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重复有重复的意义

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

所谓喀戎，便是希腊神话中的“人马”。它们分为——一类是人类的朋友，好莱坞电影中多次出现过；一类是人类的天敌，危害人类没商量，有时完全是出于任性，突发暴怒，不需要任何理由，也无任何原因。不但危害人类，也攻击神族。故宙斯曾告诫诸神：勿招惹彼们，那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是中学生的时候，曾偶然从画册上见到一幅“人马”的雕塑图片，是罗丹的作品。那“人马”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其上身即是人的那部分，向上伸直双臂，挣扎着，痛苦地扭动着，不达目的不罢休地，竭尽全力想要从马也就是兽的下身中脱离出来……

近十几年，每当我叩问文学究竟有什么意义时，总是会联想到罗丹的“人马”。

人类无疑进化了的；不靠文化仅靠科技不能实现进化。往三四百年以前的历史回望过去，结果会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有人类才是人类恐怖的天敌；人类对人类的凶残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凶残。任何其他物种都不会仅仅为了取乐而折磨其它物种，更不会自相虐杀、娱乐；人类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乐此不疲。

谢天谢地，我们总算进化了。

但进化了的人类也就是“成功”地从人马的“下躯”之中脱离出来能以双足站立了的人类，心性就绝不再受“人马”之基因的影响了吗？

有些人做到了。他们可谓是“大写”的人，“纯粹”的人。

有些人仍在向往，所谓“进化尚未成功，自家仍须努力”。

有些人并无再进化的愿望，本质上还是“人马”，并且自适着。但人类的社会毕竟已经特别文明，治理社会的能力一再提高。所以本质上还是“人马”的人渐成少数，且不敢任性地造次了。这是人类进化的成就，使少数“人马”也具有了“后人马”的策略——寻常看不出，偶尔露凶暴。

而我以己眼扫瞄古今中外之文学现象，所见大抵可归为三类——一类以揭示人之“人马”真相为目的；一类以呈现人如何努力成人为要义；一类昭示人之为人之后的善好，并且证明这是人皆可以实现之事。

我不属于第一类作家。但我也创作过第一类作品，如《恐惧》。正因也创作过，深觉那不能成为己任，因为那创作过程首先便不合自己的心性。我也不属于第三类作家，因为在我所感受的现实中，“大写”的人、“纯粹”的人不是没有，委实甚少。并且，我对于何谓“纯粹”的人，目前也还是未得要领。

于是，我的创作逐渐有了明确的方向，也于是逐渐形成符合自己心性的理念，即——呈现人不但要一心成为人，还想一心成为好人的过程。

这样的人是大多数。继续进化符合大多数人的生命本能。这种本能的过程非是花蕾开放般的过程，而是自己对抗自己，自我挣扎的痛苦过程；失去的是马蹄和马皮，获得的是人的“全身”。

伪装的马蹄和马皮对于人也依然是有失尊严的；并且伪装而久也属疲劳之事。有痛苦则有深刻。我试图从此种痛苦中窥见深刻。

我之欣慰在于，古今中外，与我抱持同样之文学理念的作家居然不少，作品也比比皆是。我只不过在重复地做他们做过的事。我不因此而羞耻。

重复有重复的意义——为那些正努力从马腹中挣脱出来的人和自己点赞，在我这儿是为意义也。最后，当然也得说说我的新作《我和我的命》——只字不说就等于没完成约稿任务啊！

新作中的人物，如文婉之、李娟、张家贵等，几乎各自都有干脆像“后人马”那么自适地活在人世间的理由，但各自都不甘于那么活着；各自都认为那么活着也活得太没“人样”了。

方婉之们不怕“平凡”地活着，而怕自己会自适于像“后人马”那么活着！我以新作向现实生活中的这样一些同胞致敬！倘他们非是虚构的人物，并且存在于我的“社会关系之和”，我会引以为荣的，也会使我更热爱生活。

在我看来，倒是某些似乎“了不起”得很，“不平凡”得头快触到天了的人，其实本质上只不过是“后人马”，伪装成麒麟皮的马皮之下，包裹的是违背进化论的魂。

小说中，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人的总和显然与这三命有密切的关系。我在小说中对“命运”倾注了最深切的关怀，命运有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人的奋斗和自修自悟也有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

生活依然复杂，生命依然昂扬，奋斗依然坚韧，小说冷静看待“命运”，既相信命运、热爱命运，又努力改变命运、改变自己的社会关系之和。我写“人世间”热气腾腾的生活，更写人内心深处刻骨的孤独；写人与人的爱恨情仇，更写人与自己相依为命。同时不断在小说中构建一个“善好”的空间，这个空间既是伦理上的，也是生命境界上的。

李敬泽说过，对文学创作来说，这是真正的难度所在：这些年来，文学解构伦理是容易的，而建构，太难。我愿意迎难而上，保持我们这个时代对善好的想象。

对金钱和财富的无止境的贪占心是可耻的；倒是方婉之和李娟们那种平凡而有尊严地生活着的人，在我看来，有着成为优秀“新人”的潜质——起码相对于各自的上一代人是“新人”。

向方婉之学习！

向李娟致敬！

《我和我的命》（节选）

我突然将他抱住了，泪如泉涌，像我二姐的女儿抱住我那么突然。

我这仅仅比我小两岁的外甥，是我来到世间以后第一个主动“亲密接触”的亲人，尽管他不姓何，姓别的姓，可他终归是我可怜的大姐的亲儿子啊！我的主动反应，不仅因为我和他都是孩子时一块儿捉过泥鳅，还因为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线希望——我的下一代亲人或许比上一代亲人活得强一点儿的希望。

