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孔目司帖》还原唐代西域百姓生活

上图右段文字为“孔目司：帖‘莲花渠匠白俱满尖鸡，配织建中伍年春装布壹佰尺，行官段俊俊、赵秦璧、薛崇俊、高崇辿等。右仰织前件布，准例放陶拓、助屯及小小差科，所由不须牵挽。七月十九日’帖。孔目官任公式。” 左段文字为：“配织建中伍年春装布，匠莲花渠白俱满地黎，壹佰尺了。行官段俊俊、薛崇俊、高崇辿、赵璧等。七月廿日赵璧抄”。其中，“白俱满尖鸡”“白俱满地黎”为人名，应该是兄弟关系。

图为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唐孔目司帖》及内容。（辽博供图） 为敦煌壁画，反映唐代的农耕场景。

旅顺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唐孔目司帖》正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它实际是唐朝税务机关出具的公文和完税证明，为人们还原了一千多年前唐代西域地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当时，上缴春布可以免除徭役及其他杂税，而且，政府征收的是来年的税。

货真价实的唐代“使者”

丝绸之路是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贸易和文化交通的大通道。大唐盛世，丝绸之路交往也迎来了繁荣鼎盛期。

辽宁省博物馆在“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中设置了“丝路驼铃，穿越时空”单元，布展者通过展出新疆的绢画、敦煌藏经洞的经卷、东罗马金币及三彩骆驼俑等来自丝绸之路的唐代珍贵文物，将人们的视线和思绪引入唐代的对外交流，那是“缤纷大唐”不可或缺的一抹亮丽颜色。

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馆员张盈袖告诉记者：“很多展品是从旅顺博物馆借来的，10件展品绝大多数是一级文物。这次借展的国家一级文物《唐孔目司帖》在西域历史研究当中具有重要地位，围绕这件文物已经发表了很多研究文章。”

说《唐孔目司帖》重要，最关键的一点是身世清楚。与很多需要不断考证流传经历的书画类文物不同，它是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被发现的。190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探访新疆库车地区的克孜尔千佛洞，在其中的一座洞窟里盗得了这件文物。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是唐代的一本税务文书，事关当时西域地区的百姓生活。

如果放在唐代，《唐孔目司帖》可能是当时每天都要产生的成千上万本普通文书之一，毫不引人注目，但是它穿越了1200多年而来。换句话说，一个唐代的普通老百姓在当时可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是如果他此时出现在沈阳街头，那么他所携带的所有信息都必然成为我们认识那个遥远时代的珍贵信息。

《唐孔目司帖》与其他几件唐代出土的绢质、纸质文物一起静静地陈列在恒温恒湿的展柜中，因为它所携带的诸多唐代信息还没有完全破解，所以不是遇到特别的场合，人们基本见不到这件文物的真容。

这件纸质文物纵28.8厘米，横37.5厘米，上面用墨笔直书九行，共题写了117个字，因为年代久远，个别字迹变得模糊不清，围绕这些字的原形和具体意义，很多研究人员都发表过学术论文。

综合研究观点，《唐孔目司帖》的内容为：“孔目司：帖‘莲花渠匠白俱满尖鸡，配织建中伍年春装布壹佰尺，行官段俊俊、赵秦璧、薛崇俊、高崇辿等。右仰织前件布，准例放陶拓、助屯及小小差科，所由不须牵挽。七月十九日’帖。孔目官任公式（读作biàn）。”

左边另有一段文字：“配织建中伍年春装布，匠莲花渠白俱满地黎，壹佰尺了。行官段俊俊、薛崇俊、高崇辿、赵璧等。七月廿日赵璧抄”。

张盈袖说：“这两段文字当中的帖，是一种公文，有固定的格式。与现代人理解的帖完全不同。”意思是：“安西大都护府孔目司：告知莲花渠村织匠白俱满尖鸡，安排你们纺织建中五年的春装布，共计一百尺。派遣差官段俊俊、赵秦璧、薛崇俊、高崇辿等前去办理。另外，如果完成上述织布任务，按照有关规定，疏浚渠道、协助屯夫耕作以及一些临时的轻劳役，由此就无须参加。七月十九日，此告。孔目官任公式”。

从《唐孔目司帖》中，我们可以看到，“孔目司”三个字大而醒目，这是唐朝政府机构当中专门负责管理财税事务的部门。《资治通鉴》中记有“唐藩镇吏职，使院有孔目官，军府事无细大，皆经其手，言一孔一目，无不综理也。”也就是说，唐代的一级官府当中，孔目官所在的机构管理的事务很多、很琐碎。

孔目司发出的这份公文中开头和结尾都用个“帖”字，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公文的书写格式。在此之前，我们在《木兰辞》中看到过“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的内容，但是那个“帖”什么样，没有具体描述，《唐孔目司帖》为人们展示了帖的原貌。

