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研究的简要评述

【作者简介】郑君雷，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摘要】早期西方学者对于游牧文化起源的解释通常是围绕将游牧作为渐进式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展开,近年来西方学者则倾向于游牧出于混合经济,认为游牧专门化的动因包括自然条件变化、人口压力(以及相应的农业扩张、都市发展和聚落扩展)、工艺专门化、贸易联系、政治环境、迁徙等方面,其中Khazanov对于欧亚草原及沙漠(半沙漠)地区、近东地区、中东地区、非洲大陆、欧亚北部地区和亚洲内陆高原游牧业起源情况的总结代表了西方学者近期的整体性认识。本文首先对这些情况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学者在游牧起源问题研究上的基本取向进行了评述,并且指出了其在中国游牧业起源研究问题上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西方学者；游牧文化；欧亚草原起源；评述

畜牧业是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之一,游牧经济则是畜牧业的发达形态。从世界范围观察,即便是今天,游牧仍然是许多族群的主要生业形式,游牧经济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按照《The Nomadic Alternative(游牧选择)》(1993)一书的介绍,现今世界上存在着五个主要游牧地带:1.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2.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3.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4.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5.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另外还有两个可以视为典型游牧社会变体的特殊地区:1.欧亚北部高纬地区。以苔藓为食的驯鹿是牧民的饲养和狩猎对象,也是运输工具。2.南美安弟斯高地。饲养羊驼(美洲骆驼),牧民的经济传统是高山农耕与牧场相结合。

游牧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主要文明类型之一,但是现代学者对于游牧文明的关注和了解可能与其在世界文明史上应该占有的位置是不相称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文明体系包括14个独立文明、6个失落文明和16个卫星文明,“邻近欧亚与亚非大草原地带的各土著游牧文明”只是以整体被列为卫星文明中的一个,似乎不足以反映诸游牧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不同特质。原因或许可以归纳为三条:首先,绝大多数学者是站在根植于农耕文明和工业社会的现代视角下来审视游牧文化的,在认识角度上存在对游牧社会的隔膜和误读;其次,历史文献中关于游牧族群的记述绝大多数出自农业社会,偏见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第三,由于经济形态和政治格局的变革,游牧社会在发生变迁,游牧文化日渐式微,民族志材料的重要性在降低。游牧文化的起源问题是西方学术界研究游牧文化的一个热点,也是难点。汤因比认为游牧文明的发生是某种由简单到复杂的经济生产方式在渐进式发展过程中脱离标准发展道路的选择结果,“我们甚至不能大概地给出假定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渐变时间,如果说这个过程是一个隐含未露的谜,那么游牧生活的起源则是这个谜中最隐秘的部分”。现代学者将游牧文化起源视为研究难点的原因还可以再加上一条——游牧生活的流动性、质朴性和分散性决定了相关考古学材料的相对匮乏。

有的中国学者认为“在游牧文明的起源问题的研究上,学术界长期以来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单线进化论占主导地位,他们都坚持前亚是游牧文明一元起源论。摩尔根认为:中亚和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源于闪族和雅利安人的迁徙和传播”。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这样表述:“到野蛮时代中期阶段开始之时,东半球最先进的部落显然不知有谷物,却已经有了家畜,因而能得到肉类和乳类的供应,他们的生活状况远胜于美洲土著;处于同期的美洲土著虽会种植玉蜀黍等作物,却没有家畜。闪族和雅利安族之从大群野蛮人当中分化出来,似乎就是由饲养家畜开始的……雅利安族和闪族之所以得天独厚,主要是由于他们之重视牲畜的繁殖犹如重视他们自己一样。他们事实上已将牲畜,包括它们的肉、乳和筋,统统安排在生活计划之内。人类当中没有其他任何种族,做到他们这一步,而且在他们两者之中,雅利安族又比闪族更进一步。无论是雅利安族或闪族,当他们一旦习惯于畜牧生活以后,势必要学会种谷物,以便在远离草原的地方维持其大群牛羊的饲料,然后才有可能带着他们的畜群重返亚洲西部和欧洲的森林地带。因此,如前所述,谷物的种植看来很可能是出自牲畜的需要,并与这些部落向西方迁移的运动有关;而且,他们由此获得的知识终于使他们自己得到了淀粉食物”。

