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朱德的恩师，他的手抄诗集现身，诗中记录北京众多古迹变迁

李根源（1879-1965），字雪生，云南腾冲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名声显赫的政治人物：参与孙中山组建同盟会的筹备工作，堪称辛亥革命的元老；为呼应辛亥武昌起义，他在云南参与领导云南起义；他参与二次革命，投身反对袁世凯称帝和护法斗争等革命运动……他的一生可谓功勋卓著。

在中国近代史的各个时期重要阶段，都有其身影，都闻其呼声。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朱德的恩师。1909年春，四川籍青年朱德，从成都辗转多日到达昆明，报考云南讲武堂，当时学校的招生制度规定不招非云南籍学生。朱德再次报考时将籍贯改为云南，被顺利录取，谁知入学不久便因朱德的四川口音被校方识破。校方准备开除朱德，但时任讲武堂监督的李根源，欣赏朱德的斗志，把他特招入学，最终成就了朱德的鸿鹄之志。两人的师生情谊保持几十年。新中国成立后，朱德还请李根源老先生住进自己的家里。

鲜为人知的是，李根源还是一位多产的诗人。青少年时代，李根源在家风的影响与熏陶下，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文采飞扬。他从十七八岁起开始写诗，存世有近两千首诗。近些年，有研究者对李根源的《曲石诗录》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者认为，李根源的诗集从纵向看，跨度极广，堪称史诗巨制；从诗歌的风格看，具有元（稹）白（居易）朴实无华的诗风。

▍李根源

最近，笔者从收藏家景朝智先生那里偶然发现了李根源的一册手抄诗集，名为《北京杂咏》。这是李根源1951年至1952年，游历北京后写的诗歌专辑。细细揣摩，这册诗集应为李根源亲自选定编辑的。更为罕见的是，这本诗集是在粗纸上手写而成，而且李根源还用毛笔工工整整地题写了书名款，并钤有先生的名章。

轻轻翻阅书页，仿佛听见历史的回响。究竟书页是否为李根源亲笔，不敢断言。再细看，诗集中有几页，有细心修改甚至挖补的痕迹，这恐怕是只有敝帚自珍的著者本人才能做的吧。

根据笔者的翻查，李根源的诗集有十六卷之多，多在民国年间出版，1961年还出版过一部分，不过1949年后的诗作，均未正式出版过。在所列待版书目（油印、复写本以及手写本）中，也未见《北京杂咏》这部诗集。

《北京杂咏》里面全是关于北京的诗，涉及很多地名和历史踪迹。在品读这些诗歌时，能感受诗人的志向与情怀，正如后人对李根源诗歌的评价：“有为有守切时望，亦文亦武胜匹俦。进则忧国，退则乐天，其志尽见于诗。”除此之外，从诗中可以寻觅到当年老北京不一样的风情。

▍李根源手写的《北京杂咏》封面

▍《北京杂咏》内页

游历北京彰显“反清”心态

李根源诗集《北京杂咏》，一共收录二十四首五言绝句。先看第一首《千古此名都》：“万岁山堆秀，三海水澄绿，一幅十洲画，千古此名都。”

万岁山即现在的景山，三海即指现在的北海、中海、南海。“一幅十洲画”是把北京的山水之美拿明代绘画大师仇英（号“十洲”）的山水画来比喻，从万岁山这里徐徐展开《北京杂咏》的诗卷，再恰当不过：还有哪处风景能展现北京这座“千古此名都”的呢？

这首诗开头非常重要，是“定调”之作。万岁山是明朝时的称谓，俗称煤山，明代之前有镇山、青山的叫法；明代之后清顺治年间改称景山。李根源在诗中用明代称谓，用意明显。从李根源家族身世看，其祖籍为山东，李家始祖是明朝派往云南戍边有功之臣，受有皇恩。因此，李根源始终有一股“反清”的心态，这在诗集中有多处体现。

▍景山公园

再看这首《游北郊》：“十三陵谒遍，八达岭走穿，恰是春好处，杏花开满山。”根据此诗的旁注，这次郊游由妻子陪同，并携带着子孙三代。他穿行于八达岭山间，尽赏满山杏花遍开的美景，却没忘把十三座明皇陵拜谒个遍，这也算是对祖上的一种告慰。

