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时节日丨二月二：龙抬头，万物兴

自唐代到今天，二月二在时间长河里经历了它的流变过程。大致说来，这一流变过程可以分为唐宋时期、元明时期、清代民国时期和20世纪中叶以来等四个阶段。

唐宋：发生发展期

二月二为节始于唐代，是一个以踏青、挑菜、迎富为主要习俗活动的节日。宋代依然如此，在节日流行范围和热闹程度似乎比唐代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宋代文学作品中，“踏青”、“挑菜”两词屡屡出现，比如贺铸《薄幸》中有 “自过了收灯后，都不见，踏青挑菜。”吴潜《望江南·忆江南》中有“挈榼携壶从笑傲，踏青挑菜恣追寻。”陆游《水龙吟·春日游摩诃池》中有 “挑菜初闲，禁烟将近 ”等，都说明踏青、挑菜习俗的普遍。宋人魏了翁有《二月二日遂宁北郊迎富故事》，诗道：“才过结柳送贫日，又见簮花迎富时。……里俗相传今已久，谩随人意看儿嬉。”展示了遂宁一带的迎富习俗。又《太平寰宇记》卷 149提到万州和忠州之地的风俗时，都提到迎富之俗。比如写到忠州风俗：“夷獠颇类黔中 ……二月二日携酒郊外迎富。” 看来不仅汉人，连少数民族也加入了迎富、过二月二的队伍。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二月二还有了挑菜节、踏青节、迎富节等专门称呼。张耒有《二月二日挑菜节诗》：“久将菘芥芼南羮，佳节泥深人未行。想见故园蔬甲好，一畦春水辘轳声。”诗作描写了作者在节日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题目便直写“二月二日挑菜节”。祝穆《方舆胜览》记载梧州容县一带景物，其中有迎富亭：“与沧浪亭相对，容俗以二月二日为迎富节，因以名。”可见二月二又有迎富节的称呼。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 “游蜀江”条引杜氏《壶中赘录》提到：“蜀中风俗，旧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读到时人过此节的热闹场面：

“都人士女络绎游赏，缇幕歌酒，散在四郊。历政郡守虑有强暴之虞，乃分遣戍兵于冈坡冢之上，立马张旗望之。后乖崖公帅蜀，廼曰：“虑有他虞，不若聚之为乐。”乃于是日自万里桥以锦绣器皿结彩舫十数只，与郡僚属官分乘之，妓乐数船，歌吹前导，名曰游江。于是都人士女骈于八九里间，纵观如堵，抵宝历寺桥，出宴于寺内。寺前创一蚕市，纵民交易，嬉游乐饮，倍于往岁，薄暮方回。”

蜀地二月二的游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有些怕出问题的官员不得不出兵来维持秩序。当后来一位官员采取 “聚之为乐”的措施后，“嬉游乐饮，倍于往岁”，二月二越发热闹了。

其实不仅民间重视二月二，宫廷中也很重视，这一天要举办挑菜御宴。只是宫中的挑菜与民间的挑菜颇不相同。在民间，挑菜不过是寻找挑挖新鲜的野菜，在宫中，挑菜就变成了一种好玩的游戏。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详细描写了宫中挑菜游戏的做法和赏罚：

“二日，宫中排办挑菜御宴。先是内苑预备朱绿花斛，下以罗帛作小卷，书品目于上，系以红丝，上植生菜、荠花诸品。俟宴酬乐作，自中殿以次，各以金篦挑之。后妃、皇子、贵主、婕妤及都知等，皆有赏无罚。以次每斛十号，五红字为赏，五黑字为罚。上赏则成号真珠、玉杯、金器、北珠、篦环、珠翠、领抹，次亦铤银、酒器、冠鋜、翠花、段帛、龙涎、御扇、笔墨、官窑、定器之类。罚则舞唱、吟诗、念佛、饮冷水、吃生姜之类，用此以资戏笑。”

皇宫中的这一游戏，对挑中红色书写的野菜名的人给予奖赏，对挑中黑色书写的野菜名的人进行惩罚，十分有趣，引得 “王宫贵邸，亦多效之”，同样以此为乐。

总体看，唐宋时的二月二是个充满着快乐的节日，其活动主要是在户外进行踏青、挑菜和迎富等，体现着时人对大自然的亲近热爱以及对富有的追求。

元明：转型期

元明时期，唐宋时期二月二的踏青、挑菜、迎富习俗在一些地方仍然传承不废。元代谢应芳《二月二日漫兴》诗云：“时俗喜逢迎富日，老夫羞作送穷文。”《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卷 “熙朝乐事”中云：“二日，士女皆戴篷叶，谚云：蓬开先百草，戴了春不老。” 可视为踏青挑菜的证明。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新的节俗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二月二已与龙联系起来，并已有关于撒灰和禁忌的明确记载。元代末年熊梦祥《析津志·岁纪》载：“二月二日，谓之龙抬头。五更时，各家以石灰于井畔周遭糁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内，男子、妇人不用扫地，恐惊了龙眼睛。”元代《朱太守风雪渔樵记》杂剧中一段对白云，“我直到二月二，那时可是龙抬头，我也不敢抬头”，也是二月二已被称作 “龙抬头”明证。

到了明代，与龙、撒灰相关的习俗记载明显增多，比如沈榜《宛署杂记》第十七卷载 “二月引龙”，并在注中进一步解释：“宛人呼二月二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委婉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嘉靖年间纂修的《河间府志》和《雄乘》、《莱芜县志》、《淄川县志》等地方志书中也都有 “引龙”的记载。