“前亚地区游牧文明一元起源论”的理论基石似乎不能单纯地归结为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单线进化论,实际上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认为游牧文明发生于某个特定地区,然后逐渐向其他地区传播。这种认为某种特定文化现象出自一个共同起源的观念通称为传播主义,自英国人类学家E.B.Tylor1871年出版《原始文化》以来广为流行。传播主义者未能解释文化特质的最初起源,并且将文化现象与人及其社会的作用相割裂,其明显的理论缺陷已经被许多学者所诟病。就游牧文明的起源研究而言,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学者其实已经超越“前亚地区游牧文明一元起源论”的束缚;其二则是认为游牧经济形态的出现早于农耕。

摩尔根关于人类社会普遍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从简单到复杂通过共同途径进化的思想虽然被批评为“单线进化论”,但是将游牧视为从狩猎进化至农耕的一个中间阶段,或者是将游牧视为狩猎向农耕进化过程中的某种变异性选择,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来研究游牧文明起源问题确实是早期西方学者的思维取向。以Emile Durkheim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派亦深受影响。Durkheim根据社会组合的程度(复杂程度)划分社会类型,认为游牧群体是最简单的社会,所有社会类型都是这一类型的复杂形式;游牧群体集聚为氏族,进而演化为部落,氏族联盟固定下来成为村落,村落社会之上是由各种氏族部落形成的简单多形式社会,然后逐渐融合为高级多形式社会。汤因比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经济生活方式是假定逐步由简单到复杂,由几个彼此衔接的阶段——狩猎采集、动植物的驯化栽培、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相接合的定居——构成的。根据这个模式,游牧生活被假定为一种从动物驯化阶段的标准发展道路分离出来的有选择的体系,因为游牧生活基本上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畜养牲畜的形式”。

因此早期西方学者对于游牧文化起源的解释通常是围绕将游牧作为渐进式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展开,代表性观点包括:1.游猎人群在追逐兽群的过程中收容受伤和弱小动物(如驯鹿)加以驯养,从而形成游牧人群(Khazanov1983)。2.移动的狩猎者从邻近的农业聚落中取得牲畜形成游牧。Bacon(1954)和Vainshtein(1978)均以为那些从邻近的农民手中借来牲畜的猎人是欧亚草原的第一批游牧民。3.气候干旱化导致作为狩猎对象的动物群消失,狩猎者只有通过从事原始农业和饲养那些无处觅食的野生动物来获取生活资料;随着干旱的加剧,这些已经定居的农业生产者和家畜饲养者被迫离开日益缩小的可耕地,驱赶着牲畜在草原上寻找暂时的牧场,季节性地迁移,形成四处游牧的生活方式(R.潘派里1908)。4.早期人群需要应付人口增加的压力,却无力改进现有的生产技术,不得不谋求生存手段的多样化,例如他们学会了栽培植物和饲养动物,其后部分人群逐渐走向游牧生活(P.J.尤科和G.W.丁波尔贝1967)。

王明珂先生介绍,“对于这样一个人类生态上的重大变迁,学者们一直有相当的兴趣,但在七十年代之前,学者在这方面的认识还很有限。后来由于社会人类学在游牧社会的研究积累了相当的成绩,加上在考古上微骨质标本的采集分析受到重视,自七十年代始在这方面有了些很好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近东,后来又及于东非、中亚、北非及阿拉伯世界(Lees&Bates1974、Hesse1982、Lynch1983,Robertshaw&Collett1983、Sherratt1983、Gilbert1983、Levy1983、Greenfield1988、Marshall1990)”。