在《唐孔目司帖》上隐约可见有三个印迹，印纹模糊不清，有研究人员根据它的形状，在同期出土文物中进行比对，认为大印为“安西大都护府之印”，8个大字折成3行，形成一个白纹红字的方印。

张盈袖指给记者细看印章的加盖方法，即三个印纹梯次错开，覆盖了公文的所有文字行，这种用印方法与现代重要文书采用的防伪水纹作用非常相近。

一份完整的唐代税收公文和完税证明

为了帮助参观者深入了解这些珍贵的西域文物，旅顺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王振芬专程到辽宁省博物馆，举办了一次《旅顺博物馆所藏西域文物》的专题讲座。

在讲座中，她非常系统地介绍了人们百余年间不断研究的这些文物来源，入藏旅顺博物馆的经历和历史价值。

从《唐孔目司帖》所记录的内容来看，这是一份唐代安西都护府发出的征税文书，后面还附有一份征税完成的证明或者说是收据。

研究人员考证《唐孔目司帖》的时候，注意到这份唐代文书是由两张纸粘贴在一起的，在纳税织户的名字问题上，意见也因此产生了分歧。帖中前文写的是“白俱满尖鸡”，收条中写的是“白俱满地黎”，这是两个唐代龟兹地区当地人的名字，无论是从音译还是字意都无法证明二者是一个人。

于是，研究人员转而分析文物自身的流传过程。这件文物最初曾被掠到日本，此后被日本人按照日本传统书画装裱风格进行了装裱，人们现在看到的《唐孔目司帖》的书画立轴样式便是在那次装裱后保留下来的。根据装裱情况，有研究人员推测，这两个唐代龟兹百姓纳税的文件和收据是后来被日本人在装裱时撮合到一起的。

之所以这样推测，与日本的“大谷探险队”有很大关系。他们以挖宝为目的，主要成员是僧侣，并不是专业的考古人员。他们对挖掘经历和出土文物都没有专业的记录，后人研究有关文物难以找到准确的记述。

不过，翻看《唐孔目司帖》身世的研究报告，我们由衷地感谢国内那些默默的耕耘者。去年去世的武汉大学教授、中国中古史专家陈国灿曾在“大谷探险队”队员留下的日记中找到了重要线索。

“大谷探险队”队员渡边哲信在1903年的日记中写道：“四月二十二日（水），明屋：堀氏与人夫十一人，在南面山谷洞口西向的一个洞及另一洞发掘。得古文字及汉字纸片等。午后五时顷，发掘中洞天井崩坏，巨岩轰然落下。”

渡边哲信的日记对出土文书为几页纸记录得并不明确。但是陈国灿并没灰心，经过一番查找研究，他在堀贤雄1903年的日记中找到了更详细的记录：“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渡边氏从早晨起就在北口谷角的洞窟里，与土民数人挖掘出反包着矿石的故纸二枚，一为汉字，一为中亚文字，汉字文书记有‘建中五年云云’的文字可读。”

由此，陈国灿发现此帖是粘在一起出土的。所以大家推测：公文发给了白家户主白俱满尖鸡，但是第二天去执行的时候，可能他不在家，但是布已经收上来了，收条就写上了当时在家的应该是弟弟的白俱满地黎。

关于赋税的项目，即是“配织建中五年春装布一百尺”。当地人如果完成了这件配织税务，那么按照当时的规定，可以免除“陶拓、助屯及小小差科”。这里的“陶拓”指的是疏浚渠道的水利建设工作；“助屯”指的是协助屯夫耕作；“小小差科”则是指那些临时性的小差役。

《唐孔目司帖》中后面部分便是这份税收完成后的抄文。分析认为一百尺布在公文发出仅一天后就完成征收，大约是白姓织户家有存余布匹。

“建中五年”是没有使用过的纪年

《唐孔目司帖》中出现的“行官”，是唐代官职名称。在镇、州、府都有设置，是领取差使，外出办理的人员。

张盈袖提醒记者注意那些行官的名字，全是汉族人的名姓，她说：“这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安西都护府官员组成的重要信息，即在各级官吏中任用当地族人的同时，也任用了很多汉族人。”

《唐孔目司帖》出土于克尔孜千佛洞得到证明后，研究人员通过查证史料发现了那里确曾有一座莲花寺，古寺靠近水渠。在宋代留下来的《唐丘兹国莲华寺莲华精进传》中记载：“龟兹国，亦云丘兹，正曰屈支。时唐使车奉朝到彼土，城西门外有莲华寺……进寺近其滴水也。”

当历史文物所携带的信息碎片逐渐被拼接出一幅鲜活图景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考古、历史工作者当时的喜悦心情。

