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三代考古人，高中学历的他，如今是博士生老师

河南商报记者 郑超 付首鹏/文 王访贤/图

原发表于2019年10月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及二里头遗址全景图

拨开3800年的历史烟云，二里头遗址在经历六十年的考古发掘后，显现出第一王朝的大都气象。

六十年，一个甲子的轮回，凝聚着三代考古人的青春和汗水。河南商报记者专访到数位亲历二里头遗址发掘的考古人，拂去历史的尘埃，跟着他们一起回望这段不朽的文明。

刘忠伏：爬上14米高的脚手架，完成“航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第一代考古学者刘忠伏

1975年，刘忠伏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1978年正式加入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他是第一代考古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参与发掘了2号宫殿，据他回忆，当时全队人都非常振奋，20出头的他更是激动不已：“我们又挖出一个大型的四合院建筑，这机会也不是人人都有的，被我碰到了。”

宫殿发掘后，需要拍照留存。那时候没有航拍，大家就把脚手架搭起来，刘忠伏带着安全带，慢慢地爬上14米高的架子上，举着相机向下俯拍，这才完成了拍摄工作。“别看我那会儿年轻，但心里也挺害怕。”刘忠伏说，后来慢慢才有了热气球，再后来有了直升机，现在有了航拍，这些变化令他十分感慨。

二里头遗址一号坑（下）、二号坑（上）

那时候的发掘工作者条件很艰苦，刘忠伏从北京来到洛阳二里头，要自己背着脸盆、被褥等行李来，住在简陋的房子里，没有电灯，只能点煤油灯，一到晚上黑布隆冬的，把队里的女同志吓得够呛。“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就10来块钱，但我们不觉得苦，没有怨言。”谈起当时的拼劲儿，刘忠伏讲起了第一代考古队长赵芝荃。

1959年，二里头遗址被发现，他成了首任队长，这一干就是20年。几乎每年，赵芝荃都像候鸟一样往来于北京的家和中原古都考古队之间。

赵芝荃口才好，会处理关系，与偃师当地从官员、企业主到村干部乃至农民兄弟相处都非常融洽，所以在当地人缘甚好。晚上在村里散步，老乡都会和他打招呼：“赵队长回来了？喝汤了没？”透着一股乡里乡亲的热络劲儿。

刘忠伏说，赵队长对河洛感情很深，2016年因病逝世后，他的生前遗愿是把骨灰撒入洛河。

王宏章：从高中毕业到特级技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第二代考古学者王宏章

10月18日，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在即，第二代二里头考古发掘工作者王宏章仍然忙碌在一处发掘工地上。据他回忆，35年前，也是在10月的秋天，他来到了二里头考古队。

那时他二十出头，高中刚刚毕业，在二里头村农技站干了一段，觉得没意思，正好考古队招人，他就报了名。考试很顺利就通过了，他负责给文物拍照做记录，跟着第二代二里头考古队队长郑光工作。

王宏章回忆，郑光是地道的四川人，在大学毕业不久来到了北方的这个小村庄，埋头一干就是几十年，那件被誉为“华夏第一爵”的乳钉纹铜爵，就是在他在任时发现的，那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

“有人来工地十年，都发掘不出一个铜器墓。我刚来不久，就参与发掘出一件铜斝，心情非常激动，这也是二里头遗址目前发掘的唯一一件铜斝。”提及这段经历，王宏章一下变得兴奋起来，作为考古工地的“专职摄影师”，他立马按动快门，为这件铜斝拍下了“出生照”。

二里头夏都遗址一号坑

他经手过这座中国明星考古工地最早的航拍，也亲身参与发掘了遗址中的很多重大发现。比如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的大型宫殿建筑和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等。

从1984年应聘到考古队至今，王宏章经历了两任考古队长，是目前二里头遗址考古技工中级别最高的特级技工。他几乎做遍了考古工地上所有工种，摄影、钻探、发掘、清理、修复……

