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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的是,《觉醒年代》把100年前的文人拍出了《史记》感

2021-02-24

国产电影在涉及关乎历史的影像叙述时,总会以记忆之名,通过历史事件中的个体来窥视外部局势。而在2009年,《建国大业》的票房取得空前成效,让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献礼片,再次闪耀荣光。

值得一提的是,《建国大业》以一般的、客观的、历时性的历史叙述逻辑,而不再是特殊的、主观的、共时性的逻辑,使得一些重大事件通过历史接续,呈现出其本有的贯通之感,在叙事上给此类影视作品带来新启示。

这一创作思维,也较好地实践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中。

关于历史的影像,国内电视剧擅长以类似《史记》的叙述方式加以呈现:一方面,以主要历史事件为转折节点,通过背景概述,宏观勾勒当时局势之轮廓;另一方面,以人物主观情致做内容考量,配合传奇描绘,微观着墨历史人物之身姿。

加之凝练简洁的影像语言,以及道具上以小见大的寓意,《觉醒年代》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其意义都非同寻常。

宏观勾勒下的环境烘托

电视剧《觉醒年代》讲述的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前跌宕波澜的故事,历史背景涉及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张勋复辟、护法运动等一系列中国近代历史事件,将布尔什维克主义进入中国前的这段往事呈现在观众面前。

然而剧集独辟蹊径,从政治、经济范畴的“硬历史”揭露,转向以文化精神为主的“软历史”描述。年代之觉醒,实则是思想之觉醒。

故事主线从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开始,以《新青年》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为中心,聚焦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

譬如在表现中英关系时,该剧没有强调不平等文件的签署以及赤裸裸的侵略,而是通过北大解聘克德莱一事,带出各方政府的施压与斡旋。

这种主要从思想、文化视角讲述建党前史的创作思路,是对当下知识强国、文化强国思想的贯彻,也在创作上,为主旋律题材的影视作品开辟了新的路子。

从“德先生”“赛先生”的提出,到新文化运动中的百家争鸣,再到马克思主义的引入,文化自信在《觉醒年代》中以一段段鲜明的事件跃然荧屏之上。

处理宏观历史时,剧集没有事无巨细地阐述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而是将政治性历史事件作为点缀,采用一种见微知著的拍摄技巧,简明扼要地对文化事件背后的历史背景(导火索)进行一番介绍。

开篇仅一场戏,就把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交代了,之后便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这件事的反应。表现张勋复辟时,主场景是张勋在大殿之上朝拜小皇帝,身后则是军官威胁大臣、军阀们下跪的桥段。

短短几个镜头,就说明复辟帝制的行为是在张勋的威逼利诱下完成的,大臣的敢怒不敢言,也暗示这场闹剧的短暂与荒诞。

虽然处理大背景时删繁就简,但在艺术性表达上,《觉醒年代》一点也不含糊,这就要说到对市井百姓的呈现。街头巷口,三教九流,是反映历史风云变化的绝佳场所,甚至在荒诞中带着些寓言意味。

辫子军连夜进皇城,长枪短炮,路上士兵们与拉二胡的街头手艺人以及他的小孙女相遇。在二胡声与孙女的嚎啕中,士兵们逆向而行。

这不仅表明张勋复辟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荒唐之举,同时,瞎眼艺人的残缺(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以及女孩的痛哭(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亦是对这一行为的有力控诉。

而在环境的比较上,一开始的哄抢辫子,以及闹剧结束后民众的反应,更是当时社会现实的有力佐证。

此处,我们不仅要看到新青年与顽固守旧派民众间的争辩,还要看到大众的普遍态度: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

这边说复辟,马尾巴立马割下来当辫子用;那边说倒台,几个人还合计:辫子先留着,以后说不定还能用得上。当时的民国,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

百姓对于这种生活也感到厌烦,甚至觉得共和、君主立宪还不如之前的帝制来得安宁。

正是在这动荡的局势下,民众心智的启蒙,以及新思想对于今后新一轮革命的指导作用,才显得尤为重要。艺术化的环境渲染,让《觉醒年代》多了几分可看性与深意。

同时,在艺术介质的选择上,《觉醒年代》也极为大胆,用适当的艺术形式,诉说历史的波云诡谲。

旁白与大背景介绍,是以版画的形式呈现的。而此类木刻版画的风格,正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所提倡的,其时代性不言而喻。

另外,街头操着沪腔的老艺人,以民间曲艺的形式吆喝叫卖,并用方言编辑成曲,论述时局。以文观史,微妙而通透。

风云激荡中的文人风骨

以宏观的草蛇灰线来勾勒史实的同时,还需着眼于独立的个体,展现微观的角色形象。这就要说到历史上那些觉醒的传奇人物。

欲建政党必先完成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重要文化事件,以及与当时思想前沿阵地北大有关的重要人物,则被放在叙事批次的前列。

