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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克扬:乐游原上见长安

2021-02-19

编者按

对于古代长安的诗文描述中,“望”长安,是经常出现的意象,或曰一种文学的动作。这和长安城的历史地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乐游原的存在,更是在地理意义上给文人墨客、鹤怨猿惊提供视角上的支持。唐克扬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地理感,在历史纵深中配以诗性的遐想与表达,成为这篇包含城市、地理、历史、文学多种元素的文章基调。

乐游原上见长安

文 | 唐克扬

(《读书》2020年12期新刊)

你能想象吗?从渭水之滨到城北的龙首原,由龙首原到城南的少陵塬,再从少陵塬一路升起,直到那座堪称中国文明初期舞台的“南山”,长安,绝不是一座缺乏地形的城市。可是,今天这样的长安看不见了,人工构物的尺度压过了城市人可见的地表起伏。要知道,这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细节,高下之分,实是这座城市记忆的核心部分。至今,你走进老城内的回民巷子,那些未经触动的地面还记得住最初的长安。

想想你曾经能看到的吧,八水环绕的整座城市,又横贯六道高岗,宫阙房舍,雕刻在被附会为易经“六爻”的长安风水里。曾几何时,在高巍处点缀着朱门青琐的亭台,雕栏玉砌的宫阙……这样莽原上的城市经验,一路延至画里锦屏般的终南。在这样的城市里,墙该是直的,院落造成方正的,一切本都中规中矩,可是起伏地面上的人看不大见这规矩,只要抬脚,只要行路,就会遭遇各种各样的起伏:让人喘气的梯级,曲折迂回的坡道。

对于长安,风景和建筑是一样重要的,甚至更为重要。“城市”——城墙的“城”,和少量像“市”那样集会的场所,只是粗放的人工概念,它并不能比拟于造物的胸襟,人在大地上所刻画的坊市、宫禁、街衢的线条,至多,只是这雄浑躯体上的文身而已。唐诗的作者们俯瞰城市时,除了棋盘般的城市网格,应该还会看得到更立体的黄土梁洼的地貌,一道道大致西南——东北走向的岗梁,构成了城市显著特色的底面。岗梁的坡度不会随着城墙的边界而终止,长安的行政区划——东西各半的万年、长安两县——所统领的区域,也跨越人所设定的边界。

唐长安探测复原图(来源:陕西省博物馆编,《西安历史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

纵使人事,也不曾一刻离开“自然”。地形的陡峭处不过五至十度,大多五度以下,较之真正的山地算不了什么。在本该地平如砥的城市里,一切却曲回有致。洼地下聚为水景,小坡上高踞着园墅,最高处又有局部的下凹,再形成曲江那般的湖泽。如此高高低低。坡度向外向内侧降,或是卑下处外高内低,从山顶到山麓的山脊连线凸起,“分水”,造就了微小的“流域”和草木风貌,山脊间是“集水”处,两山间形成鞍形分布的便道。城市人有了比“大道”和“狭斜”更复杂的行动逻辑,即使在里坊内部,也常要翻山越岭。

城市的极暧昧处,不需要尺规绳矩规范意义,崎岖不平更不适合做宅地。一些极为特别的起伏,甚至在历史上留了名姓——比如《资治通鉴》和《新唐书》中都见载的“狗脊岭”,长安极重要的刑场,大概是地势形如狗脊(一说长满“枸杞”)。这些所在意义自明,简单的横平竖直失却了意义,卉木葱茏,既为行人提供了荫蔽,也增强了广义的“地形”。

高亢远僻,理应不是凡人家,是神明所居,同时远离了长安人可理解的日常,这里,“省史嫌坊远,豪家笑地偏”(白居易:《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这里,“率无宅第,随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宋敏求:《长安志》)。这样的长安虚实相间,使得它“面积比罗马大七倍”的城市数据,打了大大的折扣。但也让它最不易探索的这一部分,充满了未知的神秘。

它是那些自居世外高人,却也在这大城里讨生活的人最合适的地址:“桃源一向绝风尘。”(王维:《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

唐人的长安经验添了不同的层次。“望”这个词不断地出现在长安诗的诗题中,也和最基本的人类观感相联通——“望春台”“望城”“望晓”……“望”除了地形自然所致,还有人工构筑物的层次。魏晋以来,中国城市里固有的“高层建筑”,受到了外来宗教思想的催发,在长安,它们也演绎出了空前的意义,向上,向下。

