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的蓝图与记忆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与亚洲语言文化系李旻教授受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邀请，作题为 “禹迹与夏墟：早期中国的蓝图与记忆” 的学术讲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邓振华老师主持了本次讲座。

李旻教授讲解《禹贡》可能是傩祭禹步表演念唱的颂词

先秦文献中，三代历史传统的开端主要涉及四点：

一、圣王纾解水患，奠定早期王权；

二、冶金发端，青铜礼器成为王权的象征；

三、以晋南盆地和伊洛河谷为中心的中原王朝的政治空间格局；

四、禹迹天下观。

虽然传世文献书写的时间与它们所追述的事件间隔千年，但是它们关于过去的记述可以通过考古学手段独立考察。这些文献与传说，哪些内容是来自三代早期的社会记忆？哪些又属于后代所创造的政治传统？通过拉长历史研究的时间框架，李旻教授尝试在考古与文献聚合之处观察早期中国社会记忆的传承，并寻找经典传统发生的时代和动因。

一、《禹贡》的成文年代

二十世纪早期，学者对《禹贡》成文年代的看法开始出现分歧，对《禹贡》的创作背景与时代看法不同。但共识是大禹传说来自古代宗教传统。由于这些论述都是在中国考古学发轫之时提出，双方都认为未来的考古学会提供答案。葛兰言甚至预言，在孔子时代之前，尚有几个更早的中国文明，等待考古发掘去发现。

考古学为考察《尚书》等早期经典的形成过程和社会背景提供了一个大幅度拓展的时空框架和知识基础。李旻教授认同邵望平先生的观点，认为《禹贡》空间界分与贡物描述中保留了大量龙山时代的讯息。他还进一步指出《禹贡》宗教传统源自龙山社会对严重自然灾变的宗教回应。这个宗教传统成为古代国家所共享的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的主要来源之一。

首先，文本风格和发展脉络显示禹迹和九州观念在公元前一千纪前半叶已经广为流传。各先秦版本中，禹迹空间基本轮廓与规模差别不大，只是内容越来越简洁和程式化。《禹贡》与《容成氏》等文献中的九州叙事，是一个由繁入简的传承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尚书·禹贡》是传世和出土涉及九州的先秦文献中最早的一个版本，在《容成氏》出现之前已经成型。

其次，《禹贡》建构的晋南中心格局与我们从考古角度所了解的商周政治空间结构有显著的不同。《禹贡》将黄河中下游河道三面环绕的冀州视为九州天下的核心区域。在传世文献中，这种以冀州为首的空间结构是与位于晋南盆地的唐和夏墟传说联系在一起的。从考古学视角来看，晋南中心格局的前提是龙山时代的社会记忆。对周王朝的创建者来说，这种理念已经是一种过去的政治空间蓝图。

曲沃盆地遗址考古分布图

最后，《禹贡》地理知识与物质文化特征与龙山时代矿冶知识的拓展有关，《禹贡》对贡物的综合描述，反映的是一个具有多金属矿冶知识但青铜冶金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物产描述所涉及的多金属矿藏知识在欧亚冶金传统中具有整体性和久远的历史，并与畜牧一起出现于龙山时代的中国社会。

战国时代中国格局示意图

二、以晋南为中心的格局成因

1. 气候剧烈变化

公元前三千纪晚期长达数百年的气候异动对大禹治水传说的形成有核心贡献。气候异常引起的持续干旱并间以数度逆转是发生大规模地质灾害的重要条件之一。灾变规模的扩大可能造成人员的离散迁徙，被迫放弃一些传统生存地区，向有安全屏障的河谷和高地集聚，改变传统的文化分界。

高地河谷中的陶寺与崇山传统

2. 人口集中

自公元前230年起，包括汾河下游河谷与运城盆地的晋南出现空前规模的人口集中。陶寺遗址墓葬总数在一万座以上，这是同时期遗址所无法想象的。

3. “王者之气”的出现

陶寺体现出社会分化、文化多样性与政治不稳定性等特征。以陶寺为首的晋南龙山社会，汇集来自辽东、山东、江淮到河西走廊和鄂尔多斯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形成一套完整的物质文化传统。陶寺早期的高级贵族墓葬体现一套更加制度化和等级化的葬俗。苏秉琦用“王者之气”这个概念来描述陶寺早期统治者用物质文化来昭示权力与威望的尝试。

