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凝望到屹立：三代考古人情缘和成长的故事

1987年9月，苏秉琦先生在研究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女神像。

《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师生间代代传授学问的佳话，是谓“薪火相传”。别的学科如此，新兴的考古学也不例外。

《中国文物报》2009年7月3日第7版，发表了张忠培的“白金宝遗址发掘与嫩江流域夏至汉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确认”，这是他为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共同编著的《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所作的序(《中国文物报》发表时有删节，原报告中刊登了全文，下同)。序中耐心地将嫩江流域考古学文化发现和研究始末娓娓道来，使每一位读者都能够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备感如雷贯耳又亲切温暖，也是中国东北地区的考古学将取得更大突破的前奏曲。

果然，8月4日下午，我由太原坐火车回侯马，一路上反复读张忠培发表在《中国文物报》7月31日第7版的《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进程》一文，这是他为他的博士研究生赵宾福所著的《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9月)所作的序。随着洋洋洒洒的万余言，仿佛看到了寄满深情于纸上笔端的老师，不吐不快的神态。他既说到自己从1990年以来，关于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这一于心难舍的大课题最终完成的因果。因为他在“1961年初到吉林大学任教时设定的参与中国学者为建设中国东北考古学体系贡献一份力量的追求”，而“东北考古，20世纪6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日本学人的地盘。”并为此先后调查了吉林白城地区，主持发掘了黑龙江珍宝岛、东宁团结、肇源白金宝和吉林大安汉书等遗址，也亲自撰写和指导学生做过多篇论文；也说到他迫不得已找到赵宾福作他的“替身”，“对替身，予以支持和指导，以抚平自己的心境，寻找乐趣”，赵宾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在我看来并非张忠培先生年事已高和“实无时间”、“无力从事”了，实际上他是慧眼识人，用大的学术课题将赵宾福推到中国考古学的前沿上来。就像他多次给我说的一样，“你要把我打倒，踢翻在地，这样你才能够超过我。”这是多么虚怀若谷的胸怀啊！赵宾福1981年起在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无论是张先生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还是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28年间带着他读完了大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他的《半坡文化研究》(《华夏考古》，1992年2期)就是张先生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也常听赵宾福给我讲张先生严格要求他的故事，到现在他已经成长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师队伍里的中坚力量。

张忠培最后说：“.....这是赵宾福的著作。然而，当我逐章地将这著作往下阅读时，苏秉琦却从这著作中显现出来，至读完这本著作，苏秉琦的高大形象就清晰地屹立在我的眼前。我所以从宾福这本著作中看到苏秉琦，是因为这著作从微观到宏观，从具象到抽象，从形而下到形而，上，无不贯彻着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即考古学文化谱系论。这是一本将苏秉琦考古学文化谱系论结合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实际，既从形而下，又入形而上进行了细致、认真、深入解析产生的一本专著。从《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地区及年代范畴来看，在该著作所涉及的领域内，这是第一本著作。从体现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即考古学文化谱系论的规模和完整性观之，这是中国的第一本著作。”我当即打通张先生家的电话，分享他的幸福；再给赵宾福打，向他表示视贺。学生能够得到老师这么高的评价，是求之不得而心常爱听之声。

张忠培先生

张忠培读自己学生的著作，喜悦之心洋溢于文字之中。这使我想起他的另外一件事。1959年后半年，还在北京大学读副博士研究生的他，刚满25岁，书生意气，风华正茂，带领学生到陕西华县元君庙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并在工地结束前的12月24号写出了发掘报告，等待审阅、出版。1961年他被分配到吉林大学工作，1964年为元君庙报告出版的事，借调到北京大学，住在44楼。