《唐孔目司帖》中有“建中伍年”四个字，确切的纪年为人们标定文物的历史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然而这四个字本身也是一个谜团。

建中是唐德宗的年号，但是这个年号仅仅用了四年，此后唐德宗改年号为兴元，实际上这个建中五年，即公元784年，在历史上是以兴元元年记载的。

对于文物中，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出土文物中出现的这种错乱，人们惯性地用地域偏远，信息不畅来解释。

王振芬说：“我们搞历史研究，对各种观点都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实际上，对于建中五年，已经有研究人员提出了与上述说法不太相同的观点。

据介绍，唐代的龟兹地区，直到今天也一直是棉花产区，种植棉花和纺织棉布是那里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唐孔目司帖》中用布纳税就反映了唐代龟兹地区百姓的生活面貌。

但是，《唐孔目司帖》发出的时间是农历七月十九，已经是七月流火的季节，公文却明确写着“配织春装布”，并且出现了两次，排除了误笔的可能，那么分析认为应该是另有隐情。

此外，唐德宗兴元元年，尽管中原地区仍然有藩镇割据的战乱没有平定，但是作为安西都护府这样的一级政府机构，时间过去了大半年，仍然不知道改元的事，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历史记载中并不多见。

因此研究人员结合相关史实提出，《唐孔目司帖》可能是预收建中五年的春装布，如此，公文实际发出的时间应该是建中四年农历七月十九。

记者 郭 平

史记

“大谷探险队”三次新疆盗宝

20世纪70年代，旅顺博物馆研究人员意外通过考古杂志的一篇报道，将研究视线集中到大谷这个人身上，并且查到了其作品《新西域记》，其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大谷在20世纪初到我国西北地区进行盗宝的经历。

大谷全名大谷光瑞，日本京都府人，曾任日本西本愿寺的第22代法主。这个大谷在1892年与京都贵族九条道孝的三女儿九条筹子订婚，而九条道孝的四女儿九条节子已于1889年许配给当时日本明治天皇的太子嘉仁，这位嘉仁后来成了日本大正天皇，大谷光瑞与大正天皇结为连襟，大谷家也因此成为日本的皇亲国戚。

1901年，大谷光瑞在欧洲考察时，接触了以探险为名掠夺中国文物的“探险家”们，如莱博、海蒂因、斯坦因等，参观了各国博物馆。看到各国探险队从中国掠夺的大批文物珍宝，十分眼红，于是便萌生了到中国盗宝的念头。

不久，大谷光瑞就组织了一支所谓的“探险队”。与当时的欧洲探险队仅集中在新疆地区不同，“大谷探险队”搜寻区域覆盖了我国的整个西北地区。

有关资料显示，“大谷探险队”在上世纪初先后三次进入我国西北地区盗宝。

第一次始自1902年，由大谷光瑞本人带领渡边哲信、堀贤雄等人，自伦敦出发。途中，大谷光瑞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急忙赶回国继任西本愿寺法主。留在新疆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先到了塔什库尔干、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拜城等地，探访了克孜尔千佛洞等7座石窟寺，获取了大量佛教文物。

第二次始于1908年6月，大谷光瑞派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二人从北京出发，穿越内蒙古进入准噶尔盆地，搜寻吐鲁番周围遗迹。然后，橘瑞超沿南道经若羌、和阗抵达喀什。两人会合后翻越喀喇昆仑山口进入印度河畔的列城，历时18个月。

第三次始于1910年8月，大谷光瑞先行带着橘瑞超游览了欧洲各国，从那里得到各种有关西域的情况和知识。10月，橘瑞超从伦敦出发，由俄国入境进入塔城，经乌鲁木齐、吐鲁番，再次进入楼兰遗址，然后又从且末北上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到库车，经喀什、和阗进入西藏北部，再取道且末、若羌抵达敦煌。这一次所谓探险历时近4年，直到1914年5月。

据介绍，“大谷探险队”的参与人员对考古学一窍不通，而且他们考察的范围过于广泛，以盗宝为目的。由于他们对所发掘的物品没有做很好的记录，其资料意义与价值也大大降低。

此外，“大谷探险队”经常雇用当地百姓乱挖乱掘，以破坏性的方式挖开古墓，对遗址古迹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他们从我国带走了几十万件珍贵文物，给我国西北地区文化遗存和古迹古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王振芬介绍说：“‘大谷探险队’取得的文物原本都运到了日本，1914年西本愿寺曝出了侵吞挪用慈善会财团及共保财金资金的丑闻，大谷辞去法主职务，这才改变了一部分被盗文物的命运。”

此后，大谷定居大连，并将一部分盗取的文物转运到旅顺。旅顺博物馆的记录显示，有6566件此类文物在1929年8月2日和10月4日分别登记入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