实际上,西方学者在1970年代以前的一些研究已然逐渐丰富和改变了对于游牧社会的传统认识。以对东非游牧族群的研究为例,P.蓬特对吉埃人、卡拉莫乔人、图尔卡纳人、桑布鲁人、马赛人,D.图坦对穆尔西人,埃文思-普里查德对努尔人,拉达和内维尔.戴森-哈德逊对卡里莫炯人的考察都是比较著名的例子。东非游牧民主要放牧牛群,牛是东非牧民生产生活和思想观念中最重要的牲畜,他们通常兼营农业,但是固守“畜牧至上”的观念。例如卡里莫炯人在农田附近建造棚屋和畜栏,定居点设置供老幼妇孺全年居住;成年男子旱季在牧场上游牧,雨季亦住在定居点;他们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作物种植上,而且农产品在饮食结构中十分重要,但是他们首先将自己视为牧民。努尔人定期在雨季村落和旱季牧牛营地间迁移,旱季早期青年牧民还有小营地间的迁移;家庭可能从村落的一个地方迁至另一个地方,也可能从一个村落迁到另一个村落;当牧场和农园资源衰竭时便会放弃村落(村落一般十年以后便会出现衰竭迹象);他们雨季兼营农业,居住棚屋,棚屋和牛棚大约五年以后便需要重新建筑;旱季居住简易棚屋(风屏),这时捕鱼业非常重要。

对欧亚草原游牧族群的研究同样如此。通常认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中国北方草原经历了一个干旱化过程。虽然草原地区土壤肥沃,水资源亦称丰富,但是缺乏足够的湿度和较短的生长期限制了农业发展,农耕并不能成为稳定可靠的生计方式(Taaffe1990)。不过民族志材料说明游牧民存在少量农耕以满足季节性迁移的需要(Rona-Tas1959)。在喀尔喀人(Khalkha)中,部族中的贫苦人家为富裕牧户帮耕,并在他们出外游牧时照料庄稼,农业生产技术较为原始粗简。这种互助式农耕只是蒙古游牧社会的多种农业形式之一(Vreeland1957)。嫩江(Nonni River)流域达斡尔人(Daghur)的农业生产更为普遍和专业化。塞伦卡(Selenga)谷地的情况与纳罗奔琴地区(Narobanchin)的喀尔喀人相似(Rona-Tas1959)。而且草原地区可以种植春小麦、燕麦、黍子等耐旱作物(Moyer1937)。因此Khazanov认为欧亚草原最普遍的游牧经济形式是农业作为辅助手段与放牧牲畜相依随,实际上是半游牧的特征(1978)。

通过这些研究,西方学者认识到“在非工业化经济中,大多数牧人都过着游牧生活。……在一个群体里,年份不同,流动的程度也不一样。这取决于环境、社会和经济条件。同样,这些条件也决定着专业化的范围,即一个民族依靠畜牧业的程度。只有很少的群体单纯依靠牧群来维持生计。……一旦环境充许,牧人总是要推行一条更广泛的生计策略,在饲养动物的同时,至少种植一些庄稼……实际上,绝大多数牧人,不管他们多么专业化,都主要靠粮食而不是动物产品过活”,“如果牧民自己不种植物食物,他们就会通过交易得到农产品”。

社会人类学关于游牧民与定居农耕居民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了游牧社会的经济实质,游牧民通常并非处在与农业社会相隔绝的状态,游牧经济也不能满足一切基本需求,定居农业人群与游牧民存在各种联系。这是认识论上的提升,Lattimore曾经认为中国北方的游牧民完全自给自足(1940、1962),后来他修正了认识,承认草原游牧民需要来自中原的产品,特别是谷物、纺织品和铁器(1979)。

游牧社会的经济基础绝非单一,其维系并不能够完全脱离农业或者农产品,那么其发生自然亦有可能与混合经济有关。随着对游牧社会经济本质更加深刻的把握,近来西方学者倾向于游牧出于混合经济的观点。这里结合王明珂先生和Khazanov的总结介绍一些关于游牧起源的代表性观点,西方学者列举的动因大致有自然条件变化、人口压力(以及相应的农业扩张、都市发展和聚落扩展)、工艺专门化、贸易联系、政治环境、迁徙等。

许多学者将游牧专业化的发生归结于气候条件的变化。Khazanov认为欧亚草原游牧类型和近东游牧类型的形成均与气候干燥化有关,干旱的气候使得部分牧业农民放弃农业而成为游牧民(1983)。Marshall将东非专化游牧业起源的部分原因归于3000年前雨型的转变(1990)。Jacobs亦认为在讨论东非游牧类型的最终形成时应该考虑特定时期的干旱气候(1975)。有些学者则认为亚洲北部苔原地带驯鹿游牧业的发生与气温下降有关(Willet1953、Brooks1954、Lamb1966、Cermak1971)。