细读整本诗集，都能品出诗人的这种立场。比如《有感珍妃井》：“珍妃无从见，只遗井泉香，庚子大耻辱，谁也不能忘。”他从一个清皇妃子的个人悲剧，联想到国家曾遭遇的奇耻大辱，不禁义愤填膺，这正是辛亥革命元老的胸怀。

还有一首《颐和打油诗》：“日后生前物，一一得保存，不知被窝里，睡着哪个人。”诗人在游览颐和园，看到慈禧太后的一些遗物时，对腐败的清王朝，进行了不留情面地讽刺、揶揄。读到这里，诗集有了“杂咏”的味道，真是大俗，又大雅。

在《北京杂咏》的游历诗中，也有抒发诗人愉悦心情的。如《游团城记忆》：“唯爱团城好，白松发古香，小住有旬日，清梦未能忘。”住在团城里，李根源闻到了白松的古香，又一次沉浸在当年小住的梦乡中。

《游稷园》一诗，他的心情则完全放松了：“合影弧光社，小吃瑞珍厚，览此菊花展，世界有未有。”

稷园，也称社稷坛，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民国年间，昔日皇家祭坛改做市民公园后，园内曾设诸多为游人服务的设施，弧光社是园内的照相馆，瑞珍厚烤肉馆也曾在园内营业。他先是与老友合影留念，再到瑞珍厚尝美味，接着观看园中的菊花展，叙友情，尝美味，赏花容，过了一段神仙般的日子。

拜谒忠烈先贤遗迹

《北京杂咏》除了上述游历诗外，还有就是一些拜谒古迹的诗了。因为李根源盛年时，曾多次到过北京，晚年再次重游，正好记录了这些古迹的变迁，也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研究线索。

《访椒山祠》一诗写道：“椒山自有胆，孤忠泣鬼神，雪拥榨子桥，低首拜松筠。”杨椒山是明朝中期著名谏臣杨继盛的号，他因奏劾严嵩“五奸十罪”而被陷害入狱，遭毒打酷刑，三年后混同其他死刑犯上报，被处死。后来穆宗皇帝继位追赠谥号：忠愍，后人在位于宣武门外鞑（榨）子桥松筠故宅设祠堂以奉祀。对于明代忠烈之臣，李根源自然多次拜谒。

诗的头一句，“椒山自有胆”引自杨椒山语。杨椒山入狱后遭受百般毒打，同僚不忍，托人送一副蛇胆让其止疼。杨椒山说：“椒山自有胆，何蚺蛇为？”意思是说，我自己有胆，用得着蛇胆吗？李根源在这里用典自然，天衣无缝。“雪拥榨子桥”一句，点明了前去拜谒的季节，烘托了天地同哀的肃穆氛围。

李根源在京期间，凡是敬仰之先贤，必往拜谒。他曾多次拜谒顾亭林祠，并写诗记录。《拜顾亭林祠》：“护国亭林祠，来京必瞻拜，祠虽成破落，先生精神在。”

报国寺在广安门内大街一带，在现在人的记忆里，报国寺旧货市场，曾是一处淘宝的好地方。后来因为城市发展，报国寺的几进院落安静下来。

▍顾亭林祠

不管早年间还是现在，常去报国寺的人，都知道在寺的西跨院有一处顾亭林祠。顾亭林就是顾炎武（1613-1682）。他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

李根源在此诗的旁注里，清楚地记着自己以前六次来此拜谒的时间，算上这次来，是第七次。李根源多次来此拜谒顾炎武，仅仅仰慕顾炎武的学识吗？不然。

顾炎武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清朝代更替的时代。明朝在北京的政权崩溃，但仍以南京为中心存在了一段时间，史称南明。在此期间，身处南直隶（江苏）的顾炎武积极投入抗清斗争。南明最终失败后，顾炎武游历治学，累拒为官仕清，后病逝于游历治学山西的路上。顾炎武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恐怕才是令李老先生高山仰止的吧。如果说之前六次的拜谒是发愤励志，那么第七次的拜谒，应该就是告慰了。