王宏章是二里头考古队的“元老”，是目前队里“工龄”最长的人。从20多岁的小伙，到年过半百的“大叔”；从中级技工，到特级技工；从一个拍照的高中生，到“带”博士生的考古学者。他在这片热土上挥洒着青春，并将为此继续努力。

许宏：网红大V将二里头推向公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第三代考古学者许宏先生

许宏是第三代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他形容自己是“考古界玩不动产的人”。从他口中，经常能听到一些当下最潮的词汇。

除了学者，他还被贴上了其他标签：畅销书作家、意见领袖、学术“搬运工”、小众学术“网红”……许宏拥有95万粉丝的微博“大V”，是“网红”节目《一席》的演讲者，频繁参加面向公众的讲座，他出版的三本书——《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和《大都无城》，被称为“解读早期中国”三部曲，三本书的总印刷量超过了10万册，这在考古类书籍中是个相当庞大的数字，是不折不扣的畅销书。

与一味埋首研究的专家不同，许宏身上多了点儿亲和力。无论面对老乡、考古爱好者还是媒体，他总能放下身段，不厌其烦地、用生动的语言去阐释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新一代考古人不仅要能挖、能写，还要“能说”，应该乐于为公众普及历史知识，让更多人了解二里头。

回忆起这二十年的发掘经历，许宏表示自己很幸运。比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那条著名的“绿巨龙”，便是许宏参与发掘的。

2002年的一天，有村民参与的二里头遗址开挖正在进行，忽然发现了一件黑糊糊的铜铃，铜铃的铃舌呈活动状。许宏根据经验，认定这是一件非常了得的文物，当即决定将上下左右全部掏空，进行整体搬迁。

眼见天色已晚，为防不测，许宏把吉普车开在旁边，用车灯照着，小心翼翼清理周围的附着物。直到将这全长近1米且包装完整的器物移动到他的卧室，他才松了一口气。后来化验结果出来，这件“超级国宝”是含2000枚绿松石玉串起来的绿松石龙，它的发现对二里头属华夏第一王都的身份确立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因为它是一件与王都气质非常匹配的器物。

“前些年我去看过赵芝荃先生，告诉他二里头要建博物馆了，邀请他等到建好的时候来看看，结果老先生没等到这天就驾鹤西去。”许宏满是遗憾。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开馆时，许宏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三代考古人为这片土地付出了最美好的时光，新来的考古人将继续探索。

一个普通村民，三代考古人的朋友

二里头夏都遗址复原基坑

郭振亚是圪当头村的村民，出生于1951年。由于家离二里头遗址近，他小时候没事儿就跑去玩。

他看到考古人员拿着洛阳铲在地面上钻来钻去，拿个铁锹挖来刨去，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就这样，他总是跟在考古队的后面，端茶递水，“偷学”考古知识，跟考古队打成一片。

不过，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二里头的第一件青铜礼器，会和自己扯上关系。

那是1974年，当时他22岁，在生产队当会计。这天他被队长派到西地砖窑去种红薯。他负责挖地沟，刚将铁锹挖下，觉得下边硬硬的，他的心猛地一惊，小心地将土扒开，只见一件绿锈色的物件呈现在他的面前。

直觉告诉他，他挖到“古董”了。

他没同周围的人多说，便脱下外衣，将这物件儿地包起来，一口气跑到村北的二里头考古研究所。

当时的考古工作队队长赵芝荃，把郭振亚送来的东西，小心地剥去上边的浮土，眼睛忽然亮了。他吃惊地对郭振亚说：“厉害呀！这可是我们二里头发现的第一件宝贝呀！”

他很快地送到洛阳清理验明正身，就目前而言，这是一件中国乃至中亚地区所发现最早的青铜三足爵礼器。

时间拉回到现在，郭振亚依然能够清晰地指出当时的发掘地点，并且从那以后，他对二里头的兴趣越来越浓，成为了一位乡土考古学者，也因为这段经历，他和二里头的三代队长都成了好朋友。

在采访中，他对二里头遗址如数家珍，每走到一处，他都能说出这里的故事。

郭振亚是一个普通的村民，更是一个为保护二里头遗址而生的文化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