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变化亦催化游牧业的发生。Marvin Harris在讨论中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养猪业的衰落时认为,由于人口密度增加和农庄领地的扩展,造成森林被毁,森林边际的农耕地和放牧地也随之遭到破坏;其一般的连续效应是从林地到耕地,再到放牧地,乃至沙漠;每一阶段的演进都有利于牛、绵羊、山羊等反刍动物的发展,而不利于饲养猪(1985)。

牲畜增加和草场资源枯竭迫使畜牧者迁移终于形成游牧。Khazanov认为早期畜牧人群的迁移有助于欧亚草原游牧业的形成,而草场资源枯竭是迁移原因之一(1983);Oliver认为牲畜增加和草场资源枯竭是游牧族群常见的迁移原因(1961)。

人口压力是被经常提及的动因,有些学者认为灌溉系统的发展是导致人口增加的原因。“Smith和Young认为专化牧业产生于早期短期休耕农业,受人口压力的影响,部分人口放弃农业而成为专业牧人(1972)。Lees和Bates推测畜牧与基于灌溉支撑的农耕的分野刺激了经济专门化,认为“雨量分布不稳定的区域需要实行灌溉农业,灌溉农业造成人口增加,人口增加使得农业延伸到边缘地区,因此畜牲需移到更远处以取得草场。如此,动物的移牧及保护所需人力增加;另一方面,灌溉农业的人力支出增加,收获减少,与大规模的畜类牧养不能相容,因此造成专化牧业”(1974)。与Lees和Bates相似的是F.普洛格和D.G.贝茨的解释——沟渠灌溉系统或许提高了产量,使得人口增长和居住区域扩大成为可能。随之耕地增多,牧地相应减少,牧区被推移至距定居点较远且牧草不甚茂盛的地区,牧人被迫长途跋涉以寻找牧草和水源;同时牲畜更易遭到掳掠,这样照料牲畜便占用了原本从事农业的精力,而且疏通、修筑和护理沟渠河道亦占用农时;因此可能会导致策略上的分化,即某些家户逐渐专门从事精耕农业,而其他人则集中发展畜牧业。此外,沟渠灌溉的局限性(如粗陋的灌溉系统有时可能失效;水位下降造成水井和沟渠干涸;土壤的盐碱化等)有可能刺激农民把注意力转向畜牧业。最终,农业群体和畜牧群体的策略不同导致彼此在空间和文化上的差异,从而产生截然有别的牧人和农民群体。

有些学者将人口压力与相应的都市发展和聚落扩展以及工艺专业化结合起来。Rosen指出“都市不但提供游牧人群货物交换中心,而且都市的专业化工艺更提供他们无法制造及取得的物品”(1988)。“Gilbert认为游牧出于混合农业带;由于人口压力、都市成长带来农业扩张,畜养业专化。专业化的畜牧业需要长距离移动,因此脱离农业;并且为了抵抗政治控制,使得游牧人群与农业人群分离(1983)。”Levy认为人口增加使得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增加,定居聚落扩张,使得畜牧必需移至远离定居聚落的地区,以保护密集耕作的土地。同时他也强调专业化牧业的出现与工艺的专业化发展、贸易网的出现有关(1983)。

游牧民可以通过贸易得到农产品和其他无法制造的产品,籍此得以专注于发展畜牧业,因此有些学者强调贸易在游牧起源中的作用。Robertshaw和Collett认为随着农民在邻近地区出现,原来兼营农耕和狩猎的畜牧者便可以通过贸易获取农产品,而不必亲自耕作;当他们一旦从农耕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便可以增加牲畜并集中精力于专业化的畜牧经营,同时全体成员都可以随牲畜自由移动,为游牧奠定基础(1983)。Caskel认为阿拉伯的游牧化与阿拉伯定居城邦的毁灭和商队贸易的衰落有关,这刺激了部分定居者转化为游牧民(1954)。

政治压力和社会环境亦对游牧业的发生产生影响。Khazanov认为欧亚草原西部的畜牧者成为真正游牧民的转化与在黑海北岸、中亚及这两个地区边缘地带定居国家的出现同时,与农业国家的各种有助于他们完成游牧专业化(1983)。Lattimore认为亚洲内陆的游牧民的先祖最初活动在中国边疆,从事混合经济,随着中原居民的农业扩张而被驱逐至草原,最终放弃农业成为游牧民(1940)。

