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谈话剧《尘埃落定》：在戏里戏外自由出入是这部剧的胜利

作家阿来与话剧《尘埃落定》编剧曹路生，话剧出品人张力刚、罗鸿亮，文艺评论家杨扬、孙孟晋，出版人曹元勇，就“戏剧与文学”展开精彩对话。

2021年开年就有三部从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戏剧新作，分别是话剧《狂人日记》、话剧《长恨歌》与话剧《尘埃落定》。4月8日至11日，由九维文化与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打造，改编自作家阿来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话剧《尘埃落定》在上海上演。

4月10日下午，阿来与话剧《尘埃落定》编剧曹路生，话剧出品人张力刚、罗鸿亮，文艺评论家杨扬、孙孟晋，出版人曹元勇做客上海朵云书院·戏剧书店，就“戏剧与文学”展开精彩对话。

作家阿来与话剧《尘埃落定》编剧曹路生

戏剧不同于小说，“戴着镣铐跳舞”

阿来极其看重小说的语言。他说：“《尘埃落定》这部小说的成功，不在于它的题材，它的人物关系，而在于语言。小说的胜利，或者说小说家的胜利，就是语言取得了胜利。”

但戏剧不同于小说。在他看来，舞台艺术最大魅力在于它有时间与空间的客观限制，但又要像小说一样自由演绎，即“戴着镣铐跳舞”，“所以人生和戏，都是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找到突破。”

对于话剧《尘埃落定》，阿来的评价是：“精气神都在”。他提及小说快结尾时，傻子少爷有这么一句感悟：“是的，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对于生命，我们很多时候是全情投入的，偶尔也会抽离出来，旁观自己。只是我们现在随波逐流多了，抽离少了。而话剧《尘埃落定》在舞台上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傻子’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他在戏里戏外自由出入，这是我认为这部话剧最大的胜利。”

“第二点是台上的群众性演员，他们既在演绎具体的剧情，很多时候又变成符号性的群众，这些群众性的场面是带有抽象感的。”阿来认为，抽象很重要，“这种象征性的表演，有点像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方式。当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出现，气氛得以烘托，剧情也被推动。这个处理是非常巧妙的。”

由此，阿来还分享了他对于当下叙事文化的思考。“诗意的人生哲理都是形而上的，但是今天的现实主义题材是形而下的，如果把生活场景照搬进艺术场景，那就没有形而上了。”他说，“今天中国的叙事文化面临着一个挑战，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非常狭隘，而且越来越狭隘。在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我们已经抛弃了所谓的创新。在我的理解里，小说创新就是对语言的追求，戏剧创新就是对形式感的追求，不然还创作什么？当我们的艺术都只用力于展现生活场景，展现老百姓常说的‘像不像’，那还要艺术做什么？”

小说《尘埃落定》

语言“水乳交融”，舞台再现原著的精髓与诗意

十八年前，曹路生一口气读完了小说《尘埃落定》，沉浸于小说的语言，难以自拔。他告诉自己，要把小说里的那些诗意全部搬到舞台上。

也因此，傻子少爷的大量独白在舞台上得以保留。“傻子的独白见证了历史变迁，见证了人生百态。所有诗意的、灵动的文字给你无限的想象插上了翅膀，这是我们主创必须要保留下来的。有观众说为什么要让傻子一个人有那么多话？这恰是这部话剧最难的一部分，我们用傻子独白的方式，同时加入戏剧性和故事性，串起来所有的故事。”曹路生说，傻子的叙述视角是十分丰富的，里面的通道不止两个，还有三个四个五个，时而是傻子的内心独白，时而是对话时的潜台词，时而是介入人际关系时的对话，时而是上帝视角的叙述，时而是对历史的描述，时而是富有哲理性的批判。“我一直都很自信，只有这种方法可以表现阿来原小说的精髓和哲思性。”

他在阅读阿来小说时，脑海中就出现了两个舞台场景，第一个场景是开场时舞台灯亮，傻子和卓玛正进行鱼水之欢，而打汪波土司的队伍蓄势待发；第二个场景是结尾时傻子灵魂出窍。用“凤头、猪肚、豹尾”的传统戏剧理念来说，这两个场景被曹路生认为是这部剧作中的重场戏，也是完成“一戏一格”戏剧创作的最大亮点，尤其是最后一幕中，傻子已死，灵魂离开了肉体，但傻子还在诉说。

“我忠于原著，原著那么好，为什么要解构它或者重构它？我只要把原著的精髓表现出来，让人家看到阿来的诗意。之前有人采访我，我说我也没做什么工作，只不过用一种方法，把阿来小说里的诗意串联起来编成一个舞台作品。”曹路生如是说。

阿来对曹路生的剧作语言也很欣赏。“我说它是‘水乳交融’。改编作品里的台词，有些是我的，有些是编剧的，我看别的戏有时候有点不舒服，因为我的原话会突然地跳出来，但那些原话和他们使用的语言融合不到一起，是两套语言。但在话剧《尘埃落定》里，改编语言和原著语言融合得很好。”

“二者融合，不等于二者一样。大家说‘忠于原著’，但如果改编和原著完全一样，那还要改编做什么？”据悉，阿来目前也参与了新版电视剧《尘埃落定》的改编。

话剧《尘埃落定》

文学作品改编戏剧，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曹元勇说，《尘埃落定》本身是深受读者喜爱的文学经典，它的生命一直在延续，被改编成电视剧、广播剧，还有歌剧、川剧等等，它也在不同的形式中成长。“话剧《尘埃落定》把原著小说里所有精彩的片段，所有诗意的语言，所有浪漫的细节，所有富有哲理的思考都搬到了舞台上，它抓住了原著的灵魂，是很感人的。”

据张力刚透露，主创团队下决心完成《尘埃落定》这个项目的原因是2020年影响世界的那场疫情。“当时代迅速发展，‘聪明人’依靠经验主义的判断已经全面失效，那么在快速的变化中，我们该何去何从？”他希望这个故事能让所有迷茫的人有所启迪。

除了《尘埃落定》，杨扬提到近日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戏剧新作真是不少，比如还有《狂人日记》和《长恨歌》。它们各有千秋，也在文学界和戏剧界引起了很多讨论。

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改编文学作品是戏剧创作的一条“捷径”，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剧作家的“转换”。乔治·贝克的《戏剧技巧》就讲到，小说是名著，不代表由它改编而来的戏剧会成为名剧；同样地，戏剧是名剧，把它改写成小说也不一定成名。因为小说家站在小说的角度写，戏剧家站在戏剧的角度写，小说侧重的不只是人物、情节，还有文学语言，是一种语言艺术，而戏剧是一种时空的艺术，主要通过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把它展示出来。

“除此之外，老舍先生还提出，话剧和戏剧也有不同，中国传统戏剧戏曲主要是 ‘唱’，这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音乐、歌舞的问题，但话剧的关键在于思想。”杨扬认为，话剧《尘埃落定》很特别的一点在于它对少数民族文化是平等对待的，对藏族文化是充满敬畏的，“这个话剧也体现了曹路生的思想。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他对于远古戏剧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