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寻北京的红色印记：从胡同里走出的文学革命主将

自1912年进京，鲁迅在北京先后住过四个地方，分别是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新街口的八道湾11号、砖塔胡同61号和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鲁迅”这个笔名就是居京期间开始使用的。北京的14年，对鲁迅有着深刻的影响。鲁迅作品中充满斗争精神，与北京新思潮涌动的环境不无关系。而他的坚定支持也极大地鼓舞了北京进步学生、进步团体的斗志。

犹疑中又寄予希望

南半截胡同，位于菜市口以南，不过三四百米长。鲁迅的人生轨迹正是在这里和北京胡同有了首次交集。

鲁迅，1925年摄于北京。

1912年，随着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鲁迅不得不随本驻扎南京的临时政府教育部迁徙北京，当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5月，鲁迅到京，栖身于南半截胡同内绍兴会馆里的藤花馆，后移居补树书屋。

不久后，古都北京新风乍起，新思潮涌动，新文化阵营也迅速在这里形成，北京掀起了一场文学革命浪潮，鲁迅直接参与其中。

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刚刚迁至北京后，就接连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吹响了向封建旧文学进攻的号角，引起了文学界的高度关注，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立即响应并投入战斗，积极支持这场文学革命。

此时的鲁迅，因此前积蓄了太多的失望，“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而有所担心：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会不会又像过去几次他曾满怀希望的事情那样终于以失望结束呢？基于同样的原因，他对于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也“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怀疑“是否一定就好”。

老友钱玄同来访，劝他做点文章时，他仍有疑虑：“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对于钱玄同所说的“希望”，鲁迅也承认“是不能抹杀的”。

于是，鲁迅在既犹疑又寄望的矛盾心情中，开始构思《狂人日记》，并于1918年初开始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进而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

深刻批判封建礼教

《新青年》杂志从1918年1月第四卷第一号起，大部分的文章改用白话文。然而，其所发表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是出自后来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骨头是最硬的”鲁迅之笔。

1918年5月，“鲁迅”这个笔名首次出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短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这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也是他射向封建礼教的第一枪。而这篇小说就是在补树书屋内创作的。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借着“狂人”之口，愤怒地揭穿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真面目：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1923年北京新潮社初版《呐喊》内文一页。

《狂人日记》是一篇振聋发聩的讨伐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此后，鲁迅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药》等许多优秀白话文作品，批判封建旧道德，反映国民性弱点，用以唤起民众的觉悟，以自己的作品为文学革命树立了典范，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稳固基础。

不仅如此，鲁迅还更为深刻地指出，文学革命的目标并不只是提倡白话文，还要改良思想。“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所以“改良思想，是第一事”。鲁迅这种集形式革新与内容革新于一体的思想，将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推向更深层次。

高举科学大旗

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举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要从根本上铲除封建专制和迷信愚昧的滋生土壤。

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的提出，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于北京更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作为皇都，受封建专制和独裁统治的毒害最深，其危害的表现也全面深刻；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高等学府云集，文化氛围最浓，因而追求人人平等、社会公正、民生幸福的意识最为强烈。

鲁迅正是弘扬科学精神的斗士。他从1903年开始就先后写了多篇关于科学的作品，如《说金目》《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月界旅行》《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

1918年10月，鲁迅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上，以《随感录》的形式，为科学与迷信的斗争做了总结。他说：“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他还说：“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

1922年，鲁迅与俄国盲人作家、诗人爱罗先珂等在北京世界语学会合影（前排右三为鲁迅）。

经过鲁迅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坚决斗争，宣扬封建迷信的灵学研究受到沉重打击，不再猖獗地兴风作浪了。

卖掉祖产欲在北京扎根

1919年，即五四运动这一年，鲁迅在北京正式安家了。周家买下新街口八道湾胡同11号院，为了凑钱，甚至卖掉了老家的祖屋。鲁迅和母亲、妻子、两个弟弟等一大家人一同住在这里。可想而知，要不是内心笃定，要在北京扎根，做长久居民，鲁迅怎会变卖绍兴祖产，从千里之外将众多亲眷一并接至胡同中安家？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对这座城市的感情。

唯一存世的一页鲁迅《阿Q正传》手稿复印件。

于此居住期间，鲁迅创作了《故乡》《阿Q正传》等经典作品。尤其是《阿Q正传》凝集了鲁迅多年来对国民性问题的深入思考。1923年8月，鲁迅的14篇小说结集出版，鉴于创作初衷是在“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故命名为《呐喊》。

