仍需付出精力。

关于毕业论文我倒没有什么担忧。当时李泽厚在新加坡从事一年的访问研究。在他出去之前我曾和他仔细地讨论了我的毕业论文大纲。我最初的计划是一个人类学哲学和美学的纲要。其结构过于庞大被他彻底否定了。后来我在他的指导下，确定写作德国哲学美学在历史中的结构转化过程，即“康德，席勒和马克思的审美哲学”。我将论题做了一个详细的方案。李泽厚审查后，觉得非常好。我准备在开学时就按照这个计划开始写作。但它不幸被住院打断了，浪费并拖延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出院后，我只好抓紧时间收集资料，分析文献，并夜以继日地写作论文。过了一个月，论文总算完稿了。我的基本观点是，德意志唯心主义的思想主题是自由。但康德是理性自由，席勒是人性自由，而马克思才是现实自由，并为人性自由和理性自由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条路线实际上是将德意志唯心主义的理性传统转入现代的感性思索，同时避免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教条化，这使它更多地关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我以这篇论文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核与答辩，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

在我回校时，我一方面在从事论文写作，另一方面也在选择毕业分配的去向。当时我几乎有一种优越感，因为几个单位非正式地表示了要求我去工作。当然我只是考虑到两种可能：一是回武汉大学哲学系，二是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曾多次要求我回武汉大学工作。他不仅通过他人向我传达了这一消息，而且他本人也对我这么说过。他许诺，如果我回武汉大学的话，那么我就会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同时他还说武汉远离北京政治中心，在武汉大学可以安心从事学术思想工作。当时刘纲纪教授也是反复叮嘱我回武汉大学工作，去充实他所组建的美学教研室，并作为他之后的学术骨干。

我一直在考虑回武汉大学的可能性以及它对我的一些有利因素。我想湖北是我的家乡。有许多亲友，这样生活与办事无疑会方便许多。同时武汉的学术环境也还不错，它不如北京那么喧闹，而是安静平和。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珞珈山与东湖水的美丽风光曾经是我美好青春时代不可分离的风景。在北京三年，我曾多次梦见它山水之间的绿色的飞檐。当然也有同学劝我不要回武汉，说我在那里只不过能当一个地头蛇而已。个别友好的同学甚至愿意为我在北京解决住房以及其它生活方面的困难。

我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也具有极大的可能性。当时在新加坡的李泽厚教授在给哲学所负责人的信中明确表明，如果他的学生有留所工作的可能的话，那么我则是首当其一。李泽厚在我们毕业前回国时，又反复地强调了他在信中所表明的这一态度。同时我在哲学系毕业班中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属佼佼者。当哲学所的负责人在哲学系的班委会征求意见时，班长认为我是一个优秀的毕业生，可以作为留所科研人员考虑。

关于哲学所，我认为它有其它单位不可比拟的优势。它有许多著名的专家，丰富的图书，还有广泛的国内国际交流。这使它始终可以在全国哲学研究机构中保持领先的地位。另外北京是中国最大的舞台，谁要想让全中国人民看到自己表演，那么他就必须在北京的舞台上起舞。当然北京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生活上不习惯，不方便，学术上心态浮燥，追赶时髦，如此等等。

是留北京还是回武汉，我在心理一直面临着抉择。同时我也要考虑任何一种选择都不能伤害那没有被我选择的地方的师长们的美意。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图片来源网络，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