陶寺中期大墓M22

4. 互动网络的扩大

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变，可能导致了公元前23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聚落中心的崩溃。在西北和黄土高原，气候干冷促进了畜牧经济的拓展。从河西走廊到阴山—河套—鄂尔多斯，再到西辽河流域，玉矿、金属矿脉、盐湖、草场等资源分布地带成为不同经济形态的社会群体交汇之所。龙山时代的政治实验在东亚、北亚、中亚三个文化互动圈交汇的框架内发生。

龙山时代三个互动圈示意图

5. 冶金和采矿技术的出现和传播

商洛走廊成为高地龙山社会矿冶知识南下的通道。公元前二千纪初，具有甘青齐家文化特征的高地龙山陶器群通过关中沣西、蓝田泄湖、商洛东龙山，到达商洛走廊南端的淅川下王岗和郧县辽瓦店子。欧亚冶金技术伴随齐家文化的南下延伸到富藏绿松石与铜矿的汉江流域。无论逐渐积累还是系统勘查，矿藏知识的汇集构成青铜时代王权的知识基础。

通观从公元前三千纪到前一千纪的政治格局与物质文化变化，以晋南为中心的龙山社会为《禹贡》天下观提供了想象与整合地理知识的框架。其核心内容包括以龙山时代新兴的以山川祭祀为核心的宗教网络、与早期王权观念伴生的政治空间理想，以及以多金属矿藏知识为前提的山川观念。这一套山川表述的系统性，显示《禹贡》九州空间观念的建构并非简单的知识拼凑，而可能是在一个宗教与政治理想指导之下，对具有相当规模的实地勘察所获得的地理知识进行的汇总与概括。

综上所述，《禹贡》是一份宗教篇章，也是一份对政治空间蓝图的系统表述。它阐述的是一种辐辏结构的王权理想——政治秩序应当如此，而并非对社会现实的历史性描述。这种王者的知识一直在被传颂、书写、修改，即使晋南盆地的龙山都邑没落数百年，其晋南中心的空间格局仍在经典传统中保持持久的影响力。

三、结论

公元前十九世纪前后，晋南、山东、颍河流域龙山都邑相继崩溃，早期中国主要政治舞台开始向嵩山西麓的伊洛河谷转移。二里头时代，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政治格局。二里头重视青铜礼器的生产，以及向中条山和江汉产铜地区的扩张，表现出三代文明一个重要传统，即以金属矿藏为核心的政治山川观念的形成。

商王朝的出现标志着太行山东麓河内政治势力的崛起。二里头的政治网络和地理知识为早商的军事扩张提供了蓝图。商王朝还通过盘龙城据点的设立，巩固并拓展了对长江中游铜矿区的控制。

早商王朝在迅速扩张后频繁迁都，最终返回河内平原的殷墟。殷商对洛阳和晋南盆地的放弃意味着二里头所建立、郑州政权所巩固的中原中心格局的解体。殷商王朝政治重心向河内的回归，使其在空间上进一步远离晋南和洛阳。这种政治格局与历史地理特征对理解周人历史知识的来源和周人灭商之后以三代历史地理为蓝图的建国叙事有关键影响。

商王朝政治重心转移示意图

吉德炜曾以多孔的瑞士奶酪来形容晚商时期的政权结构——在商人军事据点之间和控制范围以外的地带，仍存在许多非商政治和文化传统。这个比喻，有助于理解商代之前的政治遗产如何为周人所继承，即便是在早商势力极度向外扩张之际，那些反抗商人统治的政治势力，或是位于商人直接控制范围之外的高地社会，仍然在传承龙山时代的政治遗产。李旻教授将这些区域社会称为高地记忆群体，他们与殷商王室史官共同成为周人多元历史知识的直接来源。

李旻教授最后提到，由于不同记忆群体和政治集团的存在，历史在各种叙述持续不断的竞争、协商和相互渗透的过程中被反复书写。这些现象要求我们用一种更长段的时间纵深来考察这些政治传统的渊源与变化。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史前与历史时代的分野，以及考古与文献间的区隔，把周人对传说时代的回溯，放在周人之前数千年间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政治与文化变革之中，可以看到龙山时代政治和宗教遗产是三代文明社会记忆与经典发生的重要源泉。

以上内容来源于公众号亚洲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