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维：一位诚实而理性的讲述者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意）普里莫·莱维/著 杨晨光/译

三辉图书/上海三联书店 2013年3月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一部由奥斯维辛幸存者普里莫·莱维撰写的见证者文学作品，为什么初看起来那么不符合我们的预期：它不像是一部记录暴行，揭露黑暗之作，倒像是在动摇这类作品的基础，撼动我们对它的信任？

比如他说，对我们读到的那些幸存者的回忆，除了激起同情和愤慨之外，“我们更应该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它们”，这岂不是意味着，那些受害者并不因其遭受的苦难而享有对批评的豁免权，而同样要置于我们理性眼光的审视之下？

比如他提到记忆的不可靠，尤其在涉及当事人的动机和理由时就更是如此。因而，对于当年参与施害的纳粹党人为自己所作的种种开脱，他并不一概视之为奸诈，反而承认有某种独立的记忆加工机制在起作用——它既作用于施害人，也会作用于受害人。这岂非在为恶人开脱？

比如他在奥斯维辛这一幕善与恶的两极对立的戏剧中，却致力于开掘两极中间的领域，即他所称的那片“灰色地带”。于是，不仅被迫帮助纳粹干脏活的特遣队、配合纳粹把犹太人送往集中营的隔离区犹太人主席，形象变得复杂、多重，甚至某个战后被定罪、绞死的党卫军军官也不是只有一副面孔，他也对受害人有过稍纵即逝的同情。这岂非在模糊善与恶的界限，使我们刚刚被唤醒的道德意识重新陷入迷茫？

生活的常识告诉我们，人与人的相互理解原本就极困难，而代际之间要达成理解就更难了。在我们的社会，就时常会听到上一辈苦难亲历者的这种抱怨。事实上，20世纪有过奥斯维辛或古拉格极端体验的一代人，对于如何将这种经历传递给后人，普遍地感觉到了困难。

莱维在书里也多次提到这一点。作为奥斯维辛幸存者，他说，与青年交谈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永远无法忘记的那份经历，对新一代西方人来说并不相干，而且随着岁月流逝，这种断层也日趋严重”。对于几十年前的残酷暴行，通常人们的反应就是”做个鬼脸便转身离去，关闭自己的心扉”。

并不一定要有一个与罪行相关联的专制者，才会阻止我们倾听；也许这就是人性，人们不愿让自己的心灵沉浸在沉重的东西里，——为什么要呢？何况那还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因为，要理解奥斯维辛或者古拉格，需要的不是了解单独某件令人恐怖的罪行，而是它整体的生态，而这又需要掌握大量的知识和细节。除了一些有特殊兴趣的人，谁又愿意把时间和情感投入这样一件于自身的幸福看来没有任何增益的事情？

另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曾说：“只有经历过奥斯维辛的人才知道奥斯维辛是什么。其他人永远不会知道。”有些体验本身就是封闭的、难以传递的，更何况面对的是在不同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

但普里莫·莱维毕生的写作所致力的，正是在这种日益扩大的历史断层中去搭建桥梁，这部他平生的最后一部作品自然也不例外。只是他的叙述方式是特别的，是在一种格外的冷静和自我怀疑的风格中去推进他的讲述。他不因他的经历而向我们索取过多的保护，也不假定我们一定会分享他的感情，而只是努力地用理性说服我们。一个理性的人必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限度，对此他也毫不隐瞒地告诉了我们。

作品的这种风格在书的开头就表现了出来。在全书的开始，作者没有如我们所预期的，沉浸于黑暗的叙述，试图用凡人所不能承受的苦难压倒我们；相反，他用非常温和、理性的态度与我们讨论幸存者的写作本身，为的不是揭示这种写作的了不起的价值，反而是要让我们意识到书写本身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被淹没者与被拯救者之间的距离。

要写作，首先需要生存下来。然而事实是，在集中营的囚犯中间，生存的机会是不同等的，这里同样存在金字塔般的等级。其中少数囚犯恰好有能力和运气，被纳粹选中从事一些特殊的工作，从而为自己赢得稍具特权的地位（想想那位被门格勒医生选作试验助手的犹太医生尼斯利，他的回忆《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已有中译本），但大量普通囚犯则处于最底层。毋庸置疑，后者构成了集中营的主体，反映了集中营最绝望的现实；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他们生存的机会微乎其微，“只是靠着一系列小概率事件的组合，才让他们逃脱了死亡的命运”。相比起来，处于特权位置的囚犯生存下来的比例要高得多，关于集中营的回忆作品也几乎都是出自他们之手。