寻名臣师友旧迹

对于李根源来说，袁崇焕墓不能不去，他在《谒袁督师崇焕墓》一诗中这样写：“烈骨草草葬，一葬成千古，今来拜谒之，花市飞红雨。”

值得一提的是，他去袁崇焕墓的时间非常巧。1952年，北京市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打算迁移袁崇焕墓，广东籍叶恭绰等人上书毛主席要求原地保护袁崇焕墓。毛主席在批复中提到，袁崇焕是“明末爱国领袖”，位于崇文门外东花市斜街原广东义园内的袁崇焕墓得以就地保存。李老先生或许是在这前后来此拜谒，并写下这首诗的。他拜松筠祠堂时“雪拥榨子桥”，来拜谒袁崇焕墓时，“花市飞红雨“，忠魂烈骨感天动地，真是天地同祭。

▍袁崇焕墓

李根源还写有《窑厂文襄宅》一诗：“宣外旧窑厂，文襄宅于兹，遗址今何在，楚老也不知。”根据李根源在此诗的旁注，民国六年（1917），吴楚生（式钊）曾告诉李根源，杨文襄公的故宅在宣武门外旧窑厂。他俩曾一起访求之，未获。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李根源又想起这事，想再次去杨文襄故宅的遗址看一看，可是问楚老（或为吴楚生），他也不知道在哪里。

杨文襄公是谁呢？他就是杨一清（1454-1530），字应宁，号邃安，祖籍云南安宁。明代名臣，因遭构陷抱病而死，谥文襄。杨一清为官五十余载，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官至内阁首辅，是云南人的骄傲。这怎能不使李根源念念不忘，一直想寻拜一下在京的故宅呢？

笔者读罢此诗，忽然生出一个疑问，一位位高权重的明朝首辅，会在北京外城黑（旧）窑厂附近选址建宅吗？可能性不大。诗里提到的宣南旧窑厂，极有可能指的是离宣武门更近的老琉璃厂。清朝康熙末年，为清除黑烟污染，琉璃厂搬迁到了京西琉璃渠，于是有了新旧窑厂的区分。那么，原来烧琉璃的窑厂称旧窑厂最恰当。

除了名臣，其恩师的寓所，他也常去拜访。《寻谒先生寓》一诗这样写：“吾师寓高庙，几度曾趋谒，三十年重来，空潭余冷月。”

这里的“吾师”，是李根源在云南昆明高等学堂读书时的老师孙少白。正是在孙少白的指导下，李根源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逐渐形成先进思想，走上革命道路。李根源视孙少白为恩师，终生不忘。他多次拜谒恩师在北京寓所，而这一次来，面目全非，不辨踪迹。

那么，诗中所提到的高庙，在哪里呢？北京有多处叫高庙。高庙一般有两个条件：一是要建在高坡之上，另一个条件就是庙必须是关帝庙，两者兼备，才称得上高庙。

在陶然亭北门外，黑窑厂往西，现在还有晋太胡同，在胡同西北侧，早年间曾有山西太平县郡人士建的一处会馆，会馆中辟正殿供关公像。因地处南横街以南低洼地带，建会馆时筑土为基，明显高出周边地面，晋太高庙就成了这座会馆的俗称。不过晋太高庙在他去的很多年前，早已无存。

虎坊桥路西，在腊竹胡同一带，有一座用砖垒砌的高土台上，筑有屋宇数间，那也曾是一处高庙，再准确说，叫关帝高庙。民国期间，这座庙宇向社会局登记时，就因为用简称高庙不规范，更名为关帝高庙。此处关帝高庙靠南大部分因城市建设早已拆除，如今空留后殿，突兀而立。现存的小院房檐下有碑石留存。碑石记有这样的文字：“于四周平壤之中，筑土为基，耸出仞有余，而高庙即建其上，高庙之名由是得欤”。重修碑文又记：“筑泊岸甬道均与庙基相称”。可见此处高庙周围曾积潦遍布，李根源在诗中也提到“空潭余冷月”，莫非李老先生寻谒的先师寓所，就是此处高庙吗？不得而知。