西方学者列举的这些观点并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其一,自然条件的变化和人口压力可以视为游牧业起源的内在动因,其他因素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催化剂、助燃剂的作用。其二,这里面有的是在讲游牧文化的最初发生,有的则是在讲某种游牧特征的最终形成。其三,从地域角度可以将各地游牧业的发生分为两类,一类强调在某一区域独立起源,似可称为原生型,一类强调在其他区域起源,传播至另外地区,对于这一另外地区而言似可称为次生型。

Khazanov全面总结了各地游牧业的起源起源情况(欧亚草原及沙漠和半沙漠地区、中东、近东、非洲、欧亚北部高纬地区和亚洲内陆高原)(1983),反映了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比较新近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下面仅以欧亚草原及沙漠、半沙漠地区为例重点加以介绍。

欧亚草原及沙漠、半沙漠地区食物生产经济向畜牧经济的转化历时数千年,其过程亦比较复杂,认为从邻近农民手中借来牲畜的猎人是欧亚草原第一批游牧民的观点是不成立的。时至青铜时代(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叶和公元前第二千纪)存在几种变体的食物生产经济最终成为遍布欧亚草原的主导产业。公元前第五、第四千纪,东欧南部居民已经掌握了牛、小牲畜甚至马匹的驯养;至公元前第四至第三千纪之交欧洲草原某些地区(特别是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已经出现畜牧业超过农业的迹象。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动物骨骼分析,这一时期欧亚草原的畜种构成及其比例关系未见明显变化,而以长期定居的遗址最为常见。虽然南俄草原马匹的使用不会晚于公元前第四千纪,但是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人群已经掌握骑马术。很难设想当时人们徒步畜牧这些刚被驯化的马匹,因此没有证据说明公元前第三甚至前第二千纪的畜牧者是真正的游牧民。一般认为马匹最初是作为挽畜而被捕获的,其后才成为骑乘动物。不过有些学者认为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但是骑乘术即使在公元前第四、第三千纪乃至更晚出现也并未得到发展,因为根本没有发现哪怕是最原始形态的马具,这时的骑马是偶而为之。第一位真正意义上骑马者的出现应该是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公元前第二千纪的“草原青铜文化”均属于畜牧—农业甚至农业—畜牧混合经济,绝非游牧经济。青铜时代甚至铜石并用时代的草原居民已经开发了河谷,并且扩散至草原深处(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流域有距离河谷15—90公里远的墓地,墓主包括妇女和儿童)。公元前第三千纪的气候较后来更为湿润,有可能一些家庭甚至群体已经脱离定居相当一段时间。鉴于动物牵引的轮制车辆不晚于公元前第三千纪从西亚传入东欧,因此畜牧者开发草原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些。公元前第三、第二千纪草原畜牧者的生活方式可以设想为——流动性的放牧羊群,有可能徒步或者在牛马牵引的车辆上,甚至骑马放牧少量大牲畜。不同地区的畜牧经营方式不同,其中最具流动性的人群显然属于牧人畜牧业,有些地区则是半游牧畜牧业,更甚至存在完全脱离农业的人群。不过他们后世的游牧人有所不同,属于复杂的畜牧—农耕经济社会的组成部分。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畜牧者的相对流动性促进了迁移,有证据说明在公元前第四、第三、第二千纪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公元前第二千纪出现在西亚、伊朗、印度的印欧语族居民可以确定为源出南俄草原的畜牧者。人口压力、草场耗竭、农耕文化或文明中心的吸引力则是迁移的动因。但是公元前第三、第二千纪这些仍然从事农耕的畜牧者的迁移与后世山地游牧者不同,其迁移速度缓慢而渐次,新土地适于农业的吸引力丝毫不逊于新兴的畜牧业。畜种构成、长期游动实践、畜牧业的普遍化、乳制品业、动物牵引的轮制车辆、骑乘技术是游牧业出现的必须技术前题,这些因素不晚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出现在欧洲和哈萨克草原,但是在草原青铜文化中观察不到转化迹象。公元前第二千纪和前第一千纪之际(特别是前第一千纪开始阶段)出现了值得注意的间断,其前阶段的定居生活停止了,出现了明确存在骑乘术和游牧迹象的考古学文化,古代文献开始将草原居民称为“牛奶的饮用者”或“母马的挤奶者”,稍后出现了“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斯基泰人”(Scythians)、“塞种”(Sakas)等专称。这一复合系统约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出现,至少有500年的模糊期。其动因与气候变化、经济变化和当地政治形势变化有关。公元前第二千纪的最干旱气候是畜牧者放弃农业成为真正游牧民的最终刺激因素。而且这一转化与在黑海北岸、中亚及这两个地区边缘地带定居国家的出现同时,游牧民与农业国家存在大量经济、社会和政治联系,农业国家提供的各种便利有助于他们完成游牧专业化。这种转化在欧亚草原东部和内陆的发生不会晚许久。Lattimore认为公元前第一千纪前半叶中国北部和西部的戎狄是兼营农业的畜牧者(1967),马匹作为骑乘动物和真正游牧民在中国边境的出现晚至公元前第三、第四世纪(Lattimore1967、Wats-son1972),这些亚洲内陆的游牧民的先祖在中国边疆最初从事混合经济,随着中原居民的农耕扩张,他们被驱逐至草原成为游牧民(Lattimore1967)。但是许多苏联汉学家认为公元前七世纪的狄人部落属于斯基泰人,是伊朗语族的游牧民。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材料证明公元前第一千纪来自哈萨克斯坦、中亚、可能还有阿尔泰地区的畜牧者扩散至蒙古。