这意味着什么？难道不是应该顺理成章地，把作者、把幸存者们视为整个受难者的代表，来看待他们的讲述吗？还有谁比他们更有这样的资格？但莱维恰恰拒绝了这样的荣誉。他说：我们幸存者不是真正的证人，我们只是数量稀少且超越常态的少数群体，凭借着能力或运气或心计，我们没有到达集中营的底层。而那些到达底层的人，那些被吞没者，才是彻底的见证人。但他们已经无法回来讲述它的可怕。在集中营，他们是规则，而我们是例外。

这里，莱维已然以他无比诚实的陈述打动了我们，通过坦承幸存者写作的限度，坦诚自己作为记录者的不足，而让我们意识到纳粹集中营（及同类机制）的严酷事实：幸存者所讲述的无论多么骇人听闻，也仍只是它浮在表面的部分；在幸存者的经历中，多少还是看到某种令人安慰的东西，某种善意或者某种“神迹”，所以才能幸存；对更多的、被淹没的人，则完全不存在这些。所以莱维的这番讲述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他对同类作者的提醒：在讲述自己的幸存奇迹时应有节制——这正是汉语世界里很多幸存者在写作时易于忽视的。

那么，这种诚实与谦逊是否还有其他的价值？英国作家加顿艾什曾提到，对于那些我们不曾经历的见证者文学，需要有一个诚实性测试来衡量它的可靠性，即作者在叙述时，要让我们感受到作者是在尽可能地提供真正的事实。他所举的这方面的典范就是乔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在书的最后，奥威尔特别指出，“以防我在本书的前面部分没有说明这一点，我将在这里说明：请注意我的偏见、我对事实的误解，以及因我只从事件的一个角度看问题必然导致的曲解。”加顿艾什说，恰恰是因为奥威尔说，“不要完全相信我”，我们选择了信任他。

莱维在他作品的开头，就通过了我们的诚实性测试。莱维的诚实还体现在了更多方面。比如他提到，很多幸存者，也包括自己，内心深处常常有一种羞耻感，它像蛀虫一样隐藏在那里，不时啮咬着自己。这种感觉源于何处？

集中营是如此极端的环境，囚犯们不仅在艰苦的劳动中消耗着自己，基本的生存需要也随时可能被剥夺，要生存下来，最重要的法则就是首先考虑自己，然而，你身边又不时有一些更脆弱的人，会用他苦苦的哀求使你心烦意乱，但对他们的求助，多数时候你只是耸耸肩，因为你自己也已经陷入困境。莱维说的羞耻感、自责感正源于此，源于拒绝对他人的帮助，即使你并没有犯下任何罪过，但你仍然无法摆脱这种感觉。

由此，在集中营里幸存，并非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正如作者诚恳指出的，“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个人。”而且，死去的那个人是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聪明，比如他在书里提到的几个例子，有的总是毫不犹豫帮助更弱小的同伴，有的是因为展示了自己反抗的勇气，他们因此而被淹没，这种时候，如何能不带着一丝惭愧和羞耻去谈论自己的生存？

记得从前我读一本回忆录，作者是一位信徒，他把自己类似遭遇下的幸免于难、把自己境况的改善，都归因于信仰的庇护。对此我曾有一丝疑惑，一方面，很多证据确乎证明，有政治或宗教信仰的人更容易熬过集中营的考验，莱维的书里也提到这一点，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表述是否合适？当时我曾设想：倘若一个人侥幸从奥斯维辛幸存，他把自己的得救归于信仰，以此表达感恩，这是否是一种适当的表达？他又该如何看待那些未得救者和遭遗弃者？

莱维恰好给了我回答，而且也是我愿意接受的回答。他说，“集中营的‘被拯救者’们并非最优秀的人，那些注定去行善之人，那些传达神的信息的人，我所经历和目睹的证明事实恰恰相反。更合适的说法是，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这并非一定之规（集中营里没有一定的规律，人类的行为同样也没有），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规律。”

因此，被拯救虽然是一种幸运，却不值得夸耀。相反，它对被拯救者、幸存者，也是对作者自己作出了再一重的“否定”。正是这种无比的诚实，铸造了莱维作品的力量。

莱维并不总是试图去打动我们的情感，而是把焦点投到我们容易忽视的一些事实上，甚至是投到写作者本人身上，从而让我们意识到集中营的整体生态。

在人们通常的印象里，集中营就是善恶两分的阵营，一方是压迫者而另一方是受害者，大概唯有这样的两分才能维持我们强烈的爱憎，不给罪行任何洗刷的余地；与之相对，模糊这种界限，强调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更多成为意图冲淡罪行的修正主义者常常诉诸的武器。然而，莱维却以亲历者的身份、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应和了后者的声音：确实，集中营的世界并非如此黑白分明，还有灰色地带存在。比如囚犯里，确实会出现一些在不同程度上协助压迫者以换取特权的人，——尤其担任管理职务的那些囚犯，安全的考虑及权力的诱惑使他们不仅成为集中营当局的工具，很多时候还会出卖良知而主动犯下罪行。此外还有一类特遣队，他们被党卫军特意挑选出来，从事的工作直接与纳粹最凶残的罪行——毒气室和焚尸炉——相关，比如在要被送进毒气室的囚犯中维持秩序，处理与尸体相关的事宜。