苏秉琦先生当时负责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也是他的研究生导师。张忠培通过民族学的材料已经知道元君庙处于母权制时代，但是就是看不出墓葬间的时代先后来，也就不知道墓地的结构以及无法了解墓地结构所反映的社会形态。苏秉琦先生让他通过分期排队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愉快地接受了。可他在实际排队过程中，设想了许多个方案，一遍又一遍地排，就是没有排出队来。他感到再也排不下去了，觉得只好就此交差时，便请苏秉琦先生来看，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番陈述使苏先生接受他不可能排出队来的结果。谁知苏先生一看，顿时沉下了脸，这是他看过的他的导师最难看的脸。张忠培心里也知道自己闯下了祸，要不一向和蔼可亲的先生，怎么会出现那张脸？任凭他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快到吃饭时间了，苏先生的脸色还没有变过来。无奈之下，张忠培只好说：“先生，您先回去吃饭吧！我再好好排一排，等有了结果，我再向您汇报吧？”当时苏先生住在未名湖畔健斋206号，他送苏先生走了一段路后，只听苏先生轻轻地说：“不要送了！”苏先生便默不作声朝前走去，而张忠培一动不动。“凝望着他那高大的背影在我眼前逐渐消失”，这是张忠培不止一回向他的学生们，包括我，深情地说的一段话。“当时我想，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天两头受批判，他连党员都不是，竟然批判他是修正主义者。但就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是什么原因对这批材料，还这么重视？最后我明白了，对考古事业的赤诚追求，对民族历史的无限热爱，使之然。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是科学的态度。苏先生这种执着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于是我想到，万一就是这个万一，使我的分析有什么不周之处，得出的结论岂不是错误的？”张忠培豁然开朗，急忙到食堂里打了些简单的饭菜，开始了三天两夜的重新排队，将六排墓葬分为两个区，每区三排，每个墓区包含着几座同期的合葬墓，每座合葬墓的死者是一个家族在一定时期内死亡的成员，每个墓区则是由若干个家族墓组成的氏族墓区，整个墓地是由两个氏族墓区组成的一个部落墓地。这就是利用墓地和墓葬研究史前社会的到现在为止也是中国考古学界顶峰之作《元君庙仰韶墓地》的成书背景。

于是，他又一次找来苏先生。苏先生自然是满意的，对他说：“咱们吃饭去吧！”遂跟苏先生美餐一顿，大快朵颐。当年苏先生让他参加即将成立的中国考古学会，并以他利用元君庙墓地材料完成的《元君庙墓地反映的社会组织初探》作为参会论文，后来因政治原因中国考古学会没能成立。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在西安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年会，张忠培参加并以此文提交大会。1983年4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元君庙仰韶墓地》。多年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评价说：“张忠培先生作的陕西华县元君庙的发掘，被公认是研究中国史前时期亲族组织的模范。”

这件事，对张忠培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怎么说呢？我读他的研究生时，他讲过；今年4月4日晚央视十套“大家”栏目采访他的“叩问仰韶”时，他讲过；10月23、24日在辽宁朝阳“苏秉琦百年诞辰暨牛河梁遗址发现三十周年纪念大会”的前一天(22日)晚上，在他下榻的房间里，再次向他的学生们讲过；24日下午大会发言中，又一次讲过。而且，回回激动不已，感慨无限。

众所周知，张忠培先生是位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考古学家，我想他能取得瞩目的成就，是得益于苏先生循循善诱的教诲，无怒自威的脸色和高大威严的背影，对他的启迪是密不可分的；赵宾福是一位年富力强的考古工作者，从导师的眼中，显现出苏秉琦的影子，这是多么令人开心的事啊！

从苏秉琦到张忠培，从张忠培到赵宾福，张忠培1964年凝望着苏秉琦先生的背影，2009年在赵宾福的著作中已于1997年逝世的苏秉琦先生又清晰地屹立在他的面前，45年矣！这45年，是中国考古事业薪火相传，一步步走向成熟的45年，也是在世界考古学界终于有了考古学上的“中国版”的45年！

谨以此文纪念苏秉琦先生百年诞辰，暨张忠培先生指导、赵宾福学兄完成的《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一书的出版！

文字转载自 《南方文物》 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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