北京的高庙还有几处。现在东城三里河北芦草园附近就有一处，不过早先这里河道干枯，多建民居，并无水迹。据说，什刹海北岸有一座普济寺，里边供奉有关帝，也称高庙，但那里离李根源多有活动踪迹的南城远了些。早年间，出了城，朝阳门外有一高庙村，应该更不可能是李老先生要寻之处了。

详细记录云南在京各地会馆

因为李根源是云南人，云南各地在京的会馆，也是他多次寻访之处。比如其中有《云澄试馆记》一诗：“今日云澄馆，芥庵传经院，苦行六十年，了此生死愿。”

云澄会馆是一座滇籍的学子试馆，它原来是一芥庵传经院，以门楣存“芥庵传经院”匾额为证，李根源的诗足以补史料（现编纂的北京会馆资料）之不足。云澄会馆，其实是当年的云南府和临近的澄江府两个府合建的一座学子会馆，也称试馆，馆名取各府一字。这座会馆当年坐落在内城东南角泡子河附近的江擦胡同（《京师坊巷志》记油房胡同有云澄会馆），位置就在现在北京站广场西边的停车场那里，江擦胡同也已全无踪迹。

据李根源在另外一首诗的旁注得知，芥庵传经院曾有一位昆明的名僧：堪福，他在这里传经六十余载。至此，李根源联想到自己，六十余载漫漫求学路和艰苦奋斗历程，如今伟业功成，也算得上了此“生死愿”了。

另一处与云南会馆有关的诗是《赵祠忆先贤》：“问桃居赵祠，王革亦此住，吁嗟黄矣比，一卧不归去。”这里提到的“赵祠”，实际上就是位于法源寺西墙外的云南会馆西馆，别名赵公祠。

要是没有赵公祠，可能还不会有这处云南会馆西馆。明朝末年，李自成破城而入。在如今这座会馆的位置（当年叫白帽胡同），一位名叫赵撰的监察御史，与李自成的军队相遇，他率长子及家丁护卫奋战。赵撰被俘后大声痛骂，李自成部将气急败坏，将他与家人乱刀砍死。赵撰死后就近葬于法源寺西北墙外。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赵撰被加恩赐谥曰忠愍，并在法源寺旁立景忠祠祀之。也就是在此专祠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云南籍的一处会馆。

有趣的是，这首诗的一句旁注引起了我的兴趣：“腾越刘桐轩先生晋康道光乙酉拔贡，著有《问桃山房集》，来京朝考，住华佗庙……”

华佗庙在哪呢？翻遍《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也不见，买来几份民国地图也查不着，有关会馆资料也看了，均无记载。好不容易查到一处，在什刹海北岸有一座普济寺，里头陪祀供华佗，所以也称华佗庙。这提醒了我，会不会赵公祠里也供华佗神像，因此又称华佗庙呢？

重新围绕赵公祠查找，我终于从一篇资料中找到“华佗庙”三个字。原来，在赵公祠基础上形成的云南会馆西馆，另辟一院屋，立关帝、华佗、观音像奉祀，周边街坊常来卜卦，且多有灵验，华佗庙的名字反倒比赵公祠叫得响了。看来，读李老先生的诗，收获真是不小。

李根源在《云南会馆赞》中自豪地夸赞了在北京较大的七所云南的会馆：“七个金碧馆，辉煌亘两朝，乡情堪复醉，难忘是珠巢。”在本诗的旁注里，他如数家珍地把滇籍在京会馆记录在册：“明正德年间，滇人始创会馆，历今五百余载；留有珠巢街新馆，校场头条北馆，延王庙街南馆，法源寺前街赵忠愍景公祠及云南先贤祠，江擦胡同云澂馆，崇兴寺街理化馆，校场五条昭通郡馆；莫外，如铁门、米市、张相公庙、门楼、南新华街等分馆、寓宅，共计四百八十余间。”他的记录与后来会馆资料相对照，竟几无出入。