对于这些人，我们很容易因为他们破坏了我们对受害者的纯洁性想象，或者视而不见，或者干脆将他们归入施害者一边。莱维并不回避他们的存在，不回避他们事实上属于囚犯中的“特权阶级”，只是他努力让我们去理解，在集中营这种严酷的氛围下，这一点点特权对囚犯具有的生死攸关的意义：艰苦的劳动，残酷的殴打，寒冷和疾病，还有饥饿，都足以迅速摧毁他们的健康和生命，而一份特权则意味着这一结局的延迟。

不仅是这些人，即使是一些罪恶昭彰的人（罗兹隔离区犹太人主席兰科斯基、党卫军军官穆斯菲尔德），莱维不认为任何法庭会赦免他们的罪行，也不认为他们可以在道德上得到辩护，但仍然认为他们的某些行为使他们处于灰色地带的边缘。这里，作者当然不是要为他们开脱，而是为了让我们看清一个冷酷的现实：“政治压迫几乎必将催生一个难以界定的区域——一个道德模糊、人格扭曲的区域。”仅仅谴责他们于事无补，因为一旦我们自己处于相同的境遇下，他向我们提问：“我们的道德又有多坚强……如果受到必然性的驱使，同时又面临巨大的诱惑，我们每个人又会怎么做呢？”

讨论灰色地带因而是有意义的，虽然初看起来它可能令人不快，因为它指向了一些难堪的事实（比如受害人也参与了罪行），用我们日常的说法，这岂非为罪犯开脱，而给受害者的伤口撒盐？然而作者却藉由这些讨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真正地了解人类，如果我们想知道，当类似的考验再次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应该怎样保护我们的灵魂……那么这些形象是不可或缺的。”

这里，莱维表现了对人的弱点的最大宽宥。

莱维的这部作品每一章都是一个严肃的话题，给人启迪之处还有很多，有时给我们一些意外的启发。比如有一处他提到，“怜悯本身也不具备逻辑性。我们所感到的同情和与之对应的痛苦并没有比例关系——安妮·弗兰克一个人所引发的同情要远多于无数遭遇了同样痛苦的人，只不过后者的形象湮灭在历史的阴影中。也许这是世间的必然。”想想我们的公共讨论，何尝不是屡屡纠缠于这类问题，似乎一定要让情感符合逻辑？

于我们而论，全书最值得借鉴之处在于，一方面他如许多大灾难幸存者一样，意识到有责任把历史曾经走过的歧路告诉后人，“因为我们集体性地见证了一个至关重要、意料不到的事件，而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意料不到，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事件的发生。”然而它却发生了，所以完全可能再度发生；另一方面，他在面对不了解历史的一代新人时，却是用一种理性而平等的态度努力争取着他们的理解。在一个自由交流、缺乏权威的时代，这也许是更可取、更可行的方式。

全书自始至终贯穿着这种因理性而来的冷静和自我怀疑。只是，这种冷静和自我怀疑，或许不像中译本导读作者徐贲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局外人式的冷静和怀疑”。毋宁说，那是一个平等交流者身上所体现的品质，他没有要求、更没有滥用受害者可能希望的特权地位和道德光环，从而为自己巩固话语权。他愿意深入每一个事实（包括那些初看令人难堪的事实），愿意面对对话者因为时空距离而提出的尴尬问题（比如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不反抗？），这是一种无比的理性的力量，甚至是超出人的自然限度——尽管作者自己一直宽宥人因其自然限度所导致的各种过失。他是饱受创伤的受害者，却必须忘记自己的创伤，去向后来者描述这种伤害，冷静地提醒他们提防。

莱维的写作告诉我们，这样的方式并不会削弱过往苦难的严肃性和分量，反会增强它。因为它另有一种力量，那是一种产生于诚实和理性的力量，而这正是这片土地上的我们感到陌生的。只是它对写作者个人提出了一种过高的责任要求，这使我们在颂扬他的同时，又难以轻易把它加诸其他写作者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