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蓝牡丹》编后记｜宁肯小说集《城与年》序

天有际，思无涯。

导读

“文学即人学”是锚定中国现当代文学价值观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在文学中挖掘人性，无论善恶，皆是可供借鉴的涌泉。小说家宁肯在《蓝牡丹》中，手把手领着读者走到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身边，同时也是走进了作者本人的少年时代，在小人物跌进大事件的际遇中，全身心地领会那个时代给予每个人的彻骨感受，与之共鸣，与之共生，进而在这一过程中，领悟“文学即人学”和“文学见人性”的真正含义。

今日头条推送宁肯小说新作《蓝牡丹》，二条为林森编后记及宁肯小说集《城与年》序言。

短篇意识与时代微光

——宁肯《蓝牡丹》编后记

林森

国内的文学期刊，大多以中短篇为主，尤其是短篇，几乎占满了文学期刊的一半版面，其产量不所谓不高。但同时，我们又很难看到真正动人的优秀短篇。目前大多数短篇，只是小说篇幅的缩减，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短篇意识”——在很多小说家那里，长、中、短只是字数问题，他们并不会思考这三者的差别。可在一些优秀的小说家那里，这三者间的有着天壤之别，甚至可以说，短篇小说和诗歌的距离，比和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距离更近。短篇小说的篇幅之短，使得它不得不往内收，在极限的篇幅内，容纳足够多的内容、放射足够宽的外延——而且，它还要留下相当的篇幅，用于闲笔，以呈现某种舒缓的气质。宁肯此前写过《蒙面之城》《沉默之门》《天·藏》《三个三重奏》等优秀且风格鲜明的长篇，也写过《北京：城与年》这部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精彩散文，他在短篇小说上的发力，可谓姗姗来迟。“迟来”的原因，或许是他对短篇有着某种敬畏——事实上，在2017年《十月》于李庄的一个活动期间，他已经在跟朋友聊着正在进行着的“城与年”系列小说的创作，于是，在这两三年里，我们陆续看到了一个有文体意识的短篇小说家宁肯的精彩亮相。

他把这些小说放在“城与年”这个和自己的散文集同名的系列里，显然是在书写非虚构性的《北京：城与年》之后，获取了某种虚构的驱动力——在我看来，这种驱动力正在于非虚构性的书写，阻隔了他重返旧日北京，让他没法抵达童年的梦幻与真实，所以他一定要画一条对称轴，并把虚构性的那一面书写出来。这条对称轴，就是“城与年”——这个名字里，“城”是空间，“年”为时间，空间、时间的并置与交错，人就在其间出现了。这个系列的短篇一共九篇，这两年在《十月》《收获》等刊发表之后，好评如潮——这种好评更多来自专业化的读者，来自那些深知短篇分寸的读者那里。孟繁华就把他编选《2020短篇小说年选》的序言题目定为《今年说说宁肯》，一人“覆盖”一年。2020年底，《天涯》与海南省文学院一起举办“驻岛写作计划”，邀请宁肯前来海南岛居住一周，他在驻岛期间写了一篇手记《驻岛》，他从海浪的无序喧闹里，看到了和他小说里相通的气息：混乱。混乱的城，混乱的时代。

这篇刊发于《天涯》2021年2期的《蓝牡丹》就是“城与年”系列短篇的其中一篇。秉承着这系列小说的同一背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个混乱的时期，混乱里面寻找内心秩序的人，相继登场。《蓝牡丹》的故事并不复杂，由于时代的乱糟糟，少年小永一个人生活，还得照顾家里的猫小黄，为了让小黄尝鲜，小永去偷副食店的羊腰被揪住，最后却被店家原谅。在这篇小说里，故事主线并不重要，重要的叙述，全被作者藏起来了。比如说，被一笔带过的小永一人生活的原因——父母在房山工作、哥哥姐姐插队；比如说，“东方红副食店”原名“常發”；比如说“常發”女主人玄珍，私下里被叫做“蓝牡丹”，她解放前的有过“妓女”的经历……这些被作者轻描淡写的背后，是时代动荡期带给人的变化，在别的作家那里，会被大书特书的地方，在宁肯这里，被缩减、被隐藏、被放轻……这既是在当下写作的某种策略，更是短篇小说的精巧的处理方式。解放前成了解放后，“常發”成了“东方红”，妓女“蓝牡丹”成了温和的“玄珍”……时代在变，可人有时并不能立即跟上时代的变化。在“解放后”这样的时间被人为划定后，旧时代里的人，是不是马上就能在精神上成为新人呢？事实上，新的名词、新的说法、新的秩序不断出现，可旧时代里的一切就都要抛弃吗？从旧时代里保存着的某些“温情”，其实是值得铭记和书写的。

