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敦煌学发展的真实画卷

【图书评介】

当代中国敦煌学发展的真实画卷

郝春文等著《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简评

作者：刘进宝（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由郝春文教授主持撰写的《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作为“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了，这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敦煌学学术史专著。通读全书，笔者认为该书具有许多新的特点。

作者对中国敦煌学史提出了新的分期，即将1909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定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敦煌学的兴起及其研究领域的拓宽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敦煌学稳步发展，同时港台地区的敦煌学异军突起；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为第三阶段，这是敦煌学迅速发展的时期，作者将其定义为新时期的敦煌学；2001年至2019年为第四阶段，这是我国敦煌学发展迅速并开始转型的阶段，作者称之为转型期的敦煌学。这样的时代划分可能仍有值得完善之处，但比起以前的敦煌学史分期，应该更符合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脉络和时代特点。

关于敦煌学的概念，周一良、姜亮夫、林家平等都曾有过讨论。1988年，笔者也曾提出“所谓敦煌学，就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郝春文认为这个定义比较准确，但不足之处是没有突出敦煌学的交叉学科特性，并从这一角度对敦煌学的概念或定义提出了新的看法。他指出，敦煌学是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地理、社会、哲学、宗教、考古、艺术、语言、文学、民族、音乐、舞蹈、建筑、科技等诸多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这个定义既包括了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及所涉及的学科，也强调了其学科属性为新兴交叉学科。

关于学术史的撰写，可能会有不同的标准、体例和要求，郝春文将其归结为四种：一是目录式，即将所有成果都列出来，并有简单的提要介绍；二是介绍式，即简要说明所列论著的具体贡献；三是学术史式，要分析所涉及论著的成就、特点和不足，力图展示该论著在相关研究历程和学术脉络中的地位；四是学理分析式，即在具体分析相关论著的基础上，从理论和方法层面分析考辨写出高水平成果的原因和路径。他认为，自己的这本著作“大约可以介于第二重和第三重境界之间。但有的部分也曾试图接近第四重境界。”的确，这是一本能够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在认真研读大量敦煌学论著基础上，力图从学理上分析，并将其置于学术史层面来展示敦煌学研究成绩、不足与发展方向的著作。如关于石窟艺术的研究，如果说前几个阶段我国学者的研究重点是解决敦煌石窟“是什么”的问题，现在则是要解决敦煌石窟“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作者强调“转型期有关中国敦煌学家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以介绍居多，对相关学者的学术地位、学术价值、学术理路以及取得成就的原因等方面的分析，尚待加强”。在敦煌乐舞艺术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敦煌的曲谱、舞谱的探讨，自日本学者林谦三之后，郑汝中、庄壮、陈应时等都对敦煌曲谱进行了解读，尤其是叶栋、席臻贯对敦煌曲谱的“破译”，曾引起轰动乃至争议。该书在考察国内外研究状况后指出：“国内外有关敦煌曲谱和舞谱的‘破译’虽多，但因敦煌曲谱舞谱中表示音节、韵律和动作的语言和符号没有留下时人的界定。所谓‘破译’全凭破译者个人的理解和猜想，所以诸家‘破译’结果往往差异很大，难以取得共识。”

敦煌文献是敦煌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整理、释录敦煌文献，使其能够被一般读者或学者方便使用，是敦煌学界的重要任务。从目前来看，敦煌文献的校释整理主要有三种范式：一是张涌泉策划组织的《敦煌文献合集》工程，即通过全面核查，将所有汉文佛经以外的敦煌文献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进行整理，在分类、定名、缀合、汇校的基础上进行释录。二是郝春文策划组织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即按馆藏流水号对敦煌文献中的非佛经文献进行释录，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遗漏，也弥补了分类释录的不足。三是按分类校录的办法对某类敦煌文献进行汇校释录，如《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等。虽然敦煌文献的整理刊布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还有许多重要工作尚待完成。对此，郝春文指出，敦煌文献的图版需要升级换代，即要用高清彩色图版或红外摄影图版替换原来的黑白图版。当然，这既需要国际合作，更需要敦煌学专家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

到20世纪末，中国学者完成的分类校录本已经涵盖了敦煌文献的重要方面，同时在敦煌学研究的许多重要领域都出现了总结性或开创性的论著。由此本书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际敦煌学多数前沿制高点都被中国学者占据了，完全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需要加强或努力的方面还有不少，正如作者指出，“从整体上看，研究比较深入、比较全面的专题还不够多，许多方面有待加强，不少方面有待展开”。如归义军的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研究相对深入，但佛教史、社会史和文化史还需要投入力量。又如在民族文字尤其是死文字方面，需要加强发言权，而敦煌学经过百年发展之后，在研究范式、重点、内容等方面都遇到了一些困境，“这种困境也推动了很多学者深入反思敦煌学的转型”。但何谓转型，如何转型？则是中国敦煌学界不得不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8日 14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