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新：一流的“产房”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3月28日，马上就将七十岁了。社庆七十周年之际，我们决定辑录并邀请部分作家、评论家、学者、翻译家、编辑家等，撰写他们眼中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讲述他们的作品在人文社出版的种种难忘经历……于是，就有了《文学名著诞生地》这本纪念性的书。

在社庆期间，我们公众号将不定期地刊载书中收录的文章，以追忆出版社70年里曾流淌过的点点滴滴。今天推荐给诸君的作家周大新先生的文章，提及与人文社数十年的渊源——

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

一流的“产房”

文 | 周大新

第一次看见“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一行字，是在同村的一个识字的叔叔那里。这行字印在一本名叫《红楼梦》的书的封面上。当时识字不多的我指着那行字问叔叔：封面上印这些字干啥子？叔叔说，那是在告诉你，这本书是从这个产房里接来的娃娃。

我似懂非懂地听着。

这是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最早的记忆。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随着所识字数的增多，随着对小说的喜欢，逐渐明白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作用和价值。于是，就常找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书——主要是小说来读，一本一本又一本，不知不觉间，对小说的爱加深了。再后来，就跃跃欲试着也想动笔写小说了。

写了一些年，但从来没想到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投稿。总觉得那样大的名牌出版社，不是我等小人物能进出打交道的。

直到1987年，我在鲁迅文学院读书时认识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才知道那里的编辑并没有什么架子，这才算有了胆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了交往。这种交往的结果当然是我受惠，我不断收到出版社赠的新书，使我的精神食粮不断增添着品种。

1988年我开始写长篇小说《第二十幕》，当第一卷写出初稿时，我犹豫再三，最后决定投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试试。我写信给一编室的赵水金老师，她立刻复信要我把稿子寄给她。当时住在河南南阳的我急忙跑到邮局将稿子寄出。稿子寄走后的那些天，我心怀忐忑，不知道编辑能不能认真看我的稿子。不久，信来了。信上说，编辑部对我的小说很感兴趣，但需要做些修改，赵水金老师和陶良华先生将到南阳我家和我谈谈修改意见。他们的认真和负责使我意外而感动。

那是一个早春时节，天乍暖还寒，就在他们抵达南阳的那天，下起了桃花雪。我是在纷扬的雪花中把他们接进故乡小城一家宾馆的。雪花在窗外飘舞，我们三人在室内交谈。无论是陶良华先生或是赵水金老师，都没有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我。他们只是从艺术的要求出发，同我商量怎样处理人物更好一些，怎样操作会使语言更富美感，怎样设置情节会更妥当一点儿，怎样让笔更多地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那是一次对艺术充满虔敬的交谈，那次交谈的确对我修改作品起了不小的作用。

我开始修改，历经一个闷热的夏天。

稿子再寄回出版社不长时间得到复信，告诉我可以出版。

我舒了一口气。

在我写第二卷的时候，我得到一个去北京的机会，我走进了朝内大街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栋大楼。那楼可能有一些年岁了，墙很厚，楼梯的踏阶磨得很光，给人一种敦厚、结实、历经沧桑的感觉。编辑们的办公空间都不大，所用的桌、椅、柜也并不很讲究，这和我想象中的国家级的出版社的办公楼不太一样，一想到我读过的那么多的好书都是在这样的空间平安降生的，我感到惊奇而意外。

就是在这次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拜访中，我见到了高贤均先生，他是一个儒雅的人。他当时是一编室的主任，他微笑着给我谈了他读完我的书稿的感觉，给了我不少鼓励。我不善谈，尤其是见了生人，总有一种找不到话题的慌张，可和老高谈话，他徐缓的语速和可亲的笑容都让我很放松。我们那天谈了挺长时间的话，那天的谈话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对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都是十分负责的。

第二卷印出的时候，我已调来北京工作。在随后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次拜访中，我结识了何启治老师。我早就知道他是长篇小说《古船》和《白鹿原》的责任编辑，是很有眼光的编辑家。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有过一次交谈。他向我介绍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在编辑出版的一套有探索精神的小说的情况。他介绍到好作品时的那种欢喜神态，让我感受到他对文学确实是怀了一腔的真诚和挚爱。

文学的发展固然要靠作家，但如果没有那些钟爱文学、有独特眼光、有很高鉴赏力的编辑，也是不可想象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批高水平的编辑，这对我们国家的文学事业，是一件幸事。

《第二十幕》第三卷印出之后，我提出对全书做一次修改。出版社的领导和我的两位责任编辑陶良华先生和赵水金老师都给予了热情支持。书稿修改完毕，出版社很快首肯并拿去成套印制。这部小说从最初构思到成套印出，用了将近十年时间。双手捧着新书，我心中升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的鼓励和支持，我很难在这些年里一直坚持着写下来。

这么多年的交道打下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给我留下了三个很深的印象：其一，是敬业。他们每个人对自己的那份工作，都非常认真负责，从领导、编辑到校对人员，对出书的每个环节都能严格把关，严到一个标点符号都要琢磨。其二，是平等待人。他们从不以“皇家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自居，从不自以为高明，从不对人指手画脚，总是平等地和你讨论问题，做你的朋友。其三，有奉献精神。他们的办公条件并不好，平均住房面积也不宽敞，福利好像也不太高，可他们照样在酷暑和寒冬里四下跑着组稿，在斗室里安心地编稿、校稿，这些，没有一点儿奉献精神是很难做到的。

《第二十幕》出版以后，不管读者们的反应如何，反正在我，是了却了一件心事。很早很早，我就有一个心愿，用小说这种形式对20世纪中华民族的经历做一个记录。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帮助下，到底把这个事做完了。由于水平所限，做得可能不是很好，但我总算尽我的心做了，而且是在我最好的年华里做的。人一生不可能做成很多事，写成和出版《第二十幕》，是我一生中想做的几件要事之一。每当想起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这件事上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我心里就涌满了感激之情。

在一些宁静的夜晚，我常常会忆起在我开始创作以后给我帮助的出版社和编辑们。逢了这时，我不由自主地会想起村里那位识字的叔叔所做的比喻，他把书比做娃娃，把出版社比做产房。我觉得这个比喻挺贴切，作家们捧着自己的书稿走进出版社时，真有点儿像孕妇们挺着大肚子走进了产房。如果这个比喻可以成立，那么我要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座美丽的可以让人放心的设备很好的产房。

来这里“分娩”吧，我的作家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