事实上，今日回看、重返，书写那个海浪一般混乱无序的时代，盯着其混乱是勇敢的，可更困难的，是在那样的混乱里，仍旧发现微光的闪烁，发现人情在暗处的坚韧——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在任何时间点都顽强生长的真情，人类才能一直抱有继续走下去的希望。小永偷羊腰被揪住之后，怎么处理成了一个巨大的悬念——这是一个小说问题，这又不仅仅是一个小说问题，而是宁肯要做出的选择。这也不仅仅是宁肯的选择，而是他在决定重返虚构性的“城与年”之后，代替读者面对的一个时代的追问：对于这么一个少年，“蓝牡丹”玄珍能不能原谅？宁肯在小说里，处理得越轻描淡写，细心的读者越能发现其背后，有着巨大的隐忍和温情。

个体撞进大时代，往往会成为浪潮上的一滴水，被甩开的同时也会被吞没，可怎么写出其被甩开时，那滴水在溅起后折射出来的日光，是对有志于书写的作家的真正考验。在当下，很多出版已经成为主题性出版，很多写作已经成为主题性写作，个人的发现往往让位于时代主音，真正属于个人声音的写作，就显得如此稀缺，这当然也是余华《文城》引起各种热议的原因——读者在当下，仍旧需要这一类有着作家内心尊严的书写。宁肯的逆潮而上，重返记忆里的“城”、记忆里的“年”，重返少年时的自己，他满怀温情，在混乱残酷的时代里，让少年小永被原谅。这原谅，对宁肯是极为重要的，对读者也是极为重要的，或许，在通读完宁肯这一系列短篇，我们才能发现：正是有了这个原谅，我们才有了走出那个时代，走到当下，走到更宽阔未来的勇气。

2021年3月26日

驻岛

——小说集《城与年》序

宁肯

这是一片混乱的海，太混乱了，几乎分不出石头和海，巨浪和礁石，浪花和碎石，都呈白色，哪是石头哪是浪？我驻岛，写作，阅读。可能我见到的海还是少，不然也不会这么惊讶，以致使用“混乱”形容大海。要不就是见得太多，崂山，圣托里尼，大连，好望角，冰岛，斯米兰，牙买加湾，多了去了，数不过来，因此也对海形成固定印象，通常都是沙滩，海浪，礁石，码头，远方一片海。就算礁石岩岸也光滑耐磨，磨出的灰色，棕色，黑色，或褚色皆为时间之作，像博物馆里的时间或任何一件物品。总之无论我见过多少海，在我的印象中都是一种秩序象征，包括固定的节奏，冲击，位置，不变的浪，见得太多和见得太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样。

但是，在西岛我看到了不同的海，惊人的混乱，很小的岛却有如此大的混乱，以至让我以为世界如此。当然和视角有关，和伸出两臂在远处又几乎合拢的岬角有关，想象空间极大，因此它的形势很像是世界的混乱——混乱世界局势的一部分。我像帕洛马尔那样一动不动凝视海面，但据说这个人就是卡尔维诺本人，那我就得小心一点。岬角周边全是不同方向的浪，层层叠叠，相互撞击，毫无规律的浪，永不间歇的浪，几乎看不到一点蓝色海水。那些灰白的大大小小的石头，奇形怪状，毫不光滑，几乎刚刚碎裂生成，在峭壁上看上去是一体，但随时都可能一哄而散，很难分清是海浪还是石头，乃以至整个竖起来，没有任何秩序，只有乱浪，乱石，无方向地乱冲，主要还激情不减，前仆后继，没完没了，明明没有意义却构成了脱离自身的意义，似乎无方向就是它的意义。

某种意义，《城与年》就是混乱的结果。

我在三亚，在天涯海角——货真价实的天涯海角。我在此驻岛，写一本书的序言。有时出海到某个岛，比如西岛，那样一个小岛却有那样大的混乱。我住的客栈距海不过二百米，溜达就到，是任何一处都一样的一片海，海水碧蓝，沙滩金黄、弯曲，一望无际。我深居内陆，是北方人，就算如此，因为见的海太多了，对海的新鲜也就不过几分钟。但西岛震撼了我，混乱的海，仿佛专为我而设，一直就等在这里，等我到来，等一篇时代的序言。

我在客栈收尾了《城与年》系列之最后一篇《黑梦》，自然也就收尾了《城与年》这个文本，跨文本。如果驻岛是一种形式，岛上收尾一部小说也是一种形式，我对形式从来有一种神秘的敬畏。完成了《城与年》（九个故事）我觉得可以非常从容了。不仅是写作从容了，整个人都从容了。十五万字，四年时间，一年多少字？但是从容了。剩下的，哪怕再写三个长篇都完全无所谓了，再长，再巨制，都是剩下的。本来完成了最后的《黑梦》还想将九个故事再梳理一遍，还有不放心之处，但是突然觉得可以放下了。断舍离，不追求满，百分之百与百分之九十其实没有区别，后者不完善或者更好。已感到语言里一种可怕的完善气息，留点瑕疵，毛茬儿，对，突然如醍醐灌顶——立刻就脱身了。脱出自己，从自身飞了出来。有时人就是自己的牢笼。需要牢笼，将自己关得牢牢的，也需要飞出。突然，通身喜感。大闭关，大开关，后面再闭关，也是开关了。

宁肯，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蒙面之城》《沉默之门》《中关村笔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