▍珠朝街的云南新馆 蒋晨明 摄

李老先生对位于珠巢胡同的云南新馆情有独钟。也许，他早年来京在此居住，生出情感，于是，他写了“难忘是珠巢”。珠巢胡同的云南新馆，从规模上是较大的，有四个相对独立的院落。它的知名度也是最高的，光绪年间，维新派人士在这里发起成立滇学会，并于1898年参加了成立于粤东新馆的全国各省学会统一组织——保国会。自此，滇籍人士以云南新馆为据点参与维新变法等活动。作为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一定熟知云南新馆这段光辉历史。据说，这处位于珠巢街的云南新馆要腾退重修。这也该是李根源老先生的心愿吧。

遍访革命志士遗迹

作为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对于当年反清革命志士在北京的印迹，自然非常关注。《四烈士墓》这样写：“柴市文信国，愍忠谢叠山，西郊四烈士，壮烈文谢间。”文信国（公）就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被杀于元大都的柴市；谢叠山亦是与文天祥同时代的一位民族忠烈。南宋灭亡后，他拒绝高官厚禄引诱，在悯忠寺（现在的法源寺）被囚禁期间“不食”而亡。谢叠山祠在今法源寺后街江西会馆内。

文天祥和谢叠山被后人称为“两座山”一样的历史人物，诗句中堪与文、谢比肩的西郊四烈士是谁，又有着怎样惊天动地之举呢？

西郊公园，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动物园，从正门循小道向西北而行，绕过一丛竹林后面，那里曾有一处“四烈士合冢墓”。如今在原遗址处立有石碑。四烈士之一彭家珍，是云南随营学堂讲武堂队长，于1912年1月26日因行刺顽固保皇派良弼，不幸捐躯；另三位烈士，杨禹昌、黄芝萌、张先培于1912年1月16日共同谋刺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被捕遇害。这些热血青年，为共和的建立，义无反顾，奋勇捐躯，何等壮烈。更何况，彭家珍出自李根源任职的云南讲武堂，李根源的自豪之情，难以抑制。

▍动物园内的四烈士墓

李根源还写有《莽苍苍斋》一诗：“浏阳莽苍苍，三三岁月长，有人迷信说，已去做城隍。”这是李根源追忆当年与友人前往宣南北半截胡同，观谭嗣同莽苍苍斋后写的诗。那是1913年的事，同行的一位友人还作了“城隍诗”。

谭嗣同是戊戌维新七君子之一。维新变法失败后，他就是在位于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内被捕的。这里是他每次从外埠来京时的住处，在院中西正房靠北耳房自名：莽苍苍斋。

有资料记，谭嗣同1898年9月28日在菜市口被斩遇难后，位于浏阳会馆的莽苍苍斋内，曾设置灵堂，悬挂谭嗣同大幅画像。当时，很多人传说，谭嗣同没有死，他去做了城隍爷。祭祀谭嗣同的香火一直持续到1940年前后，可见后人对他的敬仰与怀念。

1913年，李根源前往莽苍苍斋时，想必正是香火燃燃不熄之时。现在要去浏阳会馆一观莽苍苍斋，顺着新开辟的菜市口南大街往南不远，在路西一高台上即可看见，不过目前仍为民居，还未腾退修缮。

另外，有诗歌还与他的切身经历相关，那就是《北海祭邵阳》：“云南护国日，北海祭邵阳，快雪一澄览，图书满院香。”

这首诗是云南发起护国运动纪念日当天（12月25日），他前往设立于北海北岸快雪堂的蔡锷祠堂祭拜时所作的诗。作为同盟会的发起者、辛亥革命的先驱、二次革命以及护国运动发动者和积极参与者，李根源怎能不到这里来祭拜当年的同志和战友？据李根源此诗的旁注，同来的有十数人之多，且蔡锷之子及李根源之子也随来拜谒。

当年在北海快雪堂的松坡图书馆里，能看到《快雪时晴帖》真容，如今这里辟为书法石刻博物馆对游人开放，历经数百年，仍可闻到“图书满院香”。

李根源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他留存于世的诗，展现了他豪情壮志后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同时还为后人留下了北京的诸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