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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信札书法之美

2021-04-06

如今提及书法作品,会使人自然而然联想到悬挂于墙壁之上的横匾、立轴、楹联,抑或是密布书法展厅的条屏,而在1000多年前的魏晋,那个曾是书法艺术高峰的年代,书法大多并不以展品的形式公开示人,而是寓于一纸薄薄的信笺之中。

当前传世的魏晋名帖,如陆机《平复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等,都是当时书法家与亲人好友日常往来的信札。大概当时谁也不曾料到,这些寥寥数行文字的私人信笺,日后会成为璀璨千年的艺术瑰宝。

魏晋信札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后世所有风格的书法家,不管是帖学还是碑派、古典还是浪漫、唯美还是伦理,都能从中汲取所需的养分,找到可以继承和发扬的美学价值。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魏晋信札书法为什么有如此的魅力?历史上很多书法理论家都试图解读其中的缘由。一种观点认为书法具有崇古和传承的内在习惯,所以年代越久远越受推崇。唐代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这部书法作品中引用了魏晋时期书评家的话:“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这些书评家认为:“四贤”(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是古今最杰出的书法家,然而当代不如古代,因为当代书法趋于妍媚,而古代书法保持质朴。孙过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驳斥,他认为“质以代兴,妍因俗易”,古与今是一个相对概念,“古”是过去的“今”,“今”又是未来的“古”,岂能以古今来划分质妍?就像酒有浓有淡,书法也应有质有妍,有传承有变革,这才符合万物的规律。用孙过庭的原话来概括,就是“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

还有一种观点是从中和之美的角度来阐释这种现象,明人项穆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书法雅言》中说,王羲之书法“穷变化,集大成”,成功地把严肃与飘逸、对立与和谐、情感与理智、法度与自然、遒劲与流美、质朴与巧妙等相对应的元素完美地统一起来,浑然一体,中和了各种美的风格。项穆评论的书法观点同样也受到后世的一些批驳,质疑他把艺术与学问等同起来,认为内容越丰富、元素越多样,书法成就越高,所以他把王羲之比之孔子,将其尊为书法道统的集大成者。这种观点忽略了标新立异、独树一帜也是艺术追求的重要价值。

关于魏晋信札书法的美学讨论,观点多样,非常丰富。而实际上,魏晋书法家们当年在铺纸研墨、运笔挥毫的时候,想到的也许并不都是书法之美,而还有与知己的交流之情。信札在魏晋士人眼里,不只用来信息传递,更具有情感交流的功能。从王羲之留存后世的摹本书帖可以看出,大多数内容都是问候叮嘱、寄托哀思、表露心情等日常叨念。如《快雪时晴帖》写道:“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这28个字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字面上告诉对方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向对方传递思念之情。可以说,在这个帖上最能突出表达作者当时心意的,是印记着书写过程的文字本身。

王献之《中秋帖》

现下人们可以借助图片、声音、视频等载体远程交流,而古人除了文字外,没有太多可选择的交流途径,客观上限制了情感的表达。而将所有的情感都倾注于笔端,这一点魏晋书法家们当是做到了极致,就像王羲之的《频有哀祸帖》写到“奈何奈何”时候,突然运笔急促,一气呵成,一笔而就,哀痛之情跃然于纸。这样的书写形式,淋漓尽致地抒发了王羲之写信时“频有哀祸,悲摧切割”的刻骨哀伤。这种情感的交流在现代人看来,似乎含蓄而蕴藉,然而对于风流自赏、任情随性的魏晋士人而言,却是他们生活中与亲人朋友交往的常态。

魏晋士人择友的标准很高,朋友就是知音,在理想、志趣、审美等方面气息相通、趣味相投。知音之交,贵在言简意浓,妙在心领神会,直白的表达方式显得平庸俗套,理玄识奥的只言片语,甚至洒脱的率性而为,则能创造出无限意境,显得韵味无穷。《世说新语·任诞》记载这样一个故事:王子猷(王羲之之子王徽之)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雪夜访戴的故事虽然重在刻画王徽之随“兴”而为的性情本色,却也真实反映了魏晋士人清淡而又纯深的交友文化。

当信札书法“遇上”知音文化,便实现了写信者与收信者审美的高度契合。一方面,写信者把收信对象的欣赏作为其创作的全部意义,就像贾岛诗中所言:“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另一方面,写信者也把收信对象看作外化的自己,就像俞伯牙和钟子期那样,高山流水、以心相会。因此,魏晋士人在写信札时,既实现了自由的创作,又自信作品能被外界所认可,这种自由与自信的交汇,内在和外在的统一,形成了艺术创作的臻于至善。这或许就是魏晋信札书法得以登上书法艺术巅峰的真正原因吧。

◎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作者陈振熙),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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