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一百多年前德国建筑师镜头下的中国宝塔

恩斯特·伯施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德国皇家柏林工业高等学院（柏林工业大学前身）教授，中国建筑摄影鼻祖，全面考察和记录中国古代建筑的第一人。

西安大雁塔主轴线

1906-1909年，在德意志帝国皇家基金会的支持下，伯施曼跨越14省，行程数万里，对中国的皇家建筑、寺庙、祠堂、民居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留下了8000张照片、2500张草图、2000张拓片和1000页测绘记录。1932年，伯施曼受邀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通讯研究员。1933-1935年，被特聘为中国传统建筑遗产顾问。出版有《中国建筑与景观》《中国建筑》《普陀山》《中国祠堂》《中国建筑陶艺》《中国宝塔I》《中国宝塔II》等作品。

中国塔建筑，欧洲人习惯称之为宝塔，需专辟领地全面阐述。究其直接原因在于人们将其列入不同的建筑类别，并视为优秀的艺术品和宗教文物，以品别其中的兴味。自1909年考察中国建筑归来，我便着手从事中国建筑艺术与宗教文化的研究工作。在调查和研究过程中，自始至终，宝塔都格外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接着便展开了专门细致的研讨。这也符合本研究领域的核心要义。在中国精神文化的领地，存在着清晰可辨的两个部分：即中国古代思想因素和后传入的佛教因素，二者相互关联，同时并行。因此，在建筑研究领域，对中国建筑的营建，也必须从整体上依据这两个方向来进行划分。这一基本的划分，我在此前的著作中已有勾陈：1911年出版的《普陀山》是关于佛教观音道场的个案研究，1914年出版的《中国祠堂》则涉及了中国古代祭祀仪礼场所—宗庙和祠堂—的探讨。当前这本有关佛塔研究的著作则呈现出了宗教母题的转换，这将有助于在建筑研究领域进一步明晰地描绘出中国文化的双重视域。

丨浙江杭州府灵隐寺山谷中被白雪覆盖的理公塔。吕登贝格拍摄。

丨玄奘舍利墓塔的第二层。见于《中国佛教史迹》。

本书脱稿成文，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祠堂》出版至今，相隔之久，可一目了然。而这一过程却对本书的内在精神和研究目标，都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早在1914年，就我自己手头的材料，已经据其特征编排就绪。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参加了战争，而战后的头一年，我领导了东普鲁士战争墓地的拆迁安置工作。因此，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的那一年，本书的研究工作几乎没有什么进展。然而，在林林总总的重大损失和创伤中，在持续的混乱中，我们的领导层觉醒，坚定地开始推动德国重建。伴随着德国文化领域的重建，我也重新开始推进因战争而中断的研究工作。

丨河南开封府国相寺繁塔的正视图。今高约37.6米，建于公元977年，约毁于1368年。伯施曼绘制。

丨开封府的繁塔。这座六角级塔高37.6米，建于公元977年。伯施曼拍摄。

丨开封府繁塔由赤陶制成的佛龛和塔檐。伯施曼拍摄。

我的1906—1909年中国考察，以及随后持续进行的研究工作和成果的出版之所以能够实现，得益于我们的外交部门。而1921—1923年，中国宝塔相关材料编排处理工作的推进，以及阶段性的完成，同样也有赖于他们的支持。与此同时，新近成立的远东学会为我的研究计划提供了一笔丰厚的资金，解决了搜罗和加工材料时需要支付的酬劳。那时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超越和拓展个人的研究材料和观察的范围。在此前的研究著作中，主体材料都来源于自己的收集、整理和加工。在当前的著作中，这些材料只是一部分，当然，依然是数量非常可观的一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与战前相比，东西方于内于外，都走得更近了。我自踏入东亚伊始，自始至终坚定地认为：东方民族，尤其是中国，与现代开化民族门第相当，并驾齐驱。这一看法曾经甚为流行，而现在中国问题重重，其合理性则取决于一个更为有效的解释。尽管深陷逆境，但人们在学术研究上肯定不会一成不变。若人们能像全面关注东西方在经济以及政治方面的紧密交流一样，同时也关注那些带有明显的精神和物质文化特征的领域，那将多么美妙。若是能努力去探讨从史前时期到当代，中西方文化之间的深层关联，结合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考古和艺术科学领域，借助日本和中国学者的记载、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定会发现：亚欧所有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深深地相互影响着。此一研究视野也影响着宝塔宏阔领域的考察，自然也超出狭窄的中国视野之外。