此外又有其他习俗活动出现。比如《宛署杂记》有宛平一带的人们“用面摊煎饼，燻床炕令百虫不生”的记载。又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中提到：“二月二日曰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薰床炕，曰熏虫儿，谓引龙，虫不出也。” 隆庆《赵州志》卷9载：“以灶灰围房屋，辟百虫，具鲤鱼猪脯馈新归之女，曰开素。”嘉靖《雄乘》卷上载：“是日也，将鲤席逆女，仍以礼馈之。”嘉靖《夏津县志》载：“仲春之月，二日用灶灰围屋避虫鼠。”又嘉靖《隆庆志》载：“二日以元宵日留糕食，耕夫谓之不打铧。”此外，嘉靖年间的《莱芜县志》和《淄川县志》中有“填仓”的记载。嘉靖年间修浙江《淳安县志》中有以二月二为花朝、乡间祭里社的做法：“花朝，二月二日，东西坊市为会，务以华丽相高。其间有露台甚奇巧，然亦观上人好尚而为之。乡间于是日祭里社。”

从上述资料来看，二月二的重要节俗如引龙、填仓、驱虫、迎女、祭社等此时都已经出现。这些节俗活动的出现和举行，大大改变了二月二原有的节日性质，使其从一个内容相对单调、娱乐色彩浓厚的节日转化成为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以崇龙祀土、驱避害虫、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生活康宁富有为核心内容的复合型节日。二月二节日性质的改变，主要缘于它对惊蛰日、春社日传统行事的吸附与发展，以及人们在传统文化的作用下将其与龙紧密联系起来。

二月二之所以与龙紧密联系起来，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二月星象、物候、气候及其之间关系的认知有关。农业在我国出现很早，农业生产最讲究不误农时，所以中国人特重时令，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发现特定星象的方位在不同时间各不相同，因此根据其所在方位，便可以判断当时的季节。古人将天上群星分成二十八组，叫做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又按东西南北四方分为四组，即所谓四象，即东方苍龙、南方朱鸟、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其中东方龙星的出没周期和方位与一年中的农时周期相始终而格外受到关注。春天春耕开始时，黄昏时龙星开始显露头角；夏天农作物生长时，黄昏时龙星高悬于南方夜空；秋天庄稼丰收时，黄昏时龙星开始掉头向西方下行；到了冬天万物伏藏之时，龙星则隐没身影。龙星现身则春天来临，农耕开始的认知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常识，二月二形成之后，伴随着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地位的上升，由于时属仲春，正是龙星经历了隐没潜伏之后重新显现的日子，便被人们形象地称为 “龙抬头”。这一新的命名，突显和强化了二月二与季节转换和农耕生产之间的关系，使二月二在农耕社会中的标志性意义增强。不仅如此，由于 “龙”在中国还是一种凝聚着无数人的想象力和情感认同、能够 “潜景九渊，飞跃天庭，屈伸从时，变化无形 ”的神奇动物，被视为司水神祇，神仙坐骑、吉祥瑞兽和君权象征，因此，二月二被命名为龙抬头就为与龙有关的节俗活动的生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这正是清代二月二兴盛的重要原因所在。

清代民国：兴盛期

清朝和民国时期是二月二的兴盛期，不仅流播空间大大扩张，节俗活动也更加丰富。据《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显示，全国三十多个省级行政区划，除了新疆、西藏和青海以外，其余均有关于二月二节的记载，也即都有二月二节。节俗活动总体上来看主要有撒灰、祀神、占卜、迎女、剃头、踏青、迎富、击房梁炕沿、照虫烛、制作驱虫物品、带龙尾、试耕、种菜、饭牛、吃犒劳酒、开笔取兆、上坟等，并形成了特定的节日饮食和节日饰品，也有不少禁忌。

必须明确的是，就某一个地方而言，并非所有上述节俗活动都会有所呈现，事实是，某一个地方往往中有其中的几项，甚至只有其中的一项活动。但总体上看，在清代和民国时期，二月二继承了元明时期从前朝继承而来的以及新发展出来的节俗活动，继续围绕着崇龙祀土、驱避害虫、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生活平安富有等展开但更加多样，并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认可和实践，成为时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我们说这一时期是二月二节日史上的兴盛期。

20世纪中叶以来：衰落期

20世纪中叶以来，二月二进入了它的衰落期。笔者曾在《从传统到当下：试论官方对传统节日的干预》一文中对中国传统节日在20世纪以来普遍衰落的原因进行过分析，认为个中原因多多，社会转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挑战（传统节日是生长成长成熟于传统社会、农业社会的）、历法的变更（公历作为正式历法对农历的取代）、传统节日的合法性和价值被贬抑、西方节日的冲击等都负有责任。这个分析基本上适用于二月二。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二月二的许多节俗活动普遍而迅速地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今，二月二原有的诸多节俗活动，如领龙、驱虫、祀土地、填仓、占岁、佩戴龙尾等都已变得不再常见，相关禁忌也较少被遵循。

然而，二月二又毕竟曾经是一个重要的、节俗活动多样、内涵丰富的民间节日，其节俗活动在今天仍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功能，更何况在其兴盛期出生、长大的还大有人在，兼以20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的民俗文化正处于复兴之中，故而二月二的节俗活动仍有存留，即如填仓，在今山东菏泽、江苏邳州一带仍然有行之者。至于炒麦豆、爆玉米花、摊煎饼、吃春饼、水饺、撑腰糕等食俗也时有所见，以龙、土地、文昌等神为祭祀对象的二月二庙会在不少地方依然盛行，二月二洗头理发的做法更是风行全国。

二月二到底还能走多远，我们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