十年后我又回神仙顶，其实是想要亲眼看到这种可能性啊！只要让我看到了，我和他们今后仍无来往，各过各的，那我也会感到不虚此行。

如果亲人多多却又都活在贫穷之境，那么此种亲情除了是一个无力相助之人的不幸，还会是什么？

如果亲人们都生活得无忧无虑幸福平安，那么老死不相往来又有何妨？

我第二次“回访”神仙顶，其实是要见证一份让自己人生安心的根据。我自幼受宠惯了，太承受不住前种不幸了。

直到那时，我才想起我挎包里有东西，才有点儿明白二姐与我说话时，为什么时不时地看我挎包，好像希望我把手伸进去。

我告诉杨辉，如果他想给我写信，可到他二姨家问我的通信地址。接着从挎包中取出三个信封，交代他给他姥爷一个，给他二姨一个，给他父亲一个。信封里的钱数目相等，都是三千元。在二〇〇二年，三千元不是小数目，据说贪污了三千元公款的人，即可判五年左右刑期。对于农村人家，三千元有时是足以解危救难的。对于我，一下子拿出九千元钱白给别人，也是要下很大决心的。须知那时我还从没挣过一分钱，花的都是父母的钱。倘若“校长妈妈”和于姥姥没给我留下钱，我就是有那份给的心也根本没那份给的能力。

我之舍得，是为了断。

我太怕自己成为一个有不少穷亲戚的人了。坦率说，怕极了。

我不愿承认神仙顶的一个老男人和一个精神不正常、一个颇有心机的中年妇女以及她们的下一代与我有亲人关系。

我想用九千元问心无愧地将这种令人烦恼的关系来个一刀两断！

我独自向前走时一次也没回头。

我估计我的大外甥肯定在目送我。

我差点儿就转身向他摆摆手了，但超乎寻常的理智制止了我。

夕阳西沉。时值仲夏，四周景色甚美。中青年人几乎都到外地打工去了，留在村里的人口少多了。有的人家只剩老人和孩子了，用柴量有限了，烧一抱庄稼的秸秆就够做顿饭了，山上的花树不太有人砍了。而且，对山林的管理也严多了，包括花树在内，砍了要罚款的。经过几年的保护，神仙顶四周又是山花烂漫的风光了。在那么美的自然环境中生活着几代被贫穷压迫得气喘吁吁的农村人，这种反衬使我觉得我眼前所见如梦如幻特不真实。虽然我二姐当面对我说“生活好过了”，但神仙顶的变化与玉县、与临江、与贵阳这些大小城市的变化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三座大中小城市的变化几十年间如果用“日新月异”来形容，那神仙顶的变化就如蜗行，而且体现为各家各户小打小闹的“折腾”。

我的第二次神仙顶之行，不是寻根，宛若寻根，使我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发展现状的差距之巨大。

我对我的“根”居然毋庸置疑地在神仙顶这一事实，内心充满无可奈何的惶恐。

我怀着此种惶恐回到了家里。

我在家里撞到了令我愕然的一幕——在书房，在台灯的光照之下，我养父坐在椅子上，他跟前站着一个和我“校长妈妈”岁数差不多的女人——他搂着她的腰，将头偎在她怀里；而她的一只手，轻轻爱抚着他的头发，另一只手放在他肩上。

门被我推开那一刻，我宁愿自己是瞎子。

我养父紧跟着我进入了我的房间。

我冲他大喊：“你出去！”

他正色道：“不是你以为的那样，明天我再向你解释……”

“你最好永远也不要向我解释！我不听！”

我的喊声反而更高了。

“她是你妈妈的好友，是我和你妈妈共同的朋友！……”养父的声音也高了。

“那更可耻！”

“住口！你没资格妄加评论！”

他的音调都变了。

他恼羞成怒了。

“资格”二字，使我顿时冷静了。

我拒之千里地说：“我要睡了，请离开我的房间行吗？”

他呆呆地瞪我片刻，掼门而去。

半夜，我拖着拉杆箱离开了那个我生活了二十年却自认为已没“资格”再当成家的地方，住到了玉县一家最好的宾馆。它是养父替玉县融资，请人设计，在二〇〇〇年建成的。同年我上了大学，拉杆箱是他给我买的。除了那家宾馆，别的入住之所可能都会有人认出我是谁，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和议论。我在玉县的知名度太大了，并随着他的政绩而日增。除了他给我买的拉杆箱，我也再无出行用物。

第二天一早，我往家里打了次电话，请养父原谅我昨晚的冒犯，告诉他我情绪平定了，要直接回学校去了，请他对我放心。

他也因昨晚对我的态度缺乏耐性做了自我批评。他说那位阿姨不但是我“校长妈妈”和他共同的朋友，而且还是“校长妈妈”和他的证婚人。因为我小孩子不了解的某种“历史原因”至今未嫁，而我“校长妈妈”生前经常当着他和那位阿姨的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哪天我走在子思前边，你可要替我照顾他。”

养父的解释听起来像小说情节。

我说：“爸，你们大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令我感动，我再也不会说三道四了。”

他听出了我并不怎么相信，又加重语气说：“你‘校长妈妈’也给我和那位阿姨留下了遗书，你再回来我可以给你看。你不要因为你的‘校长妈妈’不在了，就觉得这里不再是你的家了，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我说：“爸，我明白。”

实际上，我确实认为那个令我眷恋的“地方”不再是我的“家”了。

怎么还会是我的“家”呢？

我再回去，那地方多了一位以前从没见过的阿姨已够使我感到别扭的了，倘若以后再多了那阿姨的三亲六故，叫我如何处理那种关系，情何以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