首先是佛塔。唐代城市的佛寺虽没有打破北朝洛阳宗教迷狂的垂直记录,但是,长安城甚至是个更为立体的情状,立体处,在于建筑叠加在地形之上。著名者,就有大庄严寺塔和大总持寺塔,是在城市西南角相对低下的角落,用人工补益自然。这两座木塔都是宇文恺的规建,“……木浮图,高三百三十(尺),(周)匝百二十步……”(韦述:《两京新记》),“驾塔七层,骇临云际……举国崇盛,莫有高者”(道宣:《续高僧传》)。伽蓝大盛,除了高度,还有数量和质量,仅仅我们知道的,就有静法寺塔、赵景公寺塔、青龙寺塔……即使在今日,也还有俗称的大雁塔、小雁塔保存下来。

青龙寺考古发掘现场及平面图(来源: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西安工作队,《考古》,1974年第5期)

与高度呼应着的,是豪强者自己的“高层建筑”观念。那向上飞升的欲念,并不拘于佛教思想,而也是中国人自己神仙思想的再认识,它们不只是绝尘而去,也点化了人间无数。这景窗或平地而构,或居高临下,它打开了一幅新的城市画面:

两朱阁,南北相对起。借问何人家?贞元双帝子。帝子吹箫双得仙,五云飘摇飞上天。第宅亭台不将去,化为佛寺在人间。妆阁伎楼何寂静,柳似舞腰池似镜。花落黄昏悄悄时,不闻歌吹闻钟磬。

掌握着城市画面“开关”的人,并不喜人们由高处望见禁中,有能力建设高阁的也不大会是庶民,该是“帝子”。他们写的“看的禁忌”的历史,就和眼睛赋予人们的自由同样久远,像北魏洛阳城的永宁寺塔,能登上高塔眺望的就绝非凡人。在白居易《两朱阁》中,提到了神秘的、贞元年间并不存在的“平阳(公主)”,提到她侵夺了比屋齐人的宅地,暗示了她非同凡响的出身。可是,长安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岗上的,岭原和洼地之间天然的高差,全城远为复杂的视线关系,使得不许肆意观望的禁令殊难执行。在长安,登高赋诗成了当然的传统,也属于普通文人(岑参:《登总持阁》):

高阁逼诸天,登临近日边。晴开万井树,愁看五陵烟。

槛外低秦岭,窗中小渭川。早知清净理,常愿奉金仙。

登高者也须得借“高度”寄寓,没有道德背书的飘飘摇摇,容易成为白居易那样的诗人讽喻的对象,但是,揶揄罢了,诗人们也意识到将有两种不同的长安:眼前的和想象中的,登临的意义远不如登临本身更美妙。高岸的城市现在匍匐在脚下,那青天倒像是触手可及,“迫近”日边之际,造物看上去像是模型,原本具体的世界虚幻了,“清净理”却得到了形象的说明,抛却人间烦恼而“奉金仙”的念想,让每个人,哪怕是边塞诗人著称的岑参,不能不油然心动。

马蹄寨,民国时期测定的西安地图(来源:作者资料)

“长安”有不同的“看法”,不只属于一种“望”。不像另外一些著名的都城,长安是充分立体的,不仅是仰视,也还有俯瞰。它将尘世的眼光拔向半空,不只是一种高处临风的快感和满足。《世说新语·夙惠第十二》早已说过这个著名的故事:长安和太阳,哪一个更近,哪一个又更真实?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便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日下”成为天子居处的代称。“长安与日孰远”,提出了一个有关真实的悖论,同时也是隋唐长安城的实情。法国思想家德·瑟托(De Certeau)有关摩天大楼的分析,在现代之前竟也是适用的:高处超脱,历历如画,画却不着边际,人在城中不见脚下;低处属于浊世,“长安不可见”,但催促着人世间实在的行动,需要直面眼前的生活。还是总持阁上的岑参,他知道,后一种长安,“只在马蹄下”(《忆长安曲二章寄庞催》):

东望望长安,正值日初出。长安不可见,喜见长安日。

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明日归长安,为君急走马。

长安,到底是在天空中还是地面上?通往如日中天的长安的道路,竟又是在“不可见”的长安的风尘中,能令“素衣化为缁”。在两种长安无意识的转换中,哪怕不世出的天才也会着了道儿。如李白,听到一点长安的风声就得意忘形:“……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其实,他在君王的眼中不过是一个文学弄臣,地位无足轻重,但他,却总好像已看到长安在那里——“山就在那里”,诱惑着他去为之奔走和登临,“望见”而喜,复又下山“走马”,一次次,在由天空向地面的坠落中感到幻灭。

吕大防,《长安图》残石,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五月五日知永兴军事吕大防主持绘制

读历史的时候,我常有那么一刻,在简略的行传里看到了具体的画面。那一刻,即使普通的诗句,也立刻变得莫名生动,令人震撼了。有唐一代,有多少名臣和名人,曾经看见过我想象的这些画面?在这些画面和即将采取的行动之间久久徘徊,他们一定也产生过这样的疑惑:到底什么才是长安?

