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闹钟叫起来搬砖的孟浩然，写不出春眠不觉晓

《春曉》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都说王维的诗像画，其实孟浩然的也像，这一首读来就是逼真的画面：春日拂晓诗人还没起床，鸟儿已经在四处鸣唱；诗人回想起昨夜风雨交加，不知道窗外是否已是落花遍地。若要就此绘一幅水墨画，尚未落笔而情境已在目前。

但诗人并未睁眼去看。第二句的“闻啼鸟”，是听觉；第三句的“风雨声”，仍然是听觉。春眠不觉晓是意识，花落知多少是推测，四句二十字没有一个字用眼睛看，但偏偏就能制造身临其境的画面感。孟浩然在通感修辞上的炼字造句，真是绝。

四句诗是一个渐进的层次：第一句最先醒来的是意识，即便未曾睁眼，也知道一宿睡眠将尽；第二句跟着醒来的是听觉，鸟鸣声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耳朵里；第三句继续醒来的是记忆，昨夜风疏雨骤浓睡不消残酒；第四句最后醒来的是思绪，既然风雨交加，不知花在风雨下零落几许？四句写完不必睁开眼，而视觉已在留白处即将接踵而至。

但孟浩然虽然写的是睡醒，却不仅仅是为了写睡醒。就像他虽然写啼鸟、写落花，但目的并不是为了展示诗里有植物也有动物的生物多样性。

诗句越简单，解读的可能性往往就越多。关于《春晓》的主题，至今众说纷纭。有说悲春伤春叹春惜春、像屈原一样“哀众芳之芜秽”的；有说表现诗人内心喜悦、爱春天更爱自然的；有说以啼鸟喻谗臣小人猖獗、以落花喻自己怀才不遇的；有说以漠不关心姿态表现出世隐逸的……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以上或许都有理有据，但既然无法穿回唐朝专访作者本人，那还是只能从诗本身去找答案。幸好只有四句二十字，一眼即可看尽。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说写的是一派莺歌燕舞的明媚春光，应该不成问题。鸟啼声是大自然的乐声，也是春之声。啁啾起落，远近应和，有鸟声处即是有春光处。处处闻啼鸟，则眼尚未开、身尚未动，而处处已春色无边。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说写的是风雨之下花落春尽的景象，应该也大致无差。风起雨降、啼鸟无踪，春之风流都被雨打风吹去，只剩一片残红满地。花犹如此，人何以堪？难免感叹韶华易逝、流年易换。

春来春去本来寻常，但孟浩然不同寻常的，却是时间的反向跳跃：至关重要的“夜来”二字，直接把春尽提到了春光之前。今晨之前的昨夜风雨，在催生雨后更明丽春光的同时，就此埋下了春色凋零的伏笔。春之灿烂与凋零、繁华与落寞、高潮与低谷、鼎盛与颓衰，就如此被孟浩然凝成一枚硬币的两面，一如“不觉晓”其实是已觉、“知多少”其实是不知一般。

春来之后写春逝，人人都可以；但孟浩然却能把春逝同时放在春绪正浓的前后，造就两者既循环无尽又交织为一的意象，实在是天才的神来之笔。以诗说理不难，一堆宋诗都擅长说理；但寓理于情、交融无痕偏偏又平易浅近、自然简单，如同花落水上荡开一圈涟漪，却是知易行难。

所以刚开始读诗的儿童们多半不知：读起来没有生字的这首《春晓》，其实是处在最巅峰的唐诗之一。

还可以多说一点关于春眠。对于睡觉，儒道两家的观点天差地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当然不肯把积极进取的时间浪费在被窝里。在《论语》中，孔子看他的弟子宰予睡午觉，痛心疾首地训斥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而在《庄子》中，徒孙啮缺向师祖被衣问道，被衣还在讲，啮缺居然就已经睡着了，但被衣不是大怒而是大喜，“行歌而去之”。

在儒家看来，明君贤臣优秀青年不是宵衣旰食、就是夙兴夜寐、甚至夜以继日，绝不肯在床上虚度光阴。但在道家看来，睡眠乃是人的天性，睡不到自然醒是异化的表现。孔明没给刘备开门之前咏叹“草堂春睡足”，嵇康拒绝出仕第一条理由就是“卧喜晚起”，逍遥自在来自于充分的睡眠，睡够了才有好状态去搬砖。

但终于是工作狂的儒家成了主流。尤其在进入工业时代之后，闹钟声大规模取代了啼鸟声。现代社会需要按时起床、按时上班却不保证按时下班、按时上床，于是熬夜和贪眠造就出恶性循环。每天闹铃叫醒之后，往往都是最慌张忙乱的时段：打卡不等人。

忙乱杀死了闲暇。孟浩然隐居鹿门山，在一个春天的雨夜清晨听到啼鸟欢鸣，半睡半醒之中灵感忽然凭空而至，于是有感而发一首《春晓》。在高大上的长安城中，文武百官亲历着同样的春夜风雨，但却是因为他们凌晨两三点就梳洗上朝——诗不可以没有闲暇，但做官可以。

于是无论古代现代，睡眠都成了一种隐形的奢侈，天天自然醒的生活如同做梦。春天的雨水能淋湿花朵，却淋不湿按部就班的千万个闹钟。如今无数的我们睡意未尽、挣扎起床、眼泡皮肿、出门搬砖，既无暇体会节气的变幻，更加想不起熟到能脱口而出的孟浩然。

主要参考：

李雁《外面的世界——孟浩然别解》，《语文建设》200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