1923年北京新潮社初版《呐喊》封面。

在创作小说的同时，鲁迅还写杂文，用更直接、更锐利的方式，对社会展开毫不留情的剖析与针砭，鞭笞封建伦理，揭露国民性的弱点。鲁迅在读者尤其是青年中的名气越来越大。

“绿林书屋”里以笔战斗

1923年8月，鲁迅因兄弟失和搬出了八道湾胡同，暂住于西四砖塔胡同61号。同年10月，他从朋友处借贷购下了位于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今宫门口二条19号）的一处旧宅，并亲自设计，雇人施工改建，于1924年5月建成。随后，鲁迅便同母亲、妻子迁入此处。

当我们仔细打量这所旧居时，便能隔着时空，领略鲁迅的思想和情操。

最能体现鲁迅独特构思的是他的工作室兼卧室。这是从正中堂屋向外凸出的一间小房间，像一条小尾巴接在后面，人们戏称“老虎尾巴”。房间与堂屋隔开，可分可合，北墙开有大面玻璃窗，使后院景物一一纳于眼中。

北京鲁迅故居（宫门口二条19号）北房。

“老虎尾巴”的陈设一切从简。墙上，鲁迅亲自挂上导师藤野先生像和屈原《离骚》中的诗句对联以自勉。还有一幅《五个警察和一个○》的炭笔速写，是著名油画家司徒乔1926年看到街头一个衣衫褴褛的孕妇为给孩子多讨一碗粥，被5个警察追打而画下的写实场景。鲁迅将画买下，挂于墙上，每天提醒自己“直面惨淡的人生”。

鲁迅故居的老虎尾巴书房。

一张三屉桌摆在东墙下。鲁迅当年坐在桌前老藤椅上，喝着苦涩的浓茶，或看书，或奋笔疾书。在这间面积约9平方米的小屋里，鲁迅写下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等文集中文章以及《彷徨》《朝花夕拾》《坟》中的一些重要文章。

对于这间“老虎尾巴”，鲁迅自己却有其他命名——“绿林书屋”，直接的原因来自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师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鲁迅始终站在学生一边，与章士钊、杨荫榆等人打起笔战。他仗义执言，写了《寡妇主义》《并非闲话》等10多篇文章，尖锐批评杨荫榆和教育部，抨击北洋政府。他不顾教育部的所谓“免职处分”，毅然出任“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会”委员，帮助学生们在新址开课。即使因紧张、劳累，发热、病倒，也在所不辞，并主动提出把义务授课的时间增加一倍。

在此次学潮风波中，鲁迅显示出斗士的不屈性格，也因此被反动文人诬蔑为“学匪”。鲁迅听闻后毫不在乎，说道：“说我是匪，我就是匪，那又怎么样呢？学匪就学匪吧!”诙谐的他，索性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绿林书屋”。“绿林”者，强盗也。“绿林书屋”乃“学匪”之寓所也，鲁迅以此讽刺“正人君子”之流反动文人，恰好鲜明地表白了自己的思想文化立场。

1926年出版的《莽原》刊物，鲁迅时任该刊主编。

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坚决支持进步学生，因此被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通缉。鲁迅不得不离开住所，先后至莽原社、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暂避。尽管颠沛流离，又有被捕之险，但他继续以笔为枪，坚持斗争。其中，就有作于1926年4月1日的《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免遭迫害，1926年8月，鲁迅不得不离开北京，也离开了他心爱的“绿林书屋”，前往厦门任教。

“北平五讲”鼓舞北方左联斗志

1930年9月18日，中共北平组织领导下的第一个左翼文化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分盟（简称北方左联）在北平成立。

在北方左联存在的六年多时间里，鲁迅曾给予了很多重要的指导和帮助。

1932年11月13日，鲁迅到北平省亲。在此期间，他通过与北方左联负责人交谈，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

鲁迅还在北平的几所大学为青年们作了五次演讲，这就是著名的“北平五讲”。

1932年11月25日，北方左联成员以北平师范大学文艺研究社的名义邀请鲁迅到学校讲演。鲁迅热情地接待了这些素不相识的青年，并从下午两三点钟一直谈到晚上。27日是星期日，鲁迅不顾连日劳顿，下午在北师大操场上，迎着大风作了《再论“第三种人”》的讲演。闻讯而来的听众达两千余人。鲁迅在讲演中再一次揭露了“第三种人”的本质，指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要扶植代表工农大众的普罗文学，粉碎“皮鞋脚”妄想踢走“草鞋脚”的企图。28日上午，鲁迅在此次来北平的最后一次演讲《文艺与武力》中指出，统治阶级对于革命文学总是要压迫的，但是无效，于是就收买一些无耻文人，也用文学来对抗，但仍然无效，就又要用武力来镇压了。但这两种方法终究都是无效的。我们要为这新兴的文学萌芽而战斗，就像抚育一个婴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