当前西方学者在游牧起源问题研究上的几个取向值得重视。

第一,对于现代游牧社会的研究与游牧业起源研究密切相关。西方学者对现代游牧社会生态环境、经济基础、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研究深刻地把握了游牧业的实质,对研究游牧业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近年来关于游牧起源研究的进展亦得益于1970年代以来对于世界各地现代游牧社会研究的深入。

第二,认为各地游牧业的起源存在不同背景。Thomas J.Barfield按照自然地理和经济文化类型将现今世界上的游牧区域划分为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撒哈拉沙漠北部和阿拉伯沙漠、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和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亚洲北部高纬地区和南美安弟斯高地等几块,不同地区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均有差异,政治组织和社会形态亦有不同,现今差异暗示着游牧业发生背景的复杂。Khazanov结合起源背景,将游牧社会划分为欧亚草原类型、中东类型、近东类型、东非类型、欧亚北部类型和亚洲内陆高原类型,各类型的发生均有自的具体背景,包括等气候干旱、气温下降、人口压力、农业扩张、沟渠灌溉、都市发展、聚落扩展、工艺专门化、贸易联系、政治压力、牲畜增加、草场枯竭、迁徙等方面。

第三,Khazanov将游牧业的发生归纳为两种途径。他认为欧亚草原类型、近东类型、欧亚北部类型首先是对自然条件适应的结果,就整体而言,在向游牧的转化方面基本是独立形成的,但是并不排斥借用驯养动物和技能。而中东类型和亚洲内陆高原类型的游牧业起源则是以传播扩散为特征的另一条道路,由若干相互衔接的阶段组成:游牧民先是出现在另外地域的某处地域中心,然后依仗军事优势等背景向适宜的环境带传播,并且逐渐适应新环境,最终占据新环境带。但是这两种游牧业起源的道路有相通之处,前者亦是首先发生于某个畜牧中心,然后在当地环境带传播,后者适应新环境带的进程也可能同时是游牧专门化的适应过程。东非游牧类型的形成过程也可能属于后者。

第四,认为游牧业的起源是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适应的结果。Lattimore在讨论中国北方游牧族群的起源时强调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Khazanov则以为游牧业的发生首先是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同时承认适宜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利于游牧业的发生。

第五,认为游牧业的发生需要根据相关的经济技术前题、特定动因刺激和社会政治背景几个方面综合考虑。对农耕和定居生活的不适应、适应新环境的畜种及其比例关系、长期游动实践、畜牧业的普遍化、乳制品业、牲畜牵引的轮制车辆、骑乘技术等是游牧业出现的必须技术前题。而游牧业的最终形成则需要特定动因刺激,在大多数事例中均与气候变化有关。同时需要结合社会、政治、文化等背景因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外部农业社会对游牧社会的压力、影响以及相互间的联系和交流。