所以《觉醒年代》是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的相知相识,再到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的故事作为叙事主线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等革命青年对于真理的追逐,则放在了辅线的位置。

在对新文化运动的展示上,角色的传奇性以及文人风骨,是人物丰富且突出的特征。

就拿陈独秀来说,以往的影视作品对其形象的刻画,多聚焦在其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上,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算是急先锋式的人物,这一点恰恰是《觉醒年代》前期集中展现的地方。

剧中于和伟饰演的陈独秀,更多是一种意气风发的浪漫派革命家形象。在日期间邋邋遢遢,吃着便当还狂言“这样的国无可救药”;回国后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每周评论》,试图从精神上给当时的国民们下一剂猛药。这都是对历史人物较为客观的描绘。

他身份多元。对于延年、乔年是刀子嘴豆腐心,算是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形象;作为知识分子、革命斗士,他又有自己在救国图存方面的考量:到底是去学校任教,还是在市场中办报刊?

在蔡元培“三顾茅庐”后,陈独秀内心的包袱终于放下。最后一次主动开门迎接蔡校长,侧面反映了他的态度。加之黄梅调《打猪草》成其平日哼唱的小曲,暗示其安庆人的身份,使陈独秀这一形象更加鲜活起来。

说到新文化运动,就不得不提及鲁迅,《觉醒年代》也将最为艺术性的一幕用于这位文学斗士的开场。通过大环境的呈现——菜市口杀人,老百姓看热闹,大妈端着碗去接人血——从侧面将鲁迅的精神以及他笔下的世界和盘托出。

争食人血馒头的描写,抨击当时人们的麻木不仁;铁屋子亦是鲁迅当时看到的国民所处的现状……几个镜头,贴合鲁迅的背影,将这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一生中的璀璨凝练出来。

源于生活的文学,在影像中成了揭露现实的利刃。以笔作刀,亦是鲁迅的写作态度。剧中利用蒙太奇,将鲁迅的眼睛、手中的笔、木雕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并置起来,透露出其犀利的批判色彩。

一时间,作家的态度、文风,融为一体。国弱民愚的华夏,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文人志士,才换得这朗日乾坤。

传奇的人物聚集在一起,碰撞出乱世下新文化的火花。倡导白话文写作,其影响延伸至当下。但《觉醒年代》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描绘,不仅呈现其思想启蒙方面的作用,还展示了新文化阵营中的一些极端因素。

正因为要革新旧文化,有些行为显然过于激进。就拿钱玄同来说,提倡废除汉字,改用世界语,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文化的所有意义。

而实际上,倡导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其意义在于引进白话文以调动劳苦大众的革命积极性,同时否定儒教的三纲五常帝王术,至于儒家精华还是要保留的。剧集对新文化运动正反两面的呈现是客观的。

至于守旧势力一方,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拿辜鸿铭来说,他认为文言文就是优雅的,政治立场上又是十足的保皇派,但人家也有真才实学,精通九国语言,“你们的辫子在心中”一句点醒多少道貌岸然者。

他与陈独秀的学术坚持不同,但在爱国方面都是一致的。面对克德莱的无理取闹,晓畅英文的辜鸿铭以中文舌战英方代表,也表现出了他的民族气节。

关于时代下的百姓,或者说非典型的个体,《觉醒年代》打造出民国时代下的“动物世界”:民众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在时代的激荡下艰难求生。

瓷碗下的青蛙,表现出陈独秀的难言之隐,想回家却因为追杀而不能回,导致两个儿子对他怀有偏见;同时,陈独秀抛出青蛙的那一刻,动物又从自己变成了众人,时代下的众人需要像这青蛙般跳出井底,开眼看世界。

另外,动物的形象还充当着历史人物标签的作用。兔子便暗指“北大三兔”——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也正是他们,以北大为阵地,改变了中国百年的文化格局。

以前对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进行详实描写的电视剧不多,在讲述建党过程的作品中,这一段故事往往作为历史背景一笔带过。

而中共两位主要缔造者“南陈北李”,讲述李大钊生平的剧有《李大钊》《铁肩担道义》等,同等重要的陈独秀,远没有得到充分的状写。《觉醒年代》对陈独秀的全方位表现,以及对新文化运动诸贤的展示,也算填补了空白。

五四时期的文人,是热血的,是儒雅的,是坚守道义的存在。能以大局为重捍卫尊严,能以雅趣自居陶然观雪,能放下身段只求招贤纳士。这样不刻板的人,这样丰富的群像,恰恰是文人风骨之体现。

注重历史政治下的文化走向,由文化带出历史的发展进程,是艺术创作极为迫切的要求。在这一点上,《觉醒年代》无疑为主旋律影视剧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生机。

【文/何思路】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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