丨直隶赵州的宝塔。共七层，高约60米，约建于1400—1500年。魏格纳拍摄。

丨云居寺北塔东南方的小型石塔。高约4米，建于公元712年。喜仁龙拍摄。

“正所谓所见所期，不可不远且大；然行之亦须量力有渐。”研究宝塔进一步的目标是要探求宝塔形式的起源、用途和演变过程，及其在整个东亚艺术大图景中的位置。这一目标应该置入欧亚文化交流的背景中，成为内在的驱动力。然而，主要工作还必须限定在具体任务上，即就中国宝塔的整体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外已经出版了不少关于中国宝塔的资料。战后，先是一些德国的学者或者艺术爱好者从远东的监狱或远东被遣返，接着大批人员被中国政府驱逐。他们拍摄的有关中国宝塔的照片和报道也可以为笔者所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十年，也是德国在远东势力扩张的时期。这一时期，德国学者、商业人员及旅行者拍摄或从别的途径在中国获得了一些照片。现在，这些老照片也可以作为新的材料有计划地补充进来。这些图片资料相当重要，因为它们能够表明中华帝国的所有省份与宝塔构成的系统序列存在对应关系。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借助中国古代楼台的相关历史文献，特别是记载其宗教意义的书籍，去理解业已形成的形式图景。这类古典文献十分重要，好在欧洲存量可观，而且查阅也相对方便。还有相关的中文典籍，尤其是大百科全书式的《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州、府、县和寺庙的相关志书。这些已在优秀的中国专家的帮助下进行校勘，进而完成翻译。本书的第一章，列述了一些文献。因而，最初框架就是以中国为基础来呈现宝塔这一建筑艺术的细致图像。

丨山西太原府永祚寺的双塔。两座叠层塔高54米，塔院的轴线为东南—西北走向。建于1611年，倾斜的塔心建造时间可能更晚些。左侧是永乐寺的宏伟大殿。伯施曼拍摄。

丨浙江杭州府西湖岸边的雷峰塔。共五层，遗迹高50米。建于公元975年，1924年彻底倒塌。伯施曼拍摄于1909年。

时间很快到了1923年，有关宝塔的进一步研究工作，又中断了好些年。这期间，笔者完成了其他大量中国建筑研究的工作，尤其是从纯粹形式的角度对中国建筑的探讨，并且出版了相关著作。同时还参与了中德文化和学术交流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当然，在这期间，我也不断补充中国宝塔的研究资料。1928年，书稿本来已经可以付印，但情况又一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需要再一次从根本上进行扩展和调整。

首先，喜仁龙出版了关于中国艺术的皇皇巨著，还有一些尚待出版的著作也涉及许多新的宝塔。1925年日本学者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国佛教史迹》，对中国佛教遗迹进行了探讨，1929年全部完成。该书收录大量中国宝塔的图片，以及中文和日文的文献资料。现在需要把所有新的、有价值的材料都涵盖到中国宝塔的研究著作中来，尤其是相关的日文著作，在一些精通日文的中国朋友的帮助下，将其翻译出来。这样一来，就需要对原有的材料进行重新整合，范围比原有的扩大一倍多。需要将中华帝国十八行省的550多座宝塔和塔林，根据其形式、景观和历史特征进行分类。由此，可以为中国宝塔建筑的完整历史找寻到基本原则。宝塔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佛教的历史。实际上，本书结尾处，还会尝试着按照历史顺序呈现中国宝塔。

丨湖北武昌府宝通寺的层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