第六,认为各地游牧业的发生均出自混合经济,绝大多数地区是出自农业—畜牧或畜牧—农业经济,欧亚北部游牧类型则是源自渔猎—畜牧经济。他们认为一切含有相当畜牧成分的混合经济均存在向游牧转化的潜能和趋向,在特定环境下便有可能发生经济形态的转型;而大多数畜牧社会都是游牧生活,当然流动程度因群体、年份和游牧专业化程度的差别而有异。

第七,新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各地游牧业的起源普遍较传统观点为晚,甚至晚得多。例如近东游牧类型的发生最初有早至公元前第七千纪的新石器时代的意见,后来始自青铜时代(公元前第二、第三、甚至第四千纪元)的观点比较流行,新近的研究则晚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甚至公元以后;欧亚北部游牧类型的形成更是18、19世纪之交的事情。除去新材料的增加和对原有材料的不同阐释等原因以外,造成这种情况还与对概念的理解不同有关,例如,对某种牲畜的驯化和专业化饲养的不同理解,对某一游牧类型发生和基本特征最终形成的不同理解。更关键的是对“真正的游牧民”、“纯粹游牧”、“半游牧”等概念的不同理解,民族志材料表明“纯而又纯”的游牧社会几乎是不存在的,概念上的歧义直接影响到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游牧业的发生或游牧类型的形成问题,造成年代学上的巨大差异。更极端的例子是,F.Plog和D.G.Bates甚至将北美密西西比河以西大平原上骑在马背上以狩猎野牛为生的印第安部落的经济生活称为畜牧业。

第八,在具体研究方法上特别注意对游牧族群的畜种构成情况的分析。Thomas J.Barfield指出各个游牧区域均有自已的主导性牲畜,成为主导性牲畜需要满足四个条件:该种牲畜必须适应当地自然条件以便于大量畜牧;必须是基层游牧组织畜群中的组成部分;其饲养必须优先于其他牲畜;该种牲畜必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游牧民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他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至东非热带草原的主导性牲畜是牛,撒哈拉沙漠北部和阿拉伯沙漠是骆驼,地中海沿岸至中亚山区一线是羊,欧亚大陆草原是马,西藏高原是牦牛,亚洲北部高纬地区是驯鹿,南美安弟斯高地是美洲骆驼。他将游牧族群的牲畜依用途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用以消费或贸易的生产性牲畜,包括绵羊、山羊和牛;第二类是运输性牲畜,包括马、驴、牦牛和骆驼;第三类是警戒性动物犬。Khazanov认为复合畜种(牲畜饲养种类多样化)的游牧社会具有强大的生产力、转化力和扩展力,单一畜种(驯鹿、牦牛和美洲骆驼)的游牧社会则具有地域限制。另外西方学者还对各种牲畜的习性、生理结构、畜产品等方面进行细致研究。MarvinHarris指出牛、绵羊、山羊的野生种曾经生活在阳光充沛的半干旱草原,适应炎热气候;而且牛、绵羊、山羊是反刍动物,可以消化含有高纤维素的植物,喜食草、麦秸、干草、灌木、树叶等,因此适宜游牧饲养。而猪则是杂食动物,没有反刍结构,虽然在哺乳动物中将植物转化为肉类的效率最高,但是与人类争食;并且猪的身体调温系统极不适应炎热、日晒环境,因此早期猪种更喜爱有着充足阴凉和水淖的森林环境,绝不适于游牧饲养。基于对游牧社会畜种构成情况的这种深刻理解,在根据骨骼材料对游牧业起源进行解释时便可以切中关键点,如特别注意对马匹、骆驼骑乘技术出现的考古学研究。

西方现代文化人类学理论对游牧社会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游牧业起源研究的新近认识中可以看出“新进化论”的启发。“新进化论”代表人物L.A.White提出“能量学说”,他认为文化是人类为了在自然界生存下去而需要采用的适应机制,即一方面从自然界获取能源,一方面利用能源有助于社会集团的继续存在和向前发展;他将文化划分为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其中技术系统起到主导和制约作用。J.H.Steward始创“文化生态学”,提出“文化—适应机制”,着重考察分析三个内容:开发技术或生产技术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利用特定技术开发特定地区的行为方式,确定此种行为方式影响文化其他方面的程度。西方学者关于游牧业起源的新近认识实际上基本是围绕“文化整体观点”、“适应理论”和“技术分析”而展开,简单地说,就是从技术分析的角度考察游牧社会内部诸子系统之间、游牧社会与其依存的自然环境之间以及游牧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相互适应情况。