在遥望神京的时候,这座城市是非人化的,所有姓氏、头衔、地址都不过是些无生命的名目,就像天边虹霓那般虚无缥缈;而起伏的地形,苍虬的风景,使得它有了具象的筋肉,更像活生生的躯体了,如果你真的在半空中俯见它,它像一个沉睡的,但是随时都会醒来的巨人——是一个中古时代的“利维坦”。

——而它一旦醒来,所有人的命运都会为之改变。

唐都长安遗址大观(来源: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东洋文库,1933年)

你已经知道,有着三维形状的长安,不仅仅是在城南城北的原上,在蓊蓊郁郁的大山中,另有一座“山”,就在城墙内,在长安人沉睡的身下,在他们每日的足迹中。

今人以为的“乐游原”,海拔高度四百六十七米,宽度两百至三百五十米,长度约三点五公里,相对高度大约有二十七米,相对两边有着十至二十米的高差。它是长安所谓“六爻”地形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中,最可辨识的长安的起伏:“北枕高原,南望爽垲,为登眺之美。”(宋敏求:《长安志》)

马正林绘制了《唐长安六坡地形示意图》,借助现代的测绘技术,可以用西南——东北的等高线走向,精确地表达出“六爻”的形状,也就是附会周易卦数的六条高坡在城内的具体走向。即使现代人已经极大地更动了西安城的地貌特征,显著高起的这六条高坡,部分依然清晰可辨。

从大雁塔折向东北去,地形一路高走,马路两侧的围墙墙基只能是斜线,立交桥下往往还残留着挖剩的土岗,机动车道也有显著的上坡。马正林口中的第六高坡,是大名鼎鼎的乐游原,它以东的高地,均达到四百五十米的高程,在唐时也是一个尊崇的所在,有白居易、顾况、牛僧孺、空海、钱起、李绅等名人居住,有祆祠、旧诸王府、寺观、旅舍、酒楼……的靖恭、宣平、新昌、升平、升道……诸坊,皆在乐游原上(畔)。

大雁塔东侧的现代唐风园林,西安唐华宾馆,作者摄于2009年

考虑到城内里坊的存在,在高下中的游赏如何和城市的逻辑重叠,冲突,依然是个有待思考的谜题。尤其“乐游原”并非小地名,它究竟是在什么地理范围内?是指一片区域、一种地貌还是一个地点?《任氏传》中提到昏黑中在“乐游原”行走遇见狐仙,想必山路偏僻人烟稀少。景观地形曲曲折折,道路不必遵循更中心的城区里十字街、十字巷的规律。尤其到了王朝后期,和十丈红尘的繁华城北相比,这里一定还是拉开了不小的距离。

沿着帝王面南的视线,这里可以看到真正的“自然”,为皎然这样的修行者所喜。冬日的凌晨,他披上破烂的冬衣,径登上古原的高坡,写下“雪霁山疑近,天高思若浮”。

实则“乐游苑”在汉代已留名,上有乐游庙,历史悠久,不是单纯的自然。有往鉴时忧在,诗僧的“清眺”变得不那么单纯。汉代的城市远郊,在唐代已经是城内或者近郊,比如汉宣帝的杜陵,现在也是城市人就近的游处。于是,唐代里坊的格栅叠压巨大的岗原,也是新朝政治立足于另一伟大帝国基业的废墟上,空间的景观,亦呈别样的历史意味。豆卢回的《登乐游原怀古》不知写于何时,但是“昔为乐游苑,今为狐兔园”,气息是中、晚唐的。这首诗表面只是怀古,但是托志汉宣,似又别有怀抱:

雄图奄已谢,余址空复存……朝见牧竖集,夕闻栖鸟喧。萧条灞亭岸,寂寞杜陵原。幂詈野烟起,苍茫岚气昏。二曜屡回薄,四时更凉温。

“天道尚如此,人理安可论?”连接着当下和过去,同时看见人事和自然,乐游原就像是长安城的一面镜子。它既可以是一处清幽的去处,神明所居,也处处沉积着历史的灰尘,在苍凉之中,兴亡的秘密时隐时现。事实上,叠映在唐代长安上的汉代长安的影子,时时被诗人们用来抒发他们对现实的惶惑失落,“武皇”“宣室”其实都是指的当代,两汉长安、洛阳的惨烈结局,也就是令隋唐帝国的统治者感到不安的。

