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头看花｜“那么我就是猫之王了！

一

《容安馆札记》第一百六十五则是关于美国作家艾格尼丝·瑞珀（Agnes Repplier，1855-1950）的《炉边的斯芬克斯》（The Fireside Sphinx）的札记：

盖说猫者，与其To Think of Tea, In Pursuit of Laughter两书体制相同，皆以数典为行文，而颇能化堆垛为烟云者……

《炉边的斯芬克斯》

瑞珀的这三本书，《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中都做过札记。早在清华读书期间，钱先生已经读过这个作家的作品，1932年11月7日的《清华周刊》发表了钱先生的书评《鬼话连篇》，其中就转引了“Agnes Repplier女士的《摩擦点》”里的一则轶闻（《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三联书店，2001年1月第一版，261页）。

杨绛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写过一篇散文《喝茶》，据范旭仑考证，这篇散文发表于《联合日报晚刊》1946年4月24日“文学周刊”，文章中提到“新近看到一本美国人做的茶考”，指的就是瑞珀的那本To Think of Tea。杨文中引的一些轶闻和警句，也大都出自这本书，在钱先生的《外文笔记》中都能找到记载（范旭仑：《偷天换日的翻译》，刊《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7年4月2日）。

二

《炉边的斯芬克斯》第34到35页：

记一人告友夜来怪事，见群猫抬一棺葬之友家，猫忽跃起作人言曰：“Then I am the King of the Cats!”即失所在。Scott尝述其事，实本之Scandinavia童话。

“那么我就是猫之王了！”司考特（Scott）在哪本书里述其事，我没查到，但澳大利亚人约瑟夫·雅各布（Joseph Jacobs,1854-1916）编著的《英国童话》中，就有一篇“猫之王”：

话说某个冬夜，教堂司事回家告诉他太太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白天他在挖墓时，看见九只黑猫抬着一口小棺材朝他走来，走到他跟前时，领头的一只黑猫对他说，告诉汤姆·蒂尔德鲁姆，蒂姆·汤尔德鲁姆死了。“可是，我不知道汤姆·蒂尔德鲁姆是谁，我怎么告诉他蒂姆·汤尔德鲁姆死了？”教堂司事朝着他太太纠结道。

就在这时，他们家的黑猫汤姆大叫起来：“什么！老蒂姆死了！那么，我就是猫之王了！”随后，汤姆噌地蹿上了烟囱，从此再也没有人看见过他。（周治淮、方慧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326-328页）

钱先生接着说：“按此语运用最妙者，见 Lily Yeats 载乃兄事。”中文意思大概是：诗人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去世的那天，诗人W. B. 叶芝的妹妹Lily在大街上碰到叶芝，告诉他斯温伯恩去世了。叶芝说：“我知道了。现在，我就是猫之王了！”钱先生说这段对话出自叶芝的画家父亲J.B.叶芝的Letters to His Son and Others，这本书已有中译本《叶芝家书》（叶安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2月版），但我却没有找到这段话。可能中译本依据的版本和钱先生当年读的不是同一个。

钱先生再接着说，此“即《云溪友议》卷下载朱冲和嘲张祜诗所谓‘白在东都元已薨，鸾台凤阁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张祜，牛屎堆边说我能’之旨”。

在《容安馆札记》最后一页2570页还有一段补充，注明是补百六五则，那是1982年10月29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里的一段英文文字，中文意思大概是说，丹尼尔·休斯（Daniel Hughes）带来了大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去世的消息，诗人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反应极快：“太可怕了！谁是老大？谁是老大？卡尔（Cal，指诗人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是老大了，是不是？”他想说的是，如果洛威尔不是（当然希望他不是），那就应该轮到他了。

钱先生还引了宋人周煇的笔记《清波杂志》，东坡去世后，黄山谷痛惜之余，也说过“现在我就是猫之王了”：“山谷在南原落星寺，一日凭栏，忽传坡逝，痛惜久之，已而顾寺僧，拈几上香合在手曰：‘此香匣子自此却属老父矣。’”这则文字出自《清波杂志》卷第七，据刘永翔先生校注本，最后一句话，“匣”作“匾”，“父”作“夫”（《清波杂志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9月版，321页）。

三

不管哪个年代，一旦有文坛重镇、学界大佬去世，公众或私下都会寻找新的“猫之王”。

写《老妇人故事》的英国作家阿诺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t，1867-1931）在二十世纪初期英国文坛的地位很高，他在1931年去世后，据英国散文家卢卡斯（E. V. Lucas）在《回忆阿诺德·本涅特》一文中说：“他刚一去世马上有一家日报开始就谁能取代他的位置而展开读者来信讨论。大部分报纸的读者来信是可笑的，但这次尤其如此，因为没有人能取代一位艺术家的位置。首相们，企业、公司的总裁们，服务员的领班——这些都可以复制，但是一位艺术家，如果他是真正的，个别的，那是独一无二的。阿诺德·本涅特是举世绝伦的，世人不需要另一个像他那样的艺术家，而是需要另一个像他那样名符其实的艺术家。”（《卢卡斯散文选》，倪庆饩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4月版，237页）

阿诺德·本涅特

几年后的1936年，中国文坛公认的领袖鲁迅去世，也曾有过一场谁为新的“猫之王”的讨论，发起者是茅盾的内弟孔另境。孔另境的女儿孔海珠撰写的《左翼·上海》中有一节详细论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238-253页）。从孔著介绍看，当时的争论涉及面不广，影响也不大，主要是孔另境以“东方曦”的笔名在1936年11月20日的《大晚报·火炬》发表了《文坛“明星”主义》，文中说：“文坛之有重心，本事一桩极自然的现象，如苏联之有高尔基，中国之有鲁迅茅盾等，但我们不可不留心的，这个重心的存在，一定要伴着一种领导作用的……”（同上，244页）这里很明确提出文坛的重心“苏联之有高尔基，中国之有鲁迅茅盾”，在不指名地批评郭沫若时却用了文坛“明星”的称呼，这自然引起郭沫若、阿英等的不满。郭沫若以“领袖问题”为题撰文说：“我们中国人少受理论的训练，一作起理论斗争来，当事者每容易动感情，旁观者也推波助澜，看见论争便以为在打架，不是说谁要打倒谁，便是说谁要同谁争领袖。”又说：“现在，时代的推动者是群众，一个作家或领导者，得不到群众的信仰和爱戴，那他的威势等于风前烛光。”（同上，250页）当时的这场讨论不了了之，过了几十年后，孔海珠才在《鲁迅研究月刊》上看到一则消息：“鲁迅死后，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谁来接替？1938年夏，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之继承者和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各级党组织向外传达，以奠定其文化界领袖地位。”（同上，253页）

四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每次去北京，都会和李慎之先生见面请益，几乎每次都会谈起他的同乡和同事钱锺书先生。李先生对钱先生的学问是非常佩服的，他还从《管锥编》中摘录出相关内容，整理成《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送过我一份复印件。1998年钱先生去世后，有一次和李先生聊天，他问我，钱先生之后，谁最有学问。我想了一下，说：金克木。李先生表示赞同。过了两年，金克木先生去世了，李先生又问我，金先生之后，谁最有学问。我想了半天回答不上。李先生说是舒芜。再后来，舒芜先生、李慎之先生都去世了，这样的问答也就继续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