西方学者对于游牧业起源研究的成果和价值取向对于探讨中国游牧业的起源问题颇具启示意义。曾经一段时期中国学者的视野局限在境内,希望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在中国境内解决中国游牧业的发生问题。同时由于受到《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西羌传》的影响,中国学者往往将先秦时期的戎狄视为游牧族群,以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很早以来便为游牧族群所占据。在经典作家的著述中,游牧经济的出现是原始居民经济生活形态发生重大变革的标志之一。长期以来中国学者认为恩格斯表述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指农业和游牧业的分离,但是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南的新石器遗址中似乎观察不到游牧部落从农业部落中分离的显著迹象,而认为先秦戎狄从事畜牧—农业混合经济的意见亦逐渐引起重视。近年来,中国台湾学者王明柯和大陆学者杨建华、林沄、乌恩等先生的相关文章应该说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与西方学者近年来将欧亚草原游牧业的起源向后推移许多相似,他们都认为中国游牧业的起源年代较之既有认识要晚近些,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因素的出现或者向游牧专业化的转型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王明柯先生认为春秋晚期鄂尔多斯地区部分从事混合经济的人群完成向游牧专业化的转向,其前有可能向阿尔泰地区的游牧民学习了游牧观念和技术,至战国时期形成游牧洪流。乌恩先生认为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形成是在春秋中期偏早,而且有可能是在中国境内独立产生的,甚至在整个欧亚草原也是游牧业发生的最早中心之一。林先生认为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最终形成是在战国中期,与游牧的北亚蒙古人种的大批南下有关。较早时期Lattimore的意见也较有影响,他认为公元前第一千纪前半叶统治中国北方和西北的戎狄兼营农业;中国北部边界马匹作为骑乘动物的出现和游牧民的出现是公元前4至前3世纪的事情;中国北方边疆的游牧民是随着中原势力的扩张被驱逐到草原地区的戎狄的后代,他们在草原上由狩猎—农业混合经济转向为游牧经济。当前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将中国游牧业起源的问题放在欧亚草原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研究,并且注意借鉴西方学者在游牧业起源研究上的成果和理论方法。通观西方学者对游牧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我以为在探讨中国游牧业的起源问题时需要注意几点:1.考虑各种发生途径。作为欧亚草原、沙漠半沙漠的组成部分,北方长城地带游牧业的起源存在受到境外影响和冲击的可能性,包括技术因素传播和移民。同时,夏至战国时期北方长城地带大致可以划分为以甘青为主的西段、以河套陕北晋北为主的中段和以燕山南北为主的东段,各自又可以划分出若干小区;各区块的考古学文化、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尽相同,因此亦存在各区块的游牧业起源各有不同背景的可能性。2.结合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尤其不可忽略对农业因素、定居社区和中原文化在北方长城地带进退消长及其影响的分析。3.注意游牧业起源技术前题的考古学分析,着重分析遗存中有关畜种构成、长期游动实践、畜牧业普遍化、乳制品及其他畜产品、动物牵引的轮制车辆、骑乘技术等方面的信息。4.明确游牧性质遗存的判定标准,关于此点笔者另有专文可参阅。5.北方地区的早期岩画对分析畜种构成很有帮助,在研究游牧业起源问题上是很有意义的线索。6.加强对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自然环境的研究。7.提倡考古学者参与对中国现代游牧族群的民族学调查,以全面深入地把握北方游牧社会的特质。8.借鉴西方社会人类学对游牧社会的研究成果,在把握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特质的基础上,以新视角对历史文献再阅读,当有新理解和新启示。

说明:诸如“(Khazanov1983)”、“Oliver认为牲畜增加……(1961)”这样的行文仅是为了方便阅读者了解相关研究者及其观点的发表时间,目的在于以简洁方式提供较多信息量,不表示注释,特别说明。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