在这种情形下,登上乐游原所看到的事关重大。题为《春望》《晨望》的,不总是爱好诗歌的僧人自己的雅好,从乐游原上的哪一点顾盼,取决于你想看到什么。观望朝堂,无非是政事清明的气象,“爽气朝来万里清,凭高一望九秋轻”。凤沼、尧天、山河、四野、万户升平,居住在乐游原上(畔)的大历才子,顶多是有一点小牢骚而已:“遥想青云丞相府,何时开阁引书生。”(钱起:《乐游原晴望上中书李侍郎》)。政治正确的、“识趣”的自然观,应该是张九龄《登乐游原春望书怀》这样的,从于所从处,归在当归时:“城隅有乐游,表里见皇州……”——虽然伤怀于桑榆晚景,因为无边的清光和喜气令得“凭眺兹为美”,他也将安然回到最终的那个时刻里:“豹变焉能及,莺鸣非可求。愿言从所好,初服返林丘。”

——皎然上原头看日出雪霁,原本是夜与昼平和的分手。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类登高望远的诗歌,开始沾染挥之不去的暮气了,字里行间,藏着一分隐隐的讽怨,一般人不易察觉的。乐游原上,是和秋天联系在一起了,沐着西风斜阳。

再登乐游原是在辞别之际。不顾脚下的长安举目四顾,杜牧已将他的视野扩展到了整个秦川,他望得更辽远。在《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中,他借乐游原上的眼光和长安作别,似乎也是和整个世界作别: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喜好佛理应属托辞,清平、无能之类的也是反话,杜牧这诗里有多少的愤懑和未尽的心曲?无法在这里详考。只是,我一直诧异,在长安城内不过三十米高的岗原上,怎么可能望得见一百多公里之外的昭陵?要知道一个人的视力极限也就是三公里左右,在这个离上,天气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至多可以分辨出一辆汽车的头灯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但是再超出这个距离,一切都只是“感觉”——“我看到了(?)”。

宫门树,作者摄于2004年,大明宫遗址公园建设中

事实上,这里的“望”绝非简单的“看”。至少,杜牧知道,昭陵确实是在那里,它建在长安西北方向的九嵕山上,虽然不能确见,但是它是那个方向的制高点——想,也想得到。李世民以山为陵,选择了其中最巍峨的一座,使得小者事大的昭穆秩序不可动摇。“望京”确实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京”本意也是“大者”,在京城的周边,乃至外州县建立“望京”这样的建筑,既反映了统治者的意志,也培养了出外宦游的官吏“恋阙”,也就是眷慕权力中心的情绪。“望京”和远望昭陵先烈方向不同,却意义一致。因此,一步两回头的“望”(“西北望长安”)不仅是视觉经验,也不限于寻常商旅行客的意绪,而是古代政治思想在空间上的实践——是永恒的“长安在别处”。

回到盛唐,帝国的统治者们严控在长安入籍者的数目,即使权臣想在神京建立家庙也极困难,因此万山之外不见长安也是平常事。但另一种更为深刻的含义,只是在唐朝剩下的时间里才慢慢浮现:自有“长安”这个意味不凡的地名以来,也就有对它深情而怅惘的回望,它其实是以此著名的——尤其在三百年辉煌结束以后,在长安以外的地方看长安,看不见的长安,实则构成了另一种“长安”,或者准确地说,对“长安”无尽的想象。

——“乐游原上见长安”(张祜:《登乐游原》),是和“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异曲同工的,难道乐游原本身不是长安,抑或城市里别的地方就看不见长安?实则,对于惆怅的游子而言,乐游原并不仅仅是长安的一部分,乐游原加上它相望的地方,才是长安的意义臻于圆满之处。

今日乐游原,作者摄

在乐游原上“望昭陵”,是望向长安开始的地方。杜牧于宣宗大中四年(八五〇)调离长安,到吴兴(今浙江湖州)任刺史,他“把一麾江海去”的时间,太宗去世已经整整二百年了。唐朝(六一八至九〇七)立国的时间还要多出三十年,除了不具有可比性的三代(夏商周),已经超过了包括两汉(各两百年左右)在内的前代王朝。正因为如此,不可预期的灾祸的莅临才令人忧心忡忡。

“昭陵”,也是长安的意义神秘的起点,所有的心事都可以向它诉说,未卜的前程也可以在那里获得某种慰藉。只要你能在乐游原上“望见”。

* 